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辞后，她花十年重新整理自己

周慧的窗外

裸辞曾经是一种爽文叙事，以打开世界、走入旷野为圆满结局。如今风向转移，除了时局不易必须攥紧安全牌，还因为人们发现，裸辞并不是一种容易的生活。

正如叔本华所说，“生活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动。”卸下职场的重负之后，生活裸露出痛苦和无聊的本来面貌，只有足够勇敢的人，才能重建自己的坐标。

周慧在40岁那年离开了职场，而后十年都没再上过班。这十年由大量的形而下和偶尔的形而上组成，同时夹杂着摇摆与坚定。她的收入几乎为零，但产出了一本名叫《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的新书。

诗人黄灿然把周慧的故事概括为：

“一个湖南农村小姑娘一路成长，来到深圳打拼，终于成功了。只不过这成功不是变成大公司女掌门，而是变成一个女作家，她的拼搏是拼搏着不去拼搏，终于赢得没有财富的自由，过上使贫穷微不足道的生活。”

它是一个普通人不断清空和填满人生的故事。只有真正重要的东西，才能在最后留下来。

01.

命运给我什么我就承受什么

周慧在40岁过上了一种未曾设想的生活：城市边缘，山海环绕，不上班。她不是善于规划的人，作为农村家庭的第三个女儿，她是一系列不被父母期待的元素的集合，很早就习得了命运的法则。

从记事起，她的父亲在离家二三十里的镇子上班，一周回一两次家。她的两个姐姐后来也不常在家，她成了母亲唯一的帮手。她最讨厌的是和母亲抬粪浇菜，那是她的噩梦。有一次她忍不住哭，被母亲训斥“哭什么哭，浇完菜再哭”。

“命运给我什么我就承受什么”，周慧说。如果她的命运是抬粪，那她就抬粪。偶尔她也会抓住一些偏离既定命运的东西。比如，成人高考。17岁那年她高中毕业，被安排进了工厂。因为成绩太差，母亲没有让她像二姐一样复读，不过周慧总觉得她的书没读完。

从地级城市岳阳到经济特区深圳，工厂与工厂之间没有太多差别。她很快就看到了命运的尽头，是流水线上无穷无尽要踩的鞋帮，是公共浴室里密不透风的裸体森林，是集体生活中不霸蛮就躲不掉的帮派霸凌。

消极抵抗没有用，她曾经把鞋帮踩得歪歪扭扭，像愤怒的人作画，结果全都报应在连个响儿都没有的工钱身上。她要逃离工厂，她要参加成人高考。早前，和她一起在深圳打工的二姐，回去进了父亲的单位。现在她也要回去，走另一条道路。

她报了常德大专的补习班，在周末补习高中知识。她自认是个学渣，为了成人高考发奋两个月，考出的分数够得上省会大学的成教院。最后她还是去了常德大专，因为补习班有志愿限制，除了常德大专的会计专业，她没得选。

周慧不喜欢这个专业，她对数字不敏感，一看就发懵。但命运无法再赠与她一个喜欢的专业，更遑论主动选择的想法和勇气。作为农村家庭的第三个女儿，抓住成人高考已属不易，其他似乎有点太超过了。

《我的解放日志》

于是她读了不喜欢的会计专业，勉强看看时机抱抱佛脚，毕业时心是虚的。这份心虚一直延续到她接下来重返深圳的所有工作中，她认为自己从未真正得心应手过，积累了好多年的经验也只是勉强合格。

她把一部分原因归结于工作技能不扎实和懒散，另一部分归结于自卑。特别是刚刚手握跨越工业区与商业写字楼鸿沟的文凭时，那些来不及擦去的往日痕迹让她自卑，比如不标准的普通话和内向的性格。她觉得自己处理不好写字楼的人际关系。

