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胡佛历史学者：蒋经国日记与美中苏冷战秘辛

据VOA报道，中共建政即将届满75年，回首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前、1949那一年发生的事情，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与台海两岸的命运。正当各界都将焦点放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即将登场的中共“三中全会”之际，美国之音《纵深视角》制作团队特别走访位于斯坦福大学、历史悠久的“胡佛档案馆”，请专门研究蒋介石日记的历史学者林孝庭教授，带我们从蒋介石日记的内容和在档案馆内尘封多年的美方机密档案，回顾75年前那一段关键的历史。

“赢了战争、输了战争”的蒋介石，他的一生能给当今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以及目前的美中台关系什么启示？蒋介石与毛泽东两人在国共战争中的“成王败寇”，以及后来中华民国在台湾能够转危为安，这一切究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

国军仪队撤出“中正纪念堂”

1949 年在国共内战中输给毛泽东的蒋介石，带领国民党政府与国军撤退到台湾。75年之后，台湾当局正式决定将从2024年7月15日起，从“中正纪念堂”（已改名“自由广场”）撤走行之有年的三军仪仗队。台湾文化部在声明中表示：这是为了“消除个人崇拜”、“结束威权崇拜”，实现“转型正义”的阶段目标。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东亚馆藏部主任、20年来专精于研究蒋介石日记的历史学者林孝庭教授告诉美国之音：“蒋介石纵横近代中国超过半个世纪，没办法用对或错、非黑即白、失败者或胜利者，民族英雄或独裁暴君的二分法来一刀切，他有非常多的面向，不可能用简单的一个标签就把他的一生做一个盖棺论定。”

林孝庭教授进一步表示：“蒋介石在抗战时期的确对领导整个中国对日抗战有他的贡献，但也无可讳言，国共内战结束之后，因为国民党的腐败、国民党的贪污，导致他在短短的三、四年期间，就失掉整个中国大陆，所以从很多的角度去看他的一生，他其实是起起伏伏，非常错综复杂，没有办法一概而论。而蒋介石在世期间，长达55年每天不间断书写的日记档案，目前已从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档案馆”归还到位于台湾的“国史馆”，可以提供世人一个更完整的历史脉络，让各界来评价蒋介石的功与过。”

蒋介石曾想杀了毛泽东

林孝庭教授在与美国之音的专访中讲述了许多蒋介石日记中有关国共交手的秘辛以及他和美国之间的恩怨纠葛。林孝庭表示读蒋介石日记最有趣的，就是从这些文字中去探究他在历史事件背后的内心世界，譬如说，蒋介石曾在日记中透露，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他原本计划对毛泽东痛下杀手的心路历程。

“1945年双十重庆会谈，9月、10月间，当时日本已经投降，美国政府非常希望国共之间能够坐下来好好谈，筹组一个联合政府，蒋介石邀请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从延安到重庆展开系列会谈，如果各位有机会去读这段时间的蒋介石日记，可以看到他常常从日记的下笔当中，呈现出他心中的那种犹疑、焦虑和不安；一方面他很希望自己能够通过这个难得的机会，说服毛泽东诚心地跟国民政府、跟国民党在战后来合作，可是有时候他又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趁着这个大好的机会，就把我的这个政敌给杀了？”

蒋介石在日记中显得犹豫不决，一开始他写下“诚恳、忍耐”的四字方针，但后来又开始在日记中条列毛泽东的罪状，写下“拘留、审判”四字。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形容毛泽东：“毛泽东这个人阴阳怪气、绵里藏针，不好对付。” 但蒋介石也在日记中同时写下：“料定毛不能成事，不会逃得出我的掌心。”

林孝庭说：“你可以从这段时间的日记中看出蒋介石的心中的反复、纠结与挣扎。”

蒋介石痛斥宋庆龄“国贼”

不过到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时候，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不但没有骂毛泽东，也没有骂任何一位中共的领导人。

林孝庭说：“如果各位有机会去看1949年10月初的蒋介石日记里头，当时他已经下野，李宗仁在上海作为代总统，当他在第一时间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的时候，他其实没有骂任何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没有骂毛泽东、也没有骂周恩来，他唯一骂的是宋庆龄。”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共匪已于十月一日在北平成立伪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庆龄为其中之一，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

