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员工离世，再谈金融业高薪

近日中金一位年轻的女性金融工作者疑似轻生，为经济动荡中劳动者的飘摇生活再添一个注脚。这次事件能在网上取得大面积的同情和理解并不容易，因为事主并非普通劳动者，而是金融业的金领，在上海购置千万宅邸。

这位女士的遭遇，只是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金融业限薪令的一个缩影，一方面是首次公开募股（IPO）速度与规模下降，另一方面是商业银行净息差下降。再叠加行政权力的强势介入，多家券商、投行、银行都开启降薪。

以涉事的中金为例，最近就爆出人均月薪下降39%（东方财富Choice数据），到2024年一季度人均月薪降至3.5万元。但这个数额，在微博热搜依然引发很多不满，觉得3.5万元还是太高。

对金融业高薪的批评其来有自，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可以看作对金融家和“食利阶级”本身的反对，抗议他们领着高薪，却用自己的贪婪带来金融系统的危机，甚至在2008金融危机后全身而退。以个位数的百分比人口占有接近全部的社会财富，是社会不公的表现。

而在我国，则一直存在实体经济与金融的某种矛盾，实体经济被认为创造真正的价值，而金融业不过是把钱到处搬运，好像没有任何“创造”，不像科学家进行技术创新，也不像实业家提供真实的商品。在舆论中总有一种很“虚”的感觉。

所以这个事件，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探索这个问题：金融业为何高薪，以及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不公平”的情况。

01.

金融业有什么用？

在某种视角上，认为金融业不创造什么价值，用“虚”这个修辞，与长期浸淫在“劳动价值论”的某种教条有关。即只有真正创造了“物品”或“商品”，或者更原教旨主义地说，真正“改变了自然”的，才叫做劳动，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这个想法起源于基督教。基督教禁止基督徒从事放贷工作，而犹太人长期无法融入欧洲主流社会，不得不从事放贷与金融活动，久而久之财富积累，获得了对社会极大的影响力，引发基督徒的不满。

基督徒神学家阿奎那提出了“公平价格”理论，反对商品拥有过高利润。他认为在交换中，商品价格应该反映真实的“价值”，道德的价值只能来源于劳动。而金融业是劳动的附庸，并不直接参与劳动，如果还能从中获得利润，这种利润是“非道德的”。

《华尔街之狼》

这种劳动价值理论发展至今，成为今天批判金融业的主要视角。但其实这禁不起推敲，如果我工作效率高完成一个工作用了10小时，另一个人效率低用了20小时，他的工资就该是我的两倍。所以很明显存在另一个视角，不是劳动创造价值，而是商品和服务的效用就是价值。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科学家有了提高劳动效率的发明，后半辈子就可以不用再劳动，坐吃专利费过活。他提高了效率，进而可以创造更多效用。

金融业也是如此，总有观点认为金融业是“钱生钱”的生意。但只有当钱进入“资本回报率”高的地方，才会产生更多金钱，进入“资本回报率”低或者为负（例如坏账和破产）的地方，就会产生损失。

要理解金融业到底在创造什么价值，可以想象金融业也像一个买卖行业一样，一方面买入金钱，另一方面用金钱换成金融资产（债权、股权、衍生品），最后从这些金融资产与金钱的利差上获益。

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价格，一个是钱的价格，即“利率”，第二个是金融资产的价格，有一部分也体现为“利率”，例如贷款利率，有一部分体现为股权，例如企业股份的价格。

在一个社会里，“价格”是最关键的“知识”。猪肉价格上涨，说明猪肉需求大于供应，可能就要增产，如果这个价格不准确，增产后可能血本无归，对社会也是资源的浪费。金融业也一样，利率无法市场化，如房贷领域，价格并不能反应市场的供需，不仅可能导致坏账增加。这些钱本应该去更高回报的地方，结果全部卡在一处。

钱，或者说资本，对我们今天的社会非常重要，几乎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根据IMF的数据，从1995年开始，资本要素在经济增长中常年都是第一大要素，从2008年，各国进入量化宽松周期后更是如此。

在这个背景下，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对整体社会至关重要，不仅仅与经济发展有关，对社会稳定也举足轻重。举一个例子，作为社会福利的基础，社保与养老基金的保值对全世界主要国家都是非常严峻的问题。如果社保与养老保险缺乏可行的增值手段，面对老龄化社会将更加困难。

《涉外大饭店》

据Thinking Ahead Institute和美国投资专刊《养老金与投资》调查，全球前300大养老基金的资产总额为23.6万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投资于股市。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报告显示，北美地区的养老基金在股市中的投资比例最高，占其总资产的45.6%。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养老基金在股市中的投资比例也很高，分别占25.9%和25.5%。

正是金融业在完成各种“价格”的生成，钱的价格、企业的价格、衍生品的价格。如果这些价格合理，则社会“资本回报率”就合理，这一切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中枢。

02.

