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辞后,她花十年重新整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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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的窗外
裸辞曾经是一种爽文叙事,以打开世界、走入旷野为圆满结局。如今风向转移,除了时局不易必须攥紧安全牌,还因为人们发现,裸辞并不是一种容易的生活。
正如叔本华所说,“生活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动。”卸下职场的重负之后,生活裸露出痛苦和无聊的本来面貌,只有足够勇敢的人,才能重建自己的坐标。
周慧在40岁那年离开了职场,而后十年都没再上过班。这十年由大量的形而下和偶尔的形而上组成,同时夹杂着摇摆与坚定。她的收入几乎为零,但产出了一本名叫《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的新书。
诗人黄灿然把周慧的故事概括为:
“一个湖南农村小姑娘一路成长,来到深圳打拼,终于成功了。只不过这成功不是变成大公司女掌门,而是变成一个女作家,她的拼搏是拼搏着不去拼搏,终于赢得没有财富的自由,过上使贫穷微不足道的生活。”
它是一个普通人不断清空和填满人生的故事。只有真正重要的东西,才能在最后留下来。
01.
命运给我什么我就承受什么
周慧在40岁过上了一种未曾设想的生活:城市边缘,山海环绕,不上班。她不是善于规划的人,作为农村家庭的第三个女儿,她是一系列不被父母期待的元素的集合,很早就习得了命运的法则。
从记事起,她的父亲在离家二三十里的镇子上班,一周回一两次家。她的两个姐姐后来也不常在家,她成了母亲唯一的帮手。她最讨厌的是和母亲抬粪浇菜,那是她的噩梦。有一次她忍不住哭,被母亲训斥“哭什么哭,浇完菜再哭”。
“命运给我什么我就承受什么”,周慧说。如果她的命运是抬粪,那她就抬粪。偶尔她也会抓住一些偏离既定命运的东西。比如,成人高考。17岁那年她高中毕业,被安排进了工厂。因为成绩太差,母亲没有让她像二姐一样复读,不过周慧总觉得她的书没读完。
从地级城市岳阳到经济特区深圳,工厂与工厂之间没有太多差别。她很快就看到了命运的尽头,是流水线上无穷无尽要踩的鞋帮,是公共浴室里密不透风的裸体森林,是集体生活中不霸蛮就躲不掉的帮派霸凌。
消极抵抗没有用,她曾经把鞋帮踩得歪歪扭扭,像愤怒的人作画,结果全都报应在连个响儿都没有的工钱身上。她要逃离工厂,她要参加成人高考。早前,和她一起在深圳打工的二姐,回去进了父亲的单位。现在她也要回去,走另一条道路。
她报了常德大专的补习班,在周末补习高中知识。她自认是个学渣,为了成人高考发奋两个月,考出的分数够得上省会大学的成教院。最后她还是去了常德大专,因为补习班有志愿限制,除了常德大专的会计专业,她没得选。
周慧不喜欢这个专业,她对数字不敏感,一看就发懵。但命运无法再赠与她一个喜欢的专业,更遑论主动选择的想法和勇气。作为农村家庭的第三个女儿,抓住成人高考已属不易,其他似乎有点太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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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解放日志》
于是她读了不喜欢的会计专业,勉强看看时机抱抱佛脚,毕业时心是虚的。这份心虚一直延续到她接下来重返深圳的所有工作中,她认为自己从未真正得心应手过,积累了好多年的经验也只是勉强合格。
她把一部分原因归结于工作技能不扎实和懒散,另一部分归结于自卑。特别是刚刚手握跨越工业区与商业写字楼鸿沟的文凭时,那些来不及擦去的往日痕迹让她自卑,比如不标准的普通话和内向的性格。她觉得自己处理不好写字楼的人际关系。
但这些都不是根本的原因。应付工作的大有人在,自卑可以被伪装起来。在职场戴面具是常态,心安理得就好了。根本的原因是她无法心安理得,她比旁人更在乎工作中的自我价值感。哪怕获得升职加薪的认可,她也不会感到骄傲。
她把自己的野心无限缩小,努力减少与世界的交锋。她在一家物流公司做了八年,前面是人事助理,后面做到了人事经理和总助。八年里,她没有考过职业资格证,没有和人力资源同行接触,因此也没有被猎头关注。
其间升任人事经理,也是因为公司招来的人总是不合适。她本来不想上,被老板激将“你怎么这么没上进心,这可是别人求之不得的机会”,她只好硬上。
没有价值感的工作,仅仅维持现状就得用尽全力。它由大量的重复构成,没有创造性。摸鱼会愧疚,不摸又无法忍受,回家后瘫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可是这份工作又如此稳固,像一张蜘蛛网,只要扒在上面等,就会有虫吃。
直到40岁那年,蜘蛛网发生了震荡,虫没有那么好吃了。新调来的总经理和她龃龉相忤,如果继续留任就得妥协一些东西。可她不是妥协的个性,索性辞职,跳出蜘蛛网,看命运会把她推到哪里去。
她本打算休息几个月再找工作,把目光投向蜘蛛网四角依附的世界,才猛然发现40岁的职场风雨飘摇。人力资源类的工作她不喜欢,即便愿意继续忍耐,也只能向下选择。喜欢的工作她没有任何相关经验,也拿不出证明自己能力的东西。
她搬到深圳东南部月租800元的洞背村,细数着自己的斤两,文凭贬值、技能不足、人脉欠缺。为了让跳出蜘蛛网的选择显得正确,她接受了与职场双向遗弃的命运。
02.