胡佛档案馆提供：蒋介石日记 1949年10月1日

林孝庭分析蒋介石为何不骂毛泽东、却痛骂宋庆龄：“他当时内心非常痛苦的原因是，宋庆龄是他的妻子宋美龄的姐姐，对他来说，宋庆龄是属于他的一个家人、亲人，可是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她竟然跑到了敌对的阵营。”

蒋失江山是必然站稳台湾是偶然？

着有《意外的国度》一书的林孝庭教授也告诉美国之音：“如果说国共内战，因为国民党整个失去民心，最后丢掉整个中国大陆，是一个必然的话，那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还有中华民国这块招牌，最后到了台湾，能够站稳脚跟、生存下来，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所造成的。”

林孝庭教授带我们从蒋介石日记中的文字去窥探他从中国大陆撤退到台湾那一天的心情：

“1949年12月10号，当时因为云南的卢汉已经宣布起义‘反正投共’，本来蒋介石是希望能够把国民政府从成都再迁到昆明，做最后一搏，但是就在他要做这个动作之前，整个云南已经所谓的‘起义’了，那他没有办法，只好选择台湾作为他最后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基地。”

蒋介石在从成都飞往台北之后在日记中写下：“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十四时起飞，途中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二十半时到台北，与辞修（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同车入草庐（草山行馆）回寓，空气轻淡、环境清静，与成都晦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矣，廿四时前就寝。”

国史馆提供：蒋介石日记 1949年12月10日

林孝庭教授说：“草山就是后来的阳明山，蒋介石住进‘草山行馆’之后，他觉得好像整个空气为之清新，让他觉得有点耳目一新的感觉，跟在成都的那种晦暗、阴暗的、阴郁的气氛完全不一样，那当然他只是在形容一种气候的转变，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不也是他心境的一种转折吗？从国共内战兵败如山倒，先是被逼到了退无可退的中国西南，然后又被迫离开了中国大陆，最后到了台湾这个海岛上，不也就是从一种晦暗不明的一种情境，然后到了一个空气清新的一个新的环境，好像有一种重生、或者是卷土重来的这种感觉？” （有关蒋介石到台湾之后，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形塑以及几位美方关键人物在《意外的国度》当中扮演的角色？请看《纵深视角》专访林孝庭教授的完整内容）

潘佐夫：与毛邓相比蒋是“文明的独裁者”

俄国裔的历史学者潘佐夫（Alexander Pantsov），曾利用前苏联的历史档案，分别为毛泽东、邓小平、和蒋介石三人书写传记，书名分别是：《毛泽东的真实故事》、《邓小平的革命人生》，以及《失败的胜利者--蒋介石》。潘佐夫说，毛、邓、蒋，这三个人，同样不择手段登上权力的顶峰，但在这三人当中，只有蒋介石到了晚年有所反思，并在台湾推行一系列改革和政策，奠定台湾未来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为台湾的现代化和民主化铺平道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开明的”的独裁者。针对潘佐夫以蒋介石对比毛、邓两人，得出这样的评价，长期研究蒋介石日记的林孝庭教授，有不同的看法。

林孝庭教授表示：“评价这些历史人物，要先理解他们所成长的一整个大的时代背景，像蒋介石这样在清末出生，从一个黄埔军校的军官，一路上在国民政府的体系里头崛起，最后爬上了权力的顶峰，蒋介石其实跟他的儿子蒋经国一样，很少有真正的机会去理解西方那套所谓的民主价值，还有人权这套观念。要说他晚年到了台湾之后，对民主价值有所反思，我觉得是比较难。”

不过林孝庭比较两蒋父子，觉得蒋介石反而还比蒋经国好一点。“因为他取了一个非常西化的宋美龄，曾经在美国求学成长生活，说得一口漂亮美国南方口音英文的宋美龄，作为他的夫人，所以她多多少少能够透过他的另一半，去理解这些老美们究竟在想些什么？”

林孝庭教授说：“有关蒋介石人生最后阶段的反思，因为蒋介石日记只写到1972年，他那时突然陷入昏迷，1972年的七月之后，他人生的最后三年就不再写日记了，我个人认为，蒋介石日记并没有太多对于台湾是否走向民主化的观点，反而看到的是台湾早年的民主化被他压制， 像是60年代《自由中国》杂志的雷震，希望蒋介石不要违宪连任，他在日记中表达心中的气愤，其实一直到他晚年都还是蛮坚持的。

