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取分数暴跌，金融为何成了“羞耻”行业？

近日，根据媒体对广东物理类在985和顶尖211院校的录取统计，财经类大学明显“遇冷”，录取排名下滑明显，金融学科似乎不如以前吃香了。

上海财经大学2019年—2021年在广东录取的考生，最低排名不超过3000名，2022年滑落至5295名，2023年为7755名，2024年已经到13602名。中央财经大学，录取的最低排名从6000名左右，降到一万名以外，2023年为11370名，2024年为13853名。

这个现象并非广东的特例，近日发布的复旦大学在某中部省份高考投档线，不考虑国家专项计划，理科生分数线最低的专业竟然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次之的是经济学院。

学子和家长们抛弃金融、管理等学科的趋势，肉眼可见。

做金融＝高收入？

曾经，金融行业是学子、家长热衷的专业。近几年，金融行业发生了很多变化，社会流行的“金融精英论”变成了“金融羞耻”的说法。在此之前，网红名师张雪峰所说在社会舆论中把文科无价值论推向了高峰，这当中也包括金融学科。

在这些观点的影响下，很多人觉得金融没有为社会做出实际贡献，未来金融行业的发展一定受限，学子和家长自然会敬而远之。

7月初，交大高级金融学院毕业典礼上，该院副院长、会计学讲席教授李峰发表演讲时也点明了这种“羞耻感”。他说：“一些人开始认为金融业无价值，认为金融业是可有可无的交易成本；有些金融从业人员，包括我们的一些同学和校友，甚至产生职业羞耻感。”

李峰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所有的高金校友，都需要坚信金融的作用和重要性。这是因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重硬轻软...作为金融从业人员，或者在企业从事投融资工作，我们不但不应该有羞耻感，而应该深感自豪。”

李峰的话是有道理的。作为国家高等教育招生的科目，金融既然在招生，那么，就是一个合理的学科，就没有必要羞耻。

这种羞耻感某种程度上，源于金融行业的高收入。这里的逻辑是，因为金融行业高收入，而金融似乎实际上没有做出贡献，那么，就是社会的蛀虫，从事金融就是羞耻的，未来职业发展也是受限的。

金融行业的高工资，原因是多方面的。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舆论现象。文科“旗舰岗位”误导了大众。所谓旗舰岗位，就是一个领域中最耀眼，最高薪的岗位，被放到了舆论的聚光灯下，让人误以为这是行业常态。其实，这对行业来说是少数。学金融，能进入各大银行、投行的是同辈人中顶尖的佼佼者。

从技术上讲，金融行业的高收入，是因为承担了风险。

比如期货市场中的投机者，预估价格，做出判断，进行买卖操作，希望在价格波动中获得利益。投机者承担了风险，并从风险承担中获得应得的收益。

而正是因为资本市场上有投机者主动承担风险，规避风险的参与者（如套期保值）才能找到交易的对家，资本市场上的风险才能得到有效地配置。

反过来，当投机者以杠杆承担风险，预判失误，则会遭遇巨大亏损，而当预判正确，收益也会很大。这就是金融业收入颇丰的原因。

所以，金融行业其实是由少部分的高收入者与大多数的中等收入者组成的。只不过，在舆论场中传播的，是高收入。而且往往是这些高收入者承担了较高的风险。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交易模式逐步衍生，变得越来越复杂，金融交易也可能变得越来越偏离避险、融资、资源调配的功能，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金融的投机性质被无限放大。

在复杂的交易模式下，暴利、贪婪、欺诈、贪腐、资质垄断、规避监管、洗钱这些弊端，就可能给企业、投资者、市场都带来伤害。

所以，金融承担风险的高收入是合理的，但无风险的高收入，往往都伴随灰色的成分。

这就需要严格的监管，避免金融过度衍生，对整个经济运行造成风险，形成社会不公。

但中国金融行业的弊端，并不意味着金融学科，乃至经济、管理学科是无用的，学这些学科是没有前途的。

金融的贡献，往往难以察觉但又不可或缺

金融、经济、管理等学科对社会生产作用巨大。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金融高质量发展能够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为企业提供高质量、高效率、更加安全的金融服务，进而激发实体经济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也彰显对金融工作的高度重视。

遗憾的是，公众往往只看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创新活动，比如一堆高科技的实验设备，穿着白大褂的科研人员，一群工程师围着机器在研究。而在这些场景出现之前，其实是大量的金融活动。

