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蚂蚁博客：中国的贪官是这样喂成的

上周六从电视节目中观看了一部美国电影 ——《从黑湖来的人》，说的是美国一个偏僻的湖泊中一条罕见的大鳄鱼害人的故事。令人惊讶的是这条大鳄鱼竟然是居住在湖边的一位老太太喂大的。电影当然有其夸张的成份，可联想到大陆如今层出不穷的贪官现象，他们成长为“贪婪大鳄”过程，无一不是众人和社会有意或无意“喂养”的结果。

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本人在一家大型国营工厂做技术工作，曾经负责“跑项目”。所谓“跑项目”就是争取工厂的技术改造项目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批准，申请国家拨款或银行贷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项目建造的整个过程。当时，中国的经济正经历这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而政府机关依然对企业实行这严密的控制和无序的干涉，促使国营和集体企业正常技术改造项目的审批过程，表面上成了政府机构间冠冕堂皇的文件旅行，私下里却是经委，计委，银行，外贸，海关等部门官员们的行贿受贿大混战。如今的一大批贪官应该是从那个时期开始被喂出毛病的。

那时，死板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造成了作为国家经济主体的国营和集体企业没有丝毫自主权。企业只有向国家上缴所得利润的义务，却没有自行技术改造提升生产能力的权利。即使80年代初实行了“利改税”，企业要想改善工厂的条件，为职工争取一点好的福利待遇，也必须事先征得“企业的婆婆”-上级主管部门的层层批准，列入相关的年度改造计划，才能得到优惠利率的拨款或银行的贷款。这些“婆婆”的权限很大，只要他们的笔杆子稍微歪一点，企业就能得到极大利益。比如买到上好的设备，争取较多的计划内原料物料，多一些拨款，盖更多的职工宿舍，得到较多的福利等等。

所以， “觉醒了”的企业不惜调集业务骨干组成专门班子，拨出专款专车，夜以继日地走访各级官衙和负责人家。有的项目根据投资规模甚至要从地方一直跑到国家部委，盖几十个公章才能获得批准。“跑项目”说到家，也就是托关系，找门路，行贿送礼，投各级官员所好，争取他们早日在项目审批和贷款文件上签字划押。

作为项目负责主管人，本蚁参与了本企业向地方和省市以及国家部委官员的行贿送礼全过程。吃吃喝喝和游山玩水是一种最为普遍的“关系通融”，这种方式已经太平常太随意，从而不被人们认为是行贿了。大陆屡禁不止的吃喝风也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刮起的。当时最普通的送礼莫过于本厂的产品和当地的土特产，这种送礼方式不会给官员们形成较大的压力从而比较容易被他们接受。本地土特产的范围极广，价位也高低不同，小到瓜果梨桃，海参鲍鱼，领带，腰带，大到高档真丝织物，家具地毯，珠宝手表，名人字画，工艺制品，高级名酒，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有。有一些官员还会向企业指名要东西，企业当然会欣然送往。这说明企业跟这位官员的关系已经很融洽，企业的项目也自然不在话下了。本人就曾星夜赶往北京，给司局级官员送过高级工艺品。

也有个别例外；有一位部长级高官不收任何礼品，我们久攻不下。后来经熟人探路，得知其夫人喜欢我们当地很有名的一种土特产—“青箩卜”。我们立即精挑细选备好一箱赴京，专程登门送上，终于取得了很关键性的“点头”。那是我在“跑项目”中遇到的最廉洁的官员，至今念念不忘。

我们厂的项目连“跑”了三年，开烂了几部汽车，最后获得成功。当我们同国外客商签立了设备进口合同，标志着项目取得实质性成功之时，我问我厂的女厂长有什么感触？她说：“真想找一个地方哭一场！”是啊，干企业真难！让众贪官都满意真难！

在那时，送冰箱彩电，大件耐用消费品以及现金的情况较少。因过于露骨，主管人员还不太敢接受。据悉，有的地方和企业采取更高级和隐蔽的做法，即在某些节日，比如春节，中秋节时向某位关键领导人家里派送保姆。当时尚不包含色情内容，只是打着“协助照顾领导身体和家务”的旗号悄悄进行。这些“保姆”不仅口齿伶俐手脚利索，还怀揣企业的支票或现金，近距离观察领导的个人爱好及家庭需要，不露声色地及时给予种种“协助”，从而赢得领导的好感，为企业或地方获得好处。

从80年初起，各地市以及一些大型企业的驻京办事处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这些办事处的机构日渐庞大和完善，年开支数以百万计。它们不仅是窥探中央政策风向的“探空球”，更是这些企业和政府官员进京行贿送礼的“中继站”，还是他们本人及其家属游山玩水的宾馆驿站。说“驻京办”是典型的腐败时代产物和标志一点不为过。以我们家乡的驻京办为例，起先只是租住在北京某部委的一家小招待所里，五六个人，一两部车。到了90年代初，竟拥有了一座小型豪华宾馆，配备了包括加长豪华林肯在内的专车车队了。据说这些省市办事处现在又多了一项业务，那就是截防和遣返本地到北京的上访人员，成了各地政府“堵民之口”的鹰犬。

再后来，行贿送礼之风愈刮愈盛，档次越来越高，官员们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如今的许多个体私营企业为了获得超级利益更是胆大包天不择手段什么都送，不仅送钱财，还有股票，房子，车子甚至女色。前不久，一位在担任市级领导的大学同学来访，谈到腐败之烈时说：挡不住啊！假如整天有人给你往家里送一万，两万，十万，百万，你怎么能够毫不动心？一不留神就接受了。如果认真查一下，现在哪一位政府官员没有开企业的车辆，用企业的信用卡，住企业的房子反到不正常了。首先他当不成官，即使当上了也坐不久。当然，这位同学也不例外，已经拥有了好几处房产，车子，手机和信用卡也是别人送的。所以，贪污受贿如其说是大陆官场的一种现象，倒不如说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了。

追根究底，本蚁认为正是80年代初的全国企业技术改造热，让当时主持工作的一大批官员捞了个盆满钵盈，也培养了一种从地方到中央的行贿受贿风气。那时的小官员逐渐做大，有的爬上了高位，他们就是前些天被处以极刑的郑筱萸这批人。

1994年被特别任命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郑筱萸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入选首届全国医药行业优秀企业家，据说还是具有改革思想意识的中国最优秀的技术官员之一。说句公平话，郑也是在80年代初担任的厂长，一定经历过当时国营企业技术改造的那个阶段。他应该很清楚当时“跑项目”的艰辛，记得那个时代政府机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弊端，深恶痛绝贪官的丑恶。可是，当他坐到了那个位子上之后，还是照贪不误，以至于走向深渊，实在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这也说明，这么多年来，改革开放不仅没有形成一个有效制止腐败的制度，反而愈演愈烈，国家官员已经在老百姓心目中彻底丧失了应有的尊严和信誉。

综上所述，大陆的贪污之甚只谴责贪官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谴责那些官员的素质，谴责这个造成贪污盛行的社会体制，同时也应当谴责各地政府，国营及个体私营企业，他们也是助长贪污之风和喂饱贪官的主要责任者。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无孔不入不择手段的“赖昌星”，才喂出了大大小小贪婪成性的“庄如顺”，“姬胜德”，“成克杰”和“郑筱萸”等众“鳄鱼”。

中国社会啊，难道要在贪污腐败中堕落下去吗？

选自红蚂蚁博客“蚂蚁王国”：

http://blog.51.ca/u-68576/?p=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