金融业从业者为何高薪？

导致金融业工资高的一大原因是这个行业离“大钱”很近。这与房屋中介类似，虽然我国房仲佣金2%已经是全球最低了，但卖出一栋600万的楼，也能收获12万。从2016年到2021年地产狂飙突进的年份，不少房仲都因此获益匪浅。

金融业更是如此，如果600万都算“大钱”，金融业操作的金额则要大出一个数量级。以2023年上半年为例，A股合计173只新股上市，募集资金金额合计2097亿元（Wind数据）。平均每只募资12亿元。

如此大的金额，从投行保荐人，到审计公司，到律所，每个环节费率（以主板为例）分别为7.88%、0.98%、0.49%（尚普咨询数据），这都是很大的一笔钱。

这钱基本铁板钉钉，因为上市保荐承销决定了企业IPO的规模，只有保荐承销公司卖力地帮助企业路演，安排机构投资人，企业IPO才能充分得到认购，并获得好的价格。如果企业不充分激励投行，就会影响上市绩效。

审计公司和律所，则有时受雇于投行，不仅短时间完成大量工作，还要承担上市后相关会计和法律风险，因此也要从中得到不菲的报酬。这几个领域不是人力密集型，而是知识密集型，往往是不大的团队完成这样一份工作，自然每个人的报酬都令人咋舌。

《亿万》

金融业是一个为了效果需要激励的行业，这与房仲还有不同。房仲如果卖不出房，起码不会导致亏损，一个房地产中介公司养着房仲，亏掉的就是他的基本薪水。

而金融业不同，不管是基金经理还是券商人员，如果激励不充分，例如是他基本工资的30%，对他而言不管投资赚或赔旱涝保收，很大概率不会真正费心投资。如果这样，不仅要亏掉基本工资，可能还要亏掉客户的资金。

因此基金券商经纪人、VCPE投资经理等等，一般而言奖金能达到工资的数倍之多。这种充分的激励，让他们以奖金作为追求，投入足够的精力确保投资收益。如果每提升1倍的奖金，能够让投资收益有个位数的提升，对企业而言就是划算的买卖。

一方面离“大钱”很近，一方面极端追求投资效益，导致金融行业对从业者必须充分激励（如同所有销售领域一样），且只要有激励措施，即便只是2%，这个激励的资金就相当可观，让金融业成为造富的行业。

03.

如何理解这种贫富差距

金融业从业者的薪资显著高于其他领域。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金融业的中位数薪资为 76850美元，这比全美所有职业的中位数薪资46310美元高出约66%（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有非常显著的优势。

这未必公平。诚然，金融业吸收的是全世界最顶尖院校的金融专业、应用数学等热门专业的毕业生。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进入这些光鲜的金融公司，确实是择优中的择优。但这些顶尖院校的其他理工或人文专业，同样是非常优秀的人，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不小，在薪资上却有相当大的差距，任谁都会感到心里不是那么舒服。

金融业虽然确实是知识密集型，但知识门槛也没有高到不可企及的水平，比起很多科研领域，所涉及的知识范围还是更接近普通人。

所以金融业一直处于社会贫富矛盾的前沿，再加上股市、基金等领域不断下跌，一方面市民在金融投资折戟，一方面金融从业者还领着高薪，更让市民心生怨气。不过实事求是地讲，金融领域的效益优劣与从业者的素质无关，整体市场机制不健全可能才是最关键的原因，这方面他们也说了不算。

《大空头》

在我看来，市民的怨气与其说与金融业薪资高有关，不如说与对处境的不满有关。如果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生活相对舒适满意，恐怕也不介意这个社会上有部分更幸运的人，毕竟社会上还有很多彩票中奖的人。我们不该追求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更不必对好运者抱有恨意，毕竟我们生活有什么问题，并不是好运气的人导致的。

从社会分配正义的视角，如果行政强力干预一次分配，恐怕会扭曲市场运转和正常的激励措施。在市场下行周期，叠加全行业的肃杀与激励不足，会进一步拖累资本回报率的水平，让钱的价格和企业价格都更难形成合理区间，对经济复苏只会有更坏的影响。

鉴于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8%，超过美国的7.3%（大公网数据），对于非常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金融业降薪可能并不是稳健的方案。

如果真的要优化社会分配，何不加强二次分配，例如提高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豪宅的房地产税税率、奢侈品消费税等，并将此资金用于社保医保等领域，都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小高收入者与中低收入者之间的差异。

社会自主进行一次分配，政府负责进行二次分配，是不是才是更合理的方式呢？毕竟一次蛋糕分配的刀子，今天可以切在此处，明天就可以切在彼处，我们没有人是真正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