从高校辞职前，我提醒学生警惕抖音博主煽动仇日

在辞职之前大学教师生涯的最后一学期，我给2020级历史专业学生上《世界当代史》这门课。

有一次，在讨论到日本问题的时候，我说，对待历史，理性的态度应该是，记住历史，放下仇恨；展望未来，共建和平。

有一个学生说，他不同意我的观点。

他说，他也不想活在历史恩怨和仇恨之中，但是，现在的日本人实在是太坏了，让他不得不恨。

我问他，现在的日本普通老百姓，到底坏在哪里？

他搬出了自己的论据：前几天，他刚刚看过一条抖音短视频。博主在日本街头采访了十几个日本人。这些日本人全都表示，自己很不喜欢中国人。既然日本人恨中国人，中国人为何不恨日本人呢？

我说，在现实生活中，你接触过几个日本人？

他说，从未接触过。

我说，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说说，我接触过的一些日本人。

第一次接触日本人是2001年春天。当时，我在厦门的一家台资企业上班。

那一天，公司来了一个日本客户。他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那天中午，总经理让我陪他到外面逛了逛。我不会日语，他不会中文，我们之间只能用简单的英语交流。

某一刻，细腻的我，突然发现，他做了一个让我十分费解的动作：烟抽完之后，把过滤嘴摘下，放进牛仔裤口袋。剩下的一截烟头，则扔进垃圾桶。

我实在不明白，都扔进垃圾桶多省事呢？为什么要刻意分开？

他的回答是：烟头是烟叶做的。把它扔进垃圾桶，填埋之后，它会很快降解，变成土壤的一部分。来自自然，就应该回归自然。而过滤嘴属于化工制品，填埋之后，只会永远滞留在土壤里，影响土质。日本有专门处理过滤嘴的环保机构，他要把它带回去，不能让它留在土壤里，影响土质。

那一刻，我万分惭愧：日本人到中国来，竟然如此爱惜中国的环境，我们自己呢？

2018年7月，我第一次独自到日本旅行。

抵达日本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从大阪机场坐高铁到达酒店附近的地铁站，刚刚走出车站，我一下就晕了：到处都是我看不懂的日语招牌，而且日本人大多数无法用英语交流。据说日本人的英语比中国人还差。

我打电话到酒店，根本听不懂前台说的酒店地址，我也无法告诉他们，我到底在什么位置。

整整一个多小时，我如无头苍蝇般到处乱转，仍然找不到北。

我想打出租车，又舍不得花钱，因为日本的物价，相对于中国，实在是太高了。打个出租车，随便就得花个好几百元人民币。

已经晚上十点半了，大阪街头的行人慢慢少了，越来越感到茫然无助的我，突然想起，何不把酒店订单截图下来，给日本人看。让他们帮忙打电话，告诉酒店我所在的位置，让酒店过来接我呢？

此时，一位五十岁左右的日本大叔路过。从白色衬衫、深色西裤、黑色皮鞋这一日本职场人士典型着装看得出，他刚刚下班，正在赶回家的路上。

看到我求助，他马上停了下来。他不会说英语，看我大包小包，加上一脸的焦虑，一下明白我是在问路。

他二话不说，接过我是手机，看了截图上面的地址，然而，拿起自己的手机，给酒店打了电话。

问清了地址，他担心我找不到路，用手比划着示意我，他带我到酒店。

7月的大板，天气炎热如火。在陪我走向酒店的路上，我似乎能听到胖乎乎的大叔身上的每一块肉都在颤抖，汗水不停地往下滴。

走十几分钟之后，晚上十一点，他才把我送到酒店。

我一个劲地用简单的日语给他道谢，并提出与他合影留念。他摇摇手，笑眯眯地拒绝，继续赶路回家。

从酒店走到地铁站要将近二十分钟，不知道他是否错过了末班地铁。

在大板街头，我经常找不到路，往往只能求助路边私家小店。

有时候，我问路，他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走。这时，店家会毫不设防地把我请进柜台后面的房间，打开电脑上面的谷歌地图，搜出地址。

这还不算，他们会给我把地图用纸打印出来，并在上面用笔标出路线，在要去的目的地画一个圈。

在大阪那几天 ，我碰到好几位如此善良的店家。

有一两次，店家实在是搜不出来我所打听的地址，他们竟然会一脸歉意地跟我连声说几个“すみません（对不起）”，仿佛是他们欠我什么似的。

讲到这里，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他们发光的双眼预示着，他们封闭的大脑正在打开......

我继续说，我不否认，日本国内仍然存在一小撮否定战争罪行的极右势力。但是，极右势力和少数政客，不能代表日本所有普通老百姓。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讲完这些，我回到了学生提出的那个“日本人普遍恨中国”的抖音短视频的问题。

我提醒学生，那个视频一看就是经过剪辑的。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在那位抖音博主采访的所有日本人当中，但凡表示中日应该和平相处、世代友好的言论片段，都被他刻意剪掉。他最后所呈现给大家的视频，全部都是恨中国人的言论。

看了这样的视频，我们非常容易误以为，所有日本人都恨中国人。博主因此赚足了流量，因为人性的弱点之一是，煽动仇恨，永远比提倡和解，更容易博得眼球。

我反复提醒学生，现在的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一定要警惕自媒体上的战争叫嚣，那都是爱国生意。

告别大学讲台已经一年半了。回想起那九年的教学时光，最后两年被从副教授降为讲师的我，最感到欣慰的一点是，在上过我课的八九百名学生中，仍然死抱极端民族主义立场的人，可以说是很少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