但这些都不是根本的原因。应付工作的大有人在，自卑可以被伪装起来。在职场戴面具是常态，心安理得就好了。根本的原因是她无法心安理得，她比旁人更在乎工作中的自我价值感。哪怕获得升职加薪的认可，她也不会感到骄傲。

她把自己的野心无限缩小，努力减少与世界的交锋。她在一家物流公司做了八年，前面是人事助理，后面做到了人事经理和总助。八年里，她没有考过职业资格证，没有和人力资源同行接触，因此也没有被猎头关注。

其间升任人事经理，也是因为公司招来的人总是不合适。她本来不想上，被老板激将“你怎么这么没上进心，这可是别人求之不得的机会”，她只好硬上。

没有价值感的工作，仅仅维持现状就得用尽全力。它由大量的重复构成，没有创造性。摸鱼会愧疚，不摸又无法忍受，回家后瘫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可是这份工作又如此稳固，像一张蜘蛛网，只要扒在上面等，就会有虫吃。

直到40岁那年，蜘蛛网发生了震荡，虫没有那么好吃了。新调来的总经理和她龃龉相忤，如果继续留任就得妥协一些东西。可她不是妥协的个性，索性辞职，跳出蜘蛛网，看命运会把她推到哪里去。

她本打算休息几个月再找工作，把目光投向蜘蛛网四角依附的世界，才猛然发现40岁的职场风雨飘摇。人力资源类的工作她不喜欢，即便愿意继续忍耐，也只能向下选择。喜欢的工作她没有任何相关经验，也拿不出证明自己能力的东西。

她搬到深圳东南部月租800元的洞背村，细数着自己的斤两，文凭贬值、技能不足、人脉欠缺。为了让跳出蜘蛛网的选择显得正确，她接受了与职场双向遗弃的命运。

02.

无穷无尽的自由怎么填

周慧在40岁过上了一种未曾设想的生活：没有真正重要的事物，除了阅读和写作。就像一个风尘仆仆的赶路人，突然身体腾空。在命运的暗线中，与其说是她抓住了它们，不如说是它们选择了她。

她记得初中看得最多的课外书是琼瑶小说，每门功课都摇摇欲坠。那时候她已经顺其自然地认领了学渣的身份，在人群中做被遗忘的存在。她会在桌上凿出一条洞，偷偷看各种各样的言情小说。

高中时她看席慕蓉和三毛，打工时买《读者文摘》。书里接吻的滋味让她搜肠刮肚，但车间女工的聊天内容里没有接吻，只有婆媳关系。晚上她在梦里，看到自己一边低着头踩鞋帮，一边想象接吻的滋味。

后来重返深圳工作，她陆陆续续看了苏童、格非、朱文，算作工作之外的消遣。对她来说，没有写作的阅读都算作消遣，不能算作生活的一部分。她的写作来得比阅读晚一些，毕竟写作需要的条件更苛刻。

《时时刻刻》

伍尔夫早就断言，写作要有钱，还要有属于自己的房间。说到底，钱和房间都是为了写作不被包括谋生在内的任何东西打扰。伍尔夫其实漏了一个条件，那就是闲暇。她不知道，闲暇对现在的人来说多么稀缺。

周慧重返深圳没几个月，父亲查出了肺癌。此后几年，她一边例行往家里寄工资，一边加班加点地赚外快来维持生活。后面她干脆辞掉了工作回家陪护，直到父亲去世。那年她27岁，再一次重返深圳，不用再为存钱掐着指缝过日子，拿到工资就开始买书。

松懈下来的她，感受也变得丰富。在这样的状态下，她被卡尔维诺击中。他的小说篇幅很轻，密度很大，想象力充盈。《恐龙》里地球上最后一个恐龙的孤独，她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最重要的是，卡尔维诺给了她写作的冲动。

她开始在上班的间隙打开工作文档，实则写自己的东西，先是发在论坛，后来是微博。工作没能给她的自我价值感，写作给到了她，让她生出了一颗文艺的心。她守着自己狭小的精神角落，在同事面前三缄其口，只对遥远的同类开放。