一家科创企业，最初需要天使投资，然后是风险投资，然后是一轮又一轮的融资，最后是上市，获得更多资金。风险投资极大地推动了创新的规模和速度。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大量的企业管理工作。

现代社会中的创新，不再是爱迪生时代的单打独斗，而是无数人高效分工组成的创新网络。这个网络可以在企业内部，也会延伸到企业之外，调配无数资源组合在一起。金融就是一种调配资源的手段。

上世纪50年代，半导体革命初起之时，半导体之父诺奖得主肖克利，到硅谷创业。因为他不善经营，手下的八人公司，这也就是著名的“硅谷八叛逆”。他们接受了仙童摄影器材公司（Fairchild Camera and Instrument）的资助，于1957年创办了仙童半导体公司。这就是最初的风险投资。

正如乔布斯所说，“仙童半导体公司就像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这种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处飘扬了。”仙童公司为此后的硅谷输出了大量人才，造就了像AMD、英特尔等一批星光熠熠的半导体企业。不仅如此，影响更深远的是，仙童的创业模式、资本模式、运营模式，成为此后硅谷公司一再被模仿和复制的硅谷样本，点燃了整个硅谷的创业的燎原之势。

仙童8位创始人之一的克莱纳，1972年在硅谷Sand Hill Road上和其他三位合伙人创办了风投公司KPCB，同一年在Sand Hill Road成立的风投公司还有红杉资本。

说到底，风投最本质的作用就是配置风险。风险投资并不总是成功，实际上，大多数都会失败。只有少数投资，能依靠专业、敏锐和判断，甚至运气获得成功。但哪怕十分之一的成功几率，就会赚得盆满钵满，同时，孕育出创新。

金融本身，不但为创新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金融本身也是需要不断创新的。通过金融理念的创新，也可以促使新的技术创新模式，进而加速技术创新。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一轮技术爆发，某种程度上，正源于技术创新。

传统的技术升级的商业模式是：研发、销售、赚钱、再次投入研发、技术升级、销售。这种缓慢的技术升级模式，一方面是资本为了最大化研发的利润；另一方面，也需要积累利润投入研发。新的金融理念创新，打破了一定要先挣钱的想法，转而把评价公司的指标换成了“UV、PV、GMV和DAU”这类增长指标。

这种模式下，新技术获得风投，依靠风投实现技术研发，不再需要等待漫长的“利润——研发”循环。甚至，也不必为了利润而故意延长这个循环。相反，为了在资本市场获得更大的认可，很多企业在资本的支持下，承担长期亏损，尽量把科技向前推进。

某种程度上，这就是这二十年，市场黑科技频出的原因。简单地说，30年前Intel公司，即便有这个技术实力，也不会把CPU的性能每一代暴增300%，但如今，需要资本市场认可的初创科技公司，却会尽量拿出爆款。不管是特斯拉、无人车、AI、脑机接口还是猎鹰火箭，都是基于这样的模式。

所以，近20年，公众看到的，不再先是雏形，然后在十几年的尺度上慢慢成熟，而是一开始就会出现一个惊艳的东西。某种程度上，ChatGPT引领的这一轮AI爆发，正是风投模式在背后驱动。

遗憾的是，我们往往只看到繁花茂盛，甚至也看得到人才、基础学科的沃土肥沃，但却忽略金融之水的浇灌。

如今，资本市场对科技企业相辅相成，纳斯达克正在成为创新的有力支柱，纳斯达克100指数成分股汇聚了全球具影响力的科技龙头公司。

社会发展需要不同专业相互配合，“偏科”会导致社会问题

既然金融与管理对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如此重要，那么，这些专业，就不会没有前途。

养猪、杀猪、运输猪肉、卖猪、做菜，是五个不同的专业。做一个好医生、好教师、好的工程师，与当好一个院长、校长、厂长，也是不同的专业。后者需要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金融知识。高效的制造业，离不开这些良好的金融、管理知识。

很多人相信政策的威力，但却认为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是无用的。实际上，这两者本身就是同一个事物、同一种知识、同一种技能，在不同层次的不同形式而已。

文科理科，更像是一个双螺旋结构，相互扶持，没有理科，缺乏技术创新，社会的生产力很难提高；但缺乏文科，社会的发展会失去方向，社会为了发展而发展。

一个人的一生，会经历几轮政治、经济、技术的周期，很多东西是易变的，但市场规律却始终在那里。找准自己的爱好与擅长，由此去确定专业，才能穿越周期。而且，能以自己感兴趣的事作为职业，也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