林孝庭教授分析：“我想对于蒋介石来说，台湾的这个生存，台澎金马的安全是永远放在第一位，这个安全没有得到保障之前，你不要跟我讲什么民主啊、什么选举啊这些东西，可能会导致内部不稳定的，这是蒋介石他的一个主要的考量。”

不过林孝庭教授也进一步指出，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除了早年的儒家传统思想之外，西方基督教的信仰对他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他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比如像是1958年的“金门炮战”，除了跟抗战时期一样，凭藉他坚强的个人意志之外，往往也会诉诸上帝和信仰的力量。（有关蒋介石在金门炮战的一段神奇经历和他的信仰力量，请看《纵深视角》完整专访内容）

松田康博：习近平的结局是“蒋介石化”

除了潘佐夫教授之外，另一位也曾经到过胡佛档案馆研究蒋介石日记的日本东京大学的松田康博教授（Yasuhiro Matsuda），曾经在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时，拿晚年的蒋介石与当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相比，他说：“习近平的台湾剧本，不论是用武力攻台，还是和平统一，都很难成功，而习近平的最终结局可能会是：‘习近平蒋介石化’。“

针对俄罗斯和日本的学者纷纷拿蒋介石与过去中共的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甚至是现在的习近平相比较。林孝庭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的时候提出不同的观点。

林孝庭教授说：“其实每个领导人当下面临的情况不会完全一样，领导人所处的情境都没办法一概而论，也没办法重复，不可能会有两个国家的领导人物，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之下，面对同样的情境，然后能够做出同样的决定，我觉得这是没办法的。”

林孝庭教授并指出： “我们常说，历史没办法重来，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过去这些发生在之前的这些领导人物身上的事情，他们在面对很多重大决策时候，他们为什么这样去思考问题，他们为什么采取这个决定、而不做另外那个决定？也许可以透过这些日记中他们的反省，然后能够带给当今这些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带给他们的一些思考，但是他们在面对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是会有截然不同的思维。”

林孝庭：蒋介石对美国“又爱又恨”

蒋介石和美国在二战时期曾是并肩作战的盟友，蒋宋美龄1943年曾到美国国会来发表演说，为蒋介石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但后来因为蒋介石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两人严重不合，传出有一个代号“蓝鲸计划”的刺蒋计画，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又有所谓的“策动孙立人兵变”的倒蒋计画。胡佛档案馆的林孝庭教授，也带我们从蒋介石日记中的描述去窥探：蒋介石与美国之间的恩怨纠葛。

林孝庭教授整理蒋介石日记中的内容，将他对美国的态度分为1949年之前和之后来分析。他说：“在1949年之前，蒋介石认为中国虽然弱，但最起码是个大国，在二战期间又是同盟国的四强之一，所以对他来说，他认为这个国家的尊严、这个民族的尊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很多事件，比如史迪威事件中，他要求罗斯福总统一定要把这个跟他不合的史迪威召回，他非常坚持这个大国的领导人的形象跟尊严。所以当时对美国的很多事情他是有他的坚持的。”

“在1949年之后，他到了台湾之后，失掉整个中国大陆，剩下台湾一个海岛，他知道他必须要倚靠美国，在军事、外交、在经济各方面的这种提供援助，他的政权才能存活下来，但是他又放不下那个49年之前他在中国大陆的那个作为世界领导人之一的那种尊严，所以说在他心里头就产生比较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有求于美国，一方面又还是想维持着他那种作为一个国际领导人应有的尊严，所以常常在日记里头对美国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又爱又恨的感觉，夹杂着民族主义的情绪性的反应，另一方面又是很务实、很现实的一种外交跟政治的考量，这些通通混在一起，所以很难说蒋介石对美国到底是爱还是恨？更贴切地说，应该是爱恨交织，通通都夹杂在一起了。”

蒋介石与杜鲁门隔空对骂

林孝庭教授还特别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1960年左右，当时早就已经退休、已经离开白宫的杜鲁门总统，他在一封写给他的一位美国大法官明顿（Sherman Minton）的一封私人的信函里头，提到了当年的那段往事，他说：你看看1950年的韩战是我把国民党那群混蛋，把他给拯救了，你看我下令第七舰队保护台湾，让蒋介石摇摇欲坠的政权能够转危为安，因此都是我的政策之下，今天才会有这个自由中国，能够围堵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等……杜鲁门就一直非常引以自豪地说，你看看，我当年49年、50年的时候，就是我的一个决策，影响了往后十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整个局势。”