到了后期，也许是工作积累的损耗越来越庞大，她又再度失去了闲暇。摸鱼的时间她没有心力写作，只能刷刷手机。她的愧疚翻倍了，对写作的辜负何尝不是对自我的辜负。伍尔夫在那篇关于写作的著名演讲中，就谈到了艰辛生活对心灵的毒害：

“首先，总是要去干自己不愿意干的工作，而且是像奴隶那样苦干，同时又要谄媚、奉承，或许并非总是必要，然而似乎又有此必要，而自命清高所冒的风险实在太大；

然后想到个人的天才，去埋没它就等于死亡——才能虽小，对拥有者却弥足珍贵——它正在渐渐毁灭，随之而去的是我的自我，我的灵魂——这一切就像是一种锈菌，它吞噬了春天的花蕾，从中心把树木腐蚀掉。”

事实上，周慧写作的决心远超她自己想象。30多岁的时候，她看不上以前写的东西，觉得以后会写得好点，所以从来不备份。为了躲避当时的跟踪狂男友，她删掉了2012年前的所有微博，删了好几个小时，像扔掉旧衣服一样。

辞职搬到洞背村，扔掉职场所有不喜欢的东西，反而不需要多大的决心。她第一次拥有了无穷无尽的自由，却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落。“你得每时每刻往里填东西，你很清楚你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你得负责。全责。”

阅读和写作很少如期而至，摆烂和荒废常常如影随形。她每天都在客厅晃来晃去，“一两千步里有五百步是忏悔”。余下的步子通向窗户和阳台，挨个看出去，看山海、看云雾、看飞鸟、看邻居。

在家待不下的时候，她觉得她就像自己的一条狗，一出门就开心。她不喜欢被人看见，就去楼顶的天台、山里的小溪边、沿海的沙滩上走走。有时她会开着外地牌照的二手车，去更远的地方兜圈。在外面过几个小时后，她又想回家了。

时间从某一刻起变得相似，昨天、今天和明天没有太多差别，她就干脆把每一天“折叠起来存放”。我问周慧，害怕这种重复吗？她说不害怕，这其实是她建立起的秩序，哪怕有时候是混乱的秩序。

她有两个自己。一个是喜欢犯懒、不够自信、想走捷径的自己，不断把写作往后拖延，以为想得够多，下笔就写得好了。另一个是坚信阅读和写作拯救一切的自己，坚信写了很多像屎一样的东西没关系，继续写就会变好。

她不再去追问意义，而是把大的意义让位给小的行动。允许摆烂和荒废，不允许自我谴责，即刻觉察并做出调整。写不出来就看会儿书，不想看书就出去走一走，把低落的情绪拔起来一点点。“就像有一个内核更强大的自己，在看护着一个生活中又摆烂、又焦急、又搞笑的自己。”

周慧

这种秩序的建立，是经过先验的。刚搬到洞背村时，周慧其实很焦虑。因为一下子失去了职场身份，也就失去了建构于外界的认可。

她在工作日比周末更焦虑，想到职场人都在创造自己的价值，哪怕没有创造价值，也创造了工资。反观自己，不仅停留在原地，有时候甚至还在往后退。比如，没以前看得进书，也没以前写得好。

然而几年下来写作上肉眼可见的进步，帮她建立起了实实在在的自信。掌握了写作题材的时候，观察到生活细部的时候，写出好句子的时候，她会很开心。没有办法获得外界的认可，就需要自己的认可。

她确认了阅读和写作，是她为数不多有兴趣的事情，也是让她有别于他人、非做不可的事情。

现如今，工作日和周末对她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区别。她会坦然地享受工作日的休闲时光，想干吗就干吗。与此同时，随着年龄从40岁长到50岁，重返职场的可能性几何级下降。“在这里”变成了瀑布一样的存在。

03.