无穷无尽的自由怎么填
周慧在40岁过上了一种未曾设想的生活:没有真正重要的事物,除了阅读和写作。就像一个风尘仆仆的赶路人,突然身体腾空。在命运的暗线中,与其说是她抓住了它们,不如说是它们选择了她。
她记得初中看得最多的课外书是琼瑶小说,每门功课都摇摇欲坠。那时候她已经顺其自然地认领了学渣的身份,在人群中做被遗忘的存在。她会在桌上凿出一条洞,偷偷看各种各样的言情小说。
高中时她看席慕蓉和三毛,打工时买《读者文摘》。书里接吻的滋味让她搜肠刮肚,但车间女工的聊天内容里没有接吻,只有婆媳关系。晚上她在梦里,看到自己一边低着头踩鞋帮,一边想象接吻的滋味。
后来重返深圳工作,她陆陆续续看了苏童、格非、朱文,算作工作之外的消遣。对她来说,没有写作的阅读都算作消遣,不能算作生活的一部分。她的写作来得比阅读晚一些,毕竟写作需要的条件更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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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刻刻》
伍尔夫早就断言,写作要有钱,还要有属于自己的房间。说到底,钱和房间都是为了写作不被包括谋生在内的任何东西打扰。伍尔夫其实漏了一个条件,那就是闲暇。她不知道,闲暇对现在的人来说多么稀缺。
周慧重返深圳没几个月,父亲查出了肺癌。此后几年,她一边例行往家里寄工资,一边加班加点地赚外快来维持生活。后面她干脆辞掉了工作回家陪护,直到父亲去世。那年她27岁,再一次重返深圳,不用再为存钱掐着指缝过日子,拿到工资就开始买书。
松懈下来的她,感受也变得丰富。在这样的状态下,她被卡尔维诺击中。他的小说篇幅很轻,密度很大,想象力充盈。《恐龙》里地球上最后一个恐龙的孤独,她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最重要的是,卡尔维诺给了她写作的冲动。
她开始在上班的间隙打开工作文档,实则写自己的东西,先是发在论坛,后来是微博。工作没能给她的自我价值感,写作给到了她,让她生出了一颗文艺的心。她守着自己狭小的精神角落,在同事面前三缄其口,只对遥远的同类开放。
到了后期,也许是工作积累的损耗越来越庞大,她又再度失去了闲暇。摸鱼的时间她没有心力写作,只能刷刷手机。她的愧疚翻倍了,对写作的辜负何尝不是对自我的辜负。伍尔夫在那篇关于写作的著名演讲中,就谈到了艰辛生活对心灵的毒害:
“首先,总是要去干自己不愿意干的工作,而且是像奴隶那样苦干,同时又要谄媚、奉承,或许并非总是必要,然而似乎又有此必要,而自命清高所冒的风险实在太大;
然后想到个人的天才,去埋没它就等于死亡——才能虽小,对拥有者却弥足珍贵——它正在渐渐毁灭,随之而去的是我的自我,我的灵魂——这一切就像是一种锈菌,它吞噬了春天的花蕾,从中心把树木腐蚀掉。”
事实上,周慧写作的决心远超她自己想象。30多岁的时候,她看不上以前写的东西,觉得以后会写得好点,所以从来不备份。为了躲避当时的跟踪狂男友,她删掉了2012年前的所有微博,删了好几个小时,像扔掉旧衣服一样。
辞职搬到洞背村,扔掉职场所有不喜欢的东西,反而不需要多大的决心。她第一次拥有了无穷无尽的自由,却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落。“你得每时每刻往里填东西,你很清楚你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你得负责。全责。”
阅读和写作很少如期而至,摆烂和荒废常常如影随形。她每天都在客厅晃来晃去,“一两千步里有五百步是忏悔”。余下的步子通向窗户和阳台,挨个看出去,看山海、看云雾、看飞鸟、看邻居。
在家待不下的时候,她觉得她就像自己的一条狗,一出门就开心。她不喜欢被人看见,就去楼顶的天台、山里的小溪边、沿海的沙滩上走走。有时她会开着外地牌照的二手车,去更远的地方兜圈。在外面过几个小时后,她又想回家了。
时间从某一刻起变得相似,昨天、今天和明天没有太多差别,她就干脆把每一天“折叠起来存放”。我问周慧,害怕这种重复吗?她说不害怕,这其实是她建立起的秩序,哪怕有时候是混乱的秩序。