“可是，在同一个时间点，1960年、 61年，当时是肯尼迪总统执政，也是一个民主党的政府，跟杜鲁门一样都是民主党，老蒋一直对民主党的政府都没有好感，因为吃了很多的闷亏，所以在他的这个信函里，和在他的日记里，还在拿这个杜鲁门来骂，骂说：你看当年这个杜鲁门，希望年轻的肯尼迪总统不要步入杜鲁门的后尘，出卖我们中华民国，出卖我们国家，那就是万幸等等……”

经常比较各方不同档案的林孝庭教授总结蒋介石与杜鲁门两人的隔空对骂：“所以你看到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个时间点，然后两个当事人的心理投射出来的认知，是如此地截然不同，杜鲁门还觉得说他做了一件这个拯救国民党、拯救老蒋的一个丰功伟业的时候，老蒋却是拿他作为一个例子来批判他说：你就是出卖我们中华民族的最大罪人，所以从这里头，你去交叉对比很多的史料，你会发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就从中间呈现出来了。”

中共与美国在“二二八事件”的角色？

蒋介石的功过，时至今日，在台湾社会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尚未盖棺论定，其中最受到争议的，就是1947年的228事件，即便是已经过了77年，在台湾每逢二二八，仍然会有民众去破坏蒋介石的铜像、甚至还有人对蒋介石的灵柩泼漆。多年来，不同的历史学者试图还原这段历史的真相，为蒋介石在当时的做法，提供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

除了国史馆已经公开的档案显示，蒋介石在1947年3月13日，曾指示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应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将以抗令论罪”之外，当时的国防部长白崇禧也在1947年3月19日呈给蒋介石的一份书面报告中，特别提到了中共的角色，称二二八的参与者受到“奸党”，也就是中共的煽惑，暗指中共是二二八的幕后黑手。而林孝庭教授，则是为我们打开胡佛档案馆中珍藏的史料，试图从美方人员当天的日志、备忘录、以及蒋介石日记中的线索，试图厘清二二八事件的历史脉络，解密美国在二二八当中的角色。（有关如何从蒋介石日记与美方机密档案看二二八事件的历史真相，请看《纵深视角》与林孝庭教授的完整专访内容）

不是圣人也非魔鬼老蒋只是平凡人

林孝庭教授在我们和他的专访中强调：“日记对历史来说最好的一个功用就是，你透过看他每天的这个记载，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平凡人，他就是跟你我一样的human being ，他不是圣人，不是伟人，但是他也不是恶魔，他就是跟我们一样，就是一个平凡人，即便是他在这个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他也会犯错，他也会有思考偏差的地方，也会做出一个比较错误或不正确的决策的判断，同样地，他也是跟我们一样，面对诱惑时会有七情六欲，在面对重大决定时也会手足无措。他也有每个人都会犯的错误。”

“我觉得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蒋介石的话，也许我们就会从一个比较宽广的一个历史脉络来重新评价他这个人。”

在1987年7月15日正式宣布解严的台湾已故总统蒋经国曾经说过：“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结束专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之初也曾在演说中引用蒋经国的座右铭：“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的前半句，让外界一度期待，习近平是不是可能循“蒋经国模式”，以“太子党”的身份，自上而下地推动改革，从威权统治逐渐走向开明，进而开启民主化的过程。但如今，习近平已进入第三个任期，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拉上帷幕，美国之音《纵深视角》制作团队特别走访位于斯坦福大学、历史悠久的“胡佛档案馆”，请两蒋日记专家林孝庭教授带我们从蒋经国的日记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探索“以专制终结专制”的那一念之间，能否穿越时空、触动当今的领导人，并打开尘封的历史档案，解密当年在“反共抗俄”的口号背后，台湾与美国、中共、苏联之间，不为人知的冷战秘辛。

习近平打贪、亲民有蒋经国的影子？

习近平上任之初喊出：“老虎、苍蝇一起打”，让人想起蒋经国当年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习近平也跟当年的蒋经国一样，经常穿着夹克造访民间小吃店。同样身为“太子党”、强调清廉与亲民的蒋经国，结束了蒋家天下，终结了一党专制，能给中共的领导人什么启示？