被遗忘与遗忘都没关系

周慧在40岁过上了未曾设想的生活，才开始关注自己。过往的回忆声势浩大地涌过来，她做了很多梦，也摆脱了很多梦。

很多梦关于父母。早些年她总梦到他们的老态和病态，父母的离去抽出了她最里层的苦。后来的梦里，他们更年轻也更生活化。她梦到母亲的次数更多，在梦里她质问了母亲的偏心。父亲偶尔会和母亲一起出现，一句话都不说，和他在婚姻里一个样。

有时候她躺在床上，以为听见了母亲催她起床的声音、父亲在客厅放早间新闻的声音，那是他们曾经有过的美好回忆。起身后她发现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昨天的样子，感到了孤独。

也有很多梦关于爱情。她梦见过自己和一个黑人接吻，因为那段时间在看一本讲非洲的书。在梦里她也清醒地知道爱情源于想象，因为她在现实中经历的爱情是祛魅的，在现实中经历的接吻是为了堵住沉默。

她自认没有获得过结实的爱情，荷尔蒙渐渐退散后，也不再期待爱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她说，我又不是杜拉斯。“他会喜欢我备受摧残的容颜吗？喜欢我的法令纹吗？喜欢我的鱼尾纹吗？喜欢我的灵魂吗？我觉得不要去做指望。”

她在洞背村最深度的情感链接，是一只叫虎皮的猫。夜晚睡得最熟最香的时候，她也能听到虎皮叫门。她会放它进来，等它跳上床，仰着躺在她怀里，发出最大声的呼噜。虎皮像小行星般突然出现，后来又像小行星般突然消失。从此这个世界少了一个让她去付出爱的牵挂。

《假如猫从世界上消失了》

除此之外，她所有的关系都是轻轻触碰。和楼里的邻居做饭搭子，互相帮对方照顾植物，或者和健身房的朋友简单打打招呼。她觉得轻轻触碰像两个气球，说了几句话就弹开，就可以对她产生很大的安慰——她曾经有两天没有说话，一开口嗓音都在发哑。

她设想过像张爱玲一样死去，那一定会是上门催租的房东先发现她。可是被所有人所有事物遗忘，真的可以吗？

她想到了一个暴雨天，她开着车，被砸下来的树枝挡住视线。凭着身体的机敏反应和幸运的眷顾，她险境逃生。事后她回想，如果当时没能逃生，她也能接受自己的死亡。那么，被遗忘又算得了什么？

孤独是洞背村送给她的礼物，她先在梦里收到了。在梦里，她经常梦到的母亲变成了她自己。这意味着她与记忆拉开了距离，成功将自己陌生化，从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了解自己。直到现在，她已经不需要梦来提醒她的内心。

同样的礼物，她在写作里也收到了。她尝试用第三人称写作，把周慧当作小说主人公，别有一番洞天。她写道：“那个夜里，一阵风将天上本来静止的云吹得从头顶疾疾走，她突然产生了写作的念头。”

她想再写写还没写透的母亲，她们没有一起睡过一张床，没有互相表达过爱意，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没有接近过彼此。她记得母亲夸过她善良，她感到突兀和尴尬，只好用鼾声逃避回应。她的记忆太容易飘走，必须赶快打捞。

她会羡慕两个姐姐，拥有对母亲更多的记忆。不过她也不会把记忆太当回事，飘走了也没关系，不写出来也没关系。虽然很多时候她写作的动力是遗憾，她也不会用现在的遗憾苛责过去的自己，她知道过去的自己已经尽其所能。

49岁这年，周慧出版了第一本书，是前洞背村邻居、诗人黄灿然编校的。他在编后记里写：“她依然是一个年轻人，因为她是一个新作家，窝在一个小山村里但前途无限。”

伍尔夫补全了一个新作家的自由：“从此开始了思想的自由，或者更不如说，是具备了那种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灵获得了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

04.