她有两个自己。一个是喜欢犯懒、不够自信、想走捷径的自己,不断把写作往后拖延,以为想得够多,下笔就写得好了。另一个是坚信阅读和写作拯救一切的自己,坚信写了很多像屎一样的东西没关系,继续写就会变好。
她不再去追问意义,而是把大的意义让位给小的行动。允许摆烂和荒废,不允许自我谴责,即刻觉察并做出调整。写不出来就看会儿书,不想看书就出去走一走,把低落的情绪拔起来一点点。“就像有一个内核更强大的自己,在看护着一个生活中又摆烂、又焦急、又搞笑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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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
这种秩序的建立,是经过先验的。刚搬到洞背村时,周慧其实很焦虑。因为一下子失去了职场身份,也就失去了建构于外界的认可。
她在工作日比周末更焦虑,想到职场人都在创造自己的价值,哪怕没有创造价值,也创造了工资。反观自己,不仅停留在原地,有时候甚至还在往后退。比如,没以前看得进书,也没以前写得好。
然而几年下来写作上肉眼可见的进步,帮她建立起了实实在在的自信。掌握了写作题材的时候,观察到生活细部的时候,写出好句子的时候,她会很开心。没有办法获得外界的认可,就需要自己的认可。
她确认了阅读和写作,是她为数不多有兴趣的事情,也是让她有别于他人、非做不可的事情。
现如今,工作日和周末对她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区别。她会坦然地享受工作日的休闲时光,想干吗就干吗。与此同时,随着年龄从40岁长到50岁,重返职场的可能性几何级下降。“在这里”变成了瀑布一样的存在。
03.
被遗忘与遗忘都没关系
周慧在40岁过上了未曾设想的生活,才开始关注自己。过往的回忆声势浩大地涌过来,她做了很多梦,也摆脱了很多梦。
很多梦关于父母。早些年她总梦到他们的老态和病态,父母的离去抽出了她最里层的苦。后来的梦里,他们更年轻也更生活化。她梦到母亲的次数更多,在梦里她质问了母亲的偏心。父亲偶尔会和母亲一起出现,一句话都不说,和他在婚姻里一个样。
有时候她躺在床上,以为听见了母亲催她起床的声音、父亲在客厅放早间新闻的声音,那是他们曾经有过的美好回忆。起身后她发现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昨天的样子,感到了孤独。
也有很多梦关于爱情。她梦见过自己和一个黑人接吻,因为那段时间在看一本讲非洲的书。在梦里她也清醒地知道爱情源于想象,因为她在现实中经历的爱情是祛魅的,在现实中经历的接吻是为了堵住沉默。
她自认没有获得过结实的爱情,荷尔蒙渐渐退散后,也不再期待爱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她说,我又不是杜拉斯。“他会喜欢我备受摧残的容颜吗?喜欢我的法令纹吗?喜欢我的鱼尾纹吗?喜欢我的灵魂吗?我觉得不要去做指望。”
她在洞背村最深度的情感链接,是一只叫虎皮的猫。夜晚睡得最熟最香的时候,她也能听到虎皮叫门。她会放它进来,等它跳上床,仰着躺在她怀里,发出最大声的呼噜。虎皮像小行星般突然出现,后来又像小行星般突然消失。从此这个世界少了一个让她去付出爱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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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猫从世界上消失了》
除此之外,她所有的关系都是轻轻触碰。和楼里的邻居做饭搭子,互相帮对方照顾植物,或者和健身房的朋友简单打打招呼。她觉得轻轻触碰像两个气球,说了几句话就弹开,就可以对她产生很大的安慰——她曾经有两天没有说话,一开口嗓音都在发哑。
她设想过像张爱玲一样死去,那一定会是上门催租的房东先发现她。可是被所有人所有事物遗忘,真的可以吗?
她想到了一个暴雨天,她开着车,被砸下来的树枝挡住视线。凭着身体的机敏反应和幸运的眷顾,她险境逃生。事后她回想,如果当时没能逃生,她也能接受自己的死亡。那么,被遗忘又算得了什么?