著有《蒋经国的台湾时代》、二十多年来在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潜心研究两蒋日记的林孝庭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提供了两段蒋经国在日记中谈到他打击贪污以及下乡与平民谈话的内容：

“近来发生台南建设局长开设大赌场，彰化银行出纳卷款潜逃，徐凤鸣和汤茂松卷入启达贪污案，发生以来自己感觉到痛心，这亦我的耻辱，身为首长，领导无方，尤其徐汤二人为我之旧属，更为难过，人心实在难料，我为此类事而痛心，但决不为此而灰心，将以更大决心来整顿政风。”--《蒋经国日记》民国六十五年八月十一日

“利用星期假日巡视新竹县政，赴市郊视察，游览城隍庙，和民众谈话叙旧，内心至感愉快，至十八尖山观察未来科学园区之地形，此一具有重大价值之计划，余将亲自督导完成，以利今后科学之加速发展，返回新竹菜市场，此时摊贩和买菜之主妇数千人，群集于此，我在人群中，和平民谈话，问物价得知民情甚多，民众不论男女老幼，皆能自然的亲切相待，彼此相处约一刻钟，但印象将永留。”

1976年8月11、12日 蒋经国在日记中谈反腐与亲民（胡佛档案馆提供）

蒋经国“一念之间”以专制终结专制

被问到蒋经国日记中的这些文字，能否给当今的中共领导人和中国的民主转型什么启示？林孝庭教授说：“对岸的确有非常多人到胡佛档案馆来研究蒋经国的日记，希望从中寻找线索，但从一名历史学者的角度来看，其实历史不会完全复制，也没有任何两位领导人会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完全一模一样的情况，进而做出同样的决定。“

林孝庭教授进一步指出：“蒋经国当年解除党禁、报禁、宣布解严、开放两岸探亲，我相信任何人在当时，没有他这种强人政治的高度，后继的李登辉想要做到这些，要比在蒋经国在生前能够亲手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要困难很多，所以蒋经国生前最后的一两年所下的一个决定，影响了后来的三、四十年，当然也许他在1986、87年当时，他也许不是心甘情愿的，有来自内部的压力、也有来自美国的压力，可是他在衡量之下，为了少流点血，看看南边的菲律宾，再看看北边的韩国，他决定好吧，那就是妥协。或许他如果有选择的话，宁可继续维持一党独大，但是他就在一念之间，他决定就是让民进党合法化，开启了整个往后三、四十年，台湾的民主化。”

“自己再不改革别人就要革我们的命”

1986年10月7日，蒋经国借由接见当时美国《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格雷厄姆女士（Katharine Meyer Graham）的机会，透露台湾当局正准备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林孝庭教授也在专访中谈到当时来自美方的压力，对于蒋经国解除党禁、报禁、开启本土化以及民主化所起到的作用：“整个70年代，你可以看到反国民党的本土力量，跟国民党政权之间多次的冲撞，有很多很多的事件，然后一直到1979年最着名的‘美丽岛事件’，然后再来是一连串的政治血案等等，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大的脉络之下所引起的、必然的一种结果。此外由于美国前总统卡特上台之后，他标榜自己是一个人权总统、以人权治国，可以想见从70年代中晚期开始，蒋经国和国民党也面临着来自美国很大的压力，一定要他逐步去容忍、放宽对于异议人士的操控，然后到了80年代，赶上了当时全球第三波的民主化，诸多因素促使蒋经国改革，让台湾真正的走向民主化。”

林孝庭教授也向美国之音提供了一段蒋经国在日记中关于他处理省籍问题，推动政治改革的真情告白： “敌人正从多方面向吾人实施不同方式的心战，迫使我们忧惧退却，我内部已有不少人受不了此一压力与刺激，开始自乱步骤，自问沉痛而沉静，必须致力于改革政治，以安人心，此为安内之急。新旧两代之间，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都有或多或少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发生严重的后果，总之，自己如再不从事改革，别人就要革我们的命，当政者虽有一番好心，倘使没有积极的行动相配合，老百姓还是要反对政府的。”