她其实和她的屋子一样

写作最好有钱有闲，还要有属于自己的房间。真正意义上属于作家周慧的房间，是她现在住的那一间，也是她很快搬走的那一间。

高中时，周慧才拥有独立的房间，不用和姐姐挤着睡。那是一间厨房改造的卧室，只有三四平米。单人床贴墙摆放，对面是案台改造的写字桌。桌子应着朝北的窗户，冬天趴在上面透心凉。房间里还有一个水龙头，母亲经常突然进来洗拖把。即便如此，她还是很喜欢这个房间。

她那时候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很长时间都没有独立的房间。先是工厂的集体宿舍，然后是和别人合租，再然后是和男友同居。由于经济条件受限，它们常常是混乱和临时的拼凑，但你不能说她对房间没有想象和渴望。

周慧在洞背村的房间

在一篇小说里，她的主人公买了一个沙发，靠床放着，不到万不得已决不爬到床上去。她的主人公说：“一天十几个小时我都在沙发上，沙发让我有呆在客厅的感觉。”

生活变宽裕之后，她就一个人住了，动荡依然是常态。辞职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辞职前她在市里贷款买了一房一厅，辞职后她搬到洞背村，把一房一厅租出去，用租金减去房贷和社保的结余负担生活。

她刚开始在洞背村住着七楼朝北的屋子，以为自己随时会离开，连床都没买，直接睡二手的席梦思。随着时间越住越久，她添置了低矮的卡板床。又过两年，她才睡上一张正儿八经的床，是邻居送给她的。她第一本书里的绝大部分文章，都在这个屋子里完成。

眼看生活要走入正轨，又横添变数。一所中学选择在洞背村扩建，很快让周边的房租上涨了三四倍。而因为疫情影响，周慧在市里的房子不仅要降租，还空了好几个月。她为此停掉了社保，也无济于事。

有几个月，焦虑严重影响到她的写作。在客厅晃来晃去变成了一种经济学行为，只是为了让屋子住得物有所值。她想到了搬家，几百块房租的那种，但找了几个地方后作罢。

她说，“我已经把花费压到最低了，除了菜，几乎任何东西都不买，但住得舒服、宽敞、安静、安全是我想守住的最后的体面。”于是，她借了一笔钱，一大笔，用来生活。至于钱以后怎么还，她早就想好了，卖房吧。

后来她从七楼朝北的屋子，搬到六楼朝南的屋子。重返职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她的心也定了下来。这个屋子有更多的阳光照进来，宽敞到可以在里面骑自行车，当然，她没有真的骑过。她第一次为她的屋子买了家私，刷了墙，定做了窗帘。

周慧在朝着理想的自我靠近，她越来越喜欢收拾屋子。比如，隔一段时间就把马桶刷得干干净净，她以前甚至没想过要用洗厕精来刷马桶。比如，偶尔整理一下书架，不让它们像以前一样乱堆。

周慧的书架

然而理想生活没能维持太久，前期的基金投资打了水漂，每个月的房租再一次变成悬在她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权衡之下，她决定搬到八楼去。八楼是顶层，又高又没有隔热层，租金相对便宜。

那时候她的第一本书刚出没多久，房东问：“你不是出书了吗？再快快写下一本嘛。”她苦笑，心里在滴血，因为书本的版税还不够负债的零头。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人生命题就是省钱。

伍尔夫不知道，现代人的困境是金钱与闲暇难两全。但是周慧知道自己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它们是健康、阅读、写作、心存希望。为了它们，她愿意接受自己居无定所，随机流动。这个月底，她就要搬到八楼了，屋顶防水补漏已经完成，只等墙壁干透。

“这一次我不再对八楼的家有任何寄予，不再天真地以为负债不会再增加，我将提前预习节衣缩食，接受漫长夏日的炙烤，不再勉强风淡风清，做个内外均匀焦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