孤独是洞背村送给她的礼物,她先在梦里收到了。在梦里,她经常梦到的母亲变成了她自己。这意味着她与记忆拉开了距离,成功将自己陌生化,从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了解自己。直到现在,她已经不需要梦来提醒她的内心。
同样的礼物,她在写作里也收到了。她尝试用第三人称写作,把周慧当作小说主人公,别有一番洞天。她写道:“那个夜里,一阵风将天上本来静止的云吹得从头顶疾疾走,她突然产生了写作的念头。”
她想再写写还没写透的母亲,她们没有一起睡过一张床,没有互相表达过爱意,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没有接近过彼此。她记得母亲夸过她善良,她感到突兀和尴尬,只好用鼾声逃避回应。她的记忆太容易飘走,必须赶快打捞。
她会羡慕两个姐姐,拥有对母亲更多的记忆。不过她也不会把记忆太当回事,飘走了也没关系,不写出来也没关系。虽然很多时候她写作的动力是遗憾,她也不会用现在的遗憾苛责过去的自己,她知道过去的自己已经尽其所能。
49岁这年,周慧出版了第一本书,是前洞背村邻居、诗人黄灿然编校的。他在编后记里写:“她依然是一个年轻人,因为她是一个新作家,窝在一个小山村里但前途无限。”
伍尔夫补全了一个新作家的自由:“从此开始了思想的自由,或者更不如说,是具备了那种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灵获得了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
04.
她其实和她的屋子一样
写作最好有钱有闲,还要有属于自己的房间。真正意义上属于作家周慧的房间,是她现在住的那一间,也是她很快搬走的那一间。
高中时,周慧才拥有独立的房间,不用和姐姐挤着睡。那是一间厨房改造的卧室,只有三四平米。单人床贴墙摆放,对面是案台改造的写字桌。桌子应着朝北的窗户,冬天趴在上面透心凉。房间里还有一个水龙头,母亲经常突然进来洗拖把。即便如此,她还是很喜欢这个房间。
她那时候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很长时间都没有独立的房间。先是工厂的集体宿舍,然后是和别人合租,再然后是和男友同居。由于经济条件受限,它们常常是混乱和临时的拼凑,但你不能说她对房间没有想象和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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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在洞背村的房间
在一篇小说里,她的主人公买了一个沙发,靠床放着,不到万不得已决不爬到床上去。她的主人公说:“一天十几个小时我都在沙发上,沙发让我有呆在客厅的感觉。”
生活变宽裕之后,她就一个人住了,动荡依然是常态。辞职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辞职前她在市里贷款买了一房一厅,辞职后她搬到洞背村,把一房一厅租出去,用租金减去房贷和社保的结余负担生活。
她刚开始在洞背村住着七楼朝北的屋子,以为自己随时会离开,连床都没买,直接睡二手的席梦思。随着时间越住越久,她添置了低矮的卡板床。又过两年,她才睡上一张正儿八经的床,是邻居送给她的。她第一本书里的绝大部分文章,都在这个屋子里完成。
眼看生活要走入正轨,又横添变数。一所中学选择在洞背村扩建,很快让周边的房租上涨了三四倍。而因为疫情影响,周慧在市里的房子不仅要降租,还空了好几个月。她为此停掉了社保,也无济于事。
有几个月,焦虑严重影响到她的写作。在客厅晃来晃去变成了一种经济学行为,只是为了让屋子住得物有所值。她想到了搬家,几百块房租的那种,但找了几个地方后作罢。
她说,“我已经把花费压到最低了,除了菜,几乎任何东西都不买,但住得舒服、宽敞、安静、安全是我想守住的最后的体面。”于是,她借了一笔钱,一大笔,用来生活。至于钱以后怎么还,她早就想好了,卖房吧。
后来她从七楼朝北的屋子,搬到六楼朝南的屋子。重返职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她的心也定了下来。这个屋子有更多的阳光照进来,宽敞到可以在里面骑自行车,当然,她没有真的骑过。她第一次为她的屋子买了家私,刷了墙,定做了窗帘。
周慧在朝着理想的自我靠近,她越来越喜欢收拾屋子。比如,隔一段时间就把马桶刷得干干净净,她以前甚至没想过要用洗厕精来刷马桶。比如,偶尔整理一下书架,不让它们像以前一样乱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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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的书架
然而理想生活没能维持太久,前期的基金投资打了水漂,每个月的房租再一次变成悬在她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权衡之下,她决定搬到八楼去。八楼是顶层,又高又没有隔热层,租金相对便宜。
那时候她的第一本书刚出没多久,房东问:“你不是出书了吗?再快快写下一本嘛。”她苦笑,心里在滴血,因为书本的版税还不够负债的零头。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人生命题就是省钱。
伍尔夫不知道,现代人的困境是金钱与闲暇难两全。但是周慧知道自己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它们是健康、阅读、写作、心存希望。为了它们,她愿意接受自己居无定所,随机流动。这个月底,她就要搬到八楼了,屋顶防水补漏已经完成,只等墙壁干透。
“这一次我不再对八楼的家有任何寄予,不再天真地以为负债不会再增加,我将提前预习节衣缩食,接受漫长夏日的炙烤,不再勉强风淡风清,做个内外均匀焦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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