1971年5月7日 蒋经国在日记中谈推动改革的心情（胡佛档案馆提供）

务实而矛盾的蒋经国

蒋经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充满矛盾的人物，虽然开启了台湾的民主化，但在台湾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制造“白色恐怖”的特务头子。林孝庭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时表示：“我在书中给他下的一个评语就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身上有父亲蒋介石的光环，但是在接班的过程中，他也遇到非常多的竞争者，包括陈诚以及他们的派系，还有其他父执辈的这些大老们，所以其实在相当程度上，他在接班的路上并非一帆风顺。所以50年代他到了台湾之后，为了证明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就成为了一个目标取向、务实导向的人物，任何事情只要达到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他可以用苏联式的这种手段，不怕被批评为你是不是在搞苏联红军的这种政工系统的恐怖统治的手法，来压制政敌什么的，他不在乎，只要可以完成父亲交给他的任务。”

林孝庭教授说：“蒋经国也有很多的矛盾在他身上，所以你看到，他同时可以有很要好的美国的朋友，但是他也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反美的、仇美的人物，连老美自己都在档案中说蒋经国有反美的倾向，美国对他苏联共青团的背景又娶了一个俄国老婆，一直感到非常疑虑。另一方面，蒋经国虽然天天喊‘反共抗俄、反共抗俄’，可是问题是，他在处理台湾经济建设的时候，用的其实就是那套社会主义的那套计划经济的思维，毕竟早年他在俄国所奠定下来那种根深柢固的基础，是很难去撼动的，唯一不同的地方也许是在于到了70年代，他愿意放手去信任哪些技术官僚，譬如说李国鼎和孙运璿这些人，让他们能够大力地去推动台湾的经济改革、十大建设等等。”

台苏秘密外交“南北夹击”毛泽东

蒋经国曾对中共提出“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不过两蒋日记专家林孝庭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时以胡佛研究所的历史档案揭秘，两蒋高喊“反共抗俄”口号的背后，其实一直都有两岸密使穿梭沟通与台苏之间的秘密外交，台北与莫斯科之间甚至还有一条“柏林管道”，进行过一百多次的秘密协商，暗中策划“南北夹击”毛泽东。

胡佛档案馆东亚馆藏部主任林孝庭教授一边翻阅档案一边告诉美国之音：“胡佛档案馆所藏的这卷宋凤恩档案，解密了当时台湾与苏联之间有一条不为人知的“柏林管道”，由中央社派驻西柏林的主任宋凤恩主持，与苏联国营通讯社塔斯社驻西柏林的主任巴赫穆夫接洽，双方从1969年开始，秘密接触超过一百次。苏联方面曾经透过宋凤恩向蒋氏政权提议，苏联愿意派军事顾问来台协助训练、协助中华民国保住联合国的代表权，并请台湾找人到香港协助苏联搜集中共的情报，甚至台北与莫斯科双方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密谋“南北夹击”毛泽东的“倒毛”策略。”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当中苏共陷入分歧、双方关系最差的时候，加上当时还有一个珍宝岛事件，台苏之间这样的秘密外交其实并不难理解，但对我来说，从小在课堂上一直听反攻抗俄、反攻抗俄，看到这卷解密档案的内容时，我还是感到十分地惊讶。” 林孝庭教授说。

毛泽东曾遣密使传信给蒋

围绕着两蒋日记的冷战秘辛当中，还有两岸密使的这一段历史，林孝庭教授特别举例，毛泽东在金门炮战前几天，接见新加坡《南洋商报》驻香港特约记者曹聚仁。在金门炮战爆发的当天上午，曹聚仁化名“郭宗羲”在《南洋商报》上报了一则新闻，说今天傍晚毛泽东要炮轰金门，果不其然，报纸出版后几个小时的当天下午，金门炮战正式爆发。不过林孝庭教授说，当时老蒋的判断是他会打马祖，所以后来当天傍晚中共真的炮轰金门的时候，老蒋还是吓一大跳。

此外根据《人民网》的报导，1965年7月20日，蒋介石也曾在蒋经国的安排之下，在台湾的“涵碧楼”会见曹聚仁，当时曹聚仁还出示了毛泽东写给蒋介石的一阙词--《临江仙》，并在当中以“明月依然在，何日彩云归”两句作为暗喻。根据中共官媒的说法，后来两岸密使往返沟通曾就一些重大问题达成六项协议，但最后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中断。曹聚仁1972年在澳门去世， 1975、1976年，蒋介石、毛泽东也接连去世，两岸密使的任务就此告一段落。

不过林孝庭教授以蒋介石日记作为佐证进一步指出：“蒋介石曾在他的日记写下，放任两岸之间、国共之间在香港秘密接触、进行和平谈判，故意放出这样的消息，其实是为了刺激美国，然后希望借此能够获得台湾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的利益，但是打这张‘两岸密使牌’的前提是，美国的确在那个时候需要台湾，为了冷战围堵共产党的目的，从50年代、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两岸密使的沟通渠道都一直还在，只是没有真正地坐下来、面对面地商讨两岸问题。“

美中台三方相互猜忌恐擦抢走火？

两岸密使起到的作用有限，加上美中台三角关系又是如此地微妙复杂，有机会同时看到美中台三方解密档案的林孝庭教授在专访中进一步论述，他在交叉比对了蒋经日记以及美国官方和中共的解密档案之后，发现一个非常有趣但却也同时令人感到十分担忧的现象，那就是历史上的美中台三方领导人彼此之间皆严重误判，蒋经国认为中共与台独份子勾结、毛泽东却认为是蒋经国故意纵容台独份子壮大，而美国则担心蒋经国制造本土认同是在走极端、打“台独牌”，三方领导人的思维南辕北辙，非常可怕 。“

林孝庭指出：“大概 75、76年的时候，蒋经国已经主政了，在他的日记里头，你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来，他非常猜疑美国人要逼迫他去跟对岸坐上谈判桌，以早日解决两岸问题，这样美中关系就可以更快地正常化，与此同时，在蒋经国的心中他又认为，中共在跟台湾岛内台独的这些“党外”的势力在勾结，然后要来压迫我国民党，他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但在同一个时间，你如果有机会去看共产党方面的资料，你会发现，周恩来和毛泽东他们不是这样看的，他们认为你国民党是不是在有意地在包容、在纵容这些台独分子，在台湾的岛内不断地发展，因为那时候“党外”慢慢力量已经起来了，中共认为是蒋经国有意纵容台独势力壮大。“

“然后你如果再去看美国的资料，你会发现，美国人那个时候对台湾的看法则是认为，蒋经国正在努力地去创造一个有别于中国大陆的一种新的台湾本土认同，甚至在美国的大使的这个报告里头，他还提到不排除蒋经国会走极端，贸然地宣布台湾独立，因为美国认为说，蒋经国担忧美中为了关系正常化要逼国共谈判，所以可能干脆就会宣布台湾要独立，有点类似像是打台独牌或是打一国两府牌，这样的概念。“

林孝庭严肃地指出：“但问题是，美中台三方的领导人，他们真正心里头所想的都完全不同，合在一起看，你会发觉很匪夷所思，三方完全都是不同的解读。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同样的一件事情，你去看美中台三方的解密档案，你去打开蒋经国的日记、你去看美国的解密档案、你去看中共当时给蒋经国的一封信里头，有很多当时中共高层对于台海问题的想法，你把它合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为什么三方会有如此不同的认知跟思维，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怕的地方，因为你很容易因为对彼此的这种严重的误判，或者是认知上的南辕北辙，很可能就擦枪走火。”

两蒋日记归还台湾见证民主过程

两蒋父子在日记中的纪录，不但让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与决策的思维，这段历史也可以作为映照当今美中台关系的一面镜子，两蒋日记在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存放将近20年来，已经为海峡两岸以及美、英、日、俄等世界各地的历史学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研究素材，也各自做出了不同的诠释与解读，供世人评断两蒋父子的功过。目前两蒋日记已在去年九月归还到位于台北的国史馆，除了蒋经国日记已经在去年出版之外，蒋介石日记也在今年分册出版，两蒋日记的内容陆续公开在世人面前，除了让学者和一般民众能够更了解当时从对日抗战、国共内战、两岸分治、美台断交、一直到台湾走向民主化的这整个历史脉络，林孝庭教授也在专访最后作出这样的总结：“两蒋日记绕了一大圈，最后又从美国回到台湾，日记本身历经的曲曲折折，也正是台湾这20多年来，历经了政党轮替常态化、民主更加趋于稳定、成熟的一个见证。” 美国之音专访林孝庭下集：蒋经国日记与美中苏冷战秘辛的完整内容请收看《纵深视角》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