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平凡母亲——荧幕之外的奥黛丽·赫本

赫本和宠物朋友玩耍，罗马市郊拉魏格纳

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是一位享誉全球的女演员。她以其独特的气质、优雅的形象和精湛的演技成为好莱坞的标志性人物，凭借电影《罗马假日》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在《蒂凡尼的早餐》中的经典造型也深入人心。但在电影事业之外，赫本还有许多不被人了解的身份。

本期内容将通过赫本的小儿子卢卡·多蒂（Luca Doty）的视角，了解这位传奇巨星从未展现给公众的一面。

赫本在比弗利山庄威尔夏大道公寓

我一直不知道奥黛丽·赫本是谁。小时候经常有记者纠缠不休，总问我关于她的事情，我有时会恼怒地回答：“你们搞错了，我妈妈是多蒂太太。”他们哄堂大笑。

在6岁小孩的眼中，不管他母亲是芭蕾名伶、科学家、女演员，抑或就只是单纯的母亲，都没什么不同。他只要知道父母能发挥所长，各尽本分，那就够了。

何况我的精神科医生爸爸有趣得多。爸爸在家时总是众人注意力的中心，尤其是妈妈结束她的电影生涯，专心相夫教子之后。

当然，我们依旧会去洛杉矶旅行，但对我来说，迪士尼乐园的灯光比好莱坞的灿烂得多。在瑞士度过一个重要的新年后，我学会了跟着玛丽·波平斯（《欢乐满人间》女主角，朱莉·安德鲁斯饰）吹口哨。

1976年，妈妈出演《罗宾汉与玛丽安》一片，这是我出生后她首度复出，我在拍片现场玩得很开心，但完全是因为“詹姆斯·邦德”（即007男主角，初代由肖恩·康纳利饰）就在她身旁。

妈妈依旧是我的平凡母亲，当然，她很可爱，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她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这是年龄的问题，也和时代有关。

那时大家并不常谈起她——妈妈已经息影多年，而大家对她的个人崇拜尚未开始。

我的朋友第一次到我们家来玩时总是很好奇，因为他们的脑袋里塞满了他们的父母对赫本的印象——透过她拍的电影和他们所读的杂志。然而只要朋友们认识她之后，所有的尴尬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赫本和卢卡·多蒂在格施塔德

在我成长期间，一切大概是这个情况。她演《罗马假日》（1953）获得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奖座，就放在我们瑞士小村庄特洛什纳的家“和平之邸”游戏房的书架上，和其他纪念品一起塞在书堆里。

这些纪念品包括好几匹色彩缤纷的瑞典小马，迄今我还十分珍惜地保存着。母亲选了表彰她人道贡献奖的奖座放在客厅，因为最终她发现它们对她的意义更重大。

她这辈子一直未能如愿好好读书上学，所以我记得当布朗大学在1992年颁发荣誉学位给她时，她非常自豪地对我说：“你敢相信吗，他们颁发学位给我，给像我这样没有好好受教育的人？”

她这种对自己身为“明星”的态度，也来自于她对电影的态度，以及对银幕上自己的看法。她自幼梦想成为古典芭蕾舞星，为了接受这方面的训练，遵循了这种艺术所要求的严格纪律。

她参加知名的玛丽·兰伯特芭蕾舞校招生试镜并被录取之后，由荷兰赴伦敦。但她很快就发现自己不可能成功，对她来说，这一刻十分痛苦。

第二次世界大战耽误了她的舞蹈训练，这一缺失永难弥补。其他舞者在技术上至少领先她五年。“她们有比较好的食物和住所。”她曾难过地说。

妈妈认命地接受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古典芭蕾明星的事实，但在身为演员的生涯中，她以同样艰苦卓绝的精神，遵循她认为在任何领域成功唯一的途径：早点起床准备当天的工作。

她这辈子一直维持这样的习惯，即使息影之后，先当全职妈妈，接着又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依然一以贯之。

赫本在索马里执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任务

妈妈从不认为自己是伟大的明星。她对我说过的唯一和工作有关的八卦，是有些演员同事可以彻夜狂欢，次日早晨只要化点妆，再来一杯提神饮料，就能表演得无懈可击。

她说她有时甚至得把他们拖下床，就像对我爸爸那样，爸爸曾承认：“要不是你妈妈逼我淋浴，灌我喝咖啡，我可能永远当不上教授。”

我不会指明她说的那些狂欢的明星是谁，但她调皮的描述包含了诚挚的赞赏：“我永远不敢像他们那样做。”这并非惺惺作态，我记得她接到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来信那天的激动。

多年前，我们在罗马的电影院观赏《E.T.外星人》，妈妈感动极了，她捏着我的手对我轻声说：“卢卡，这人是个天才。”

如今那位天才请她在戏中演一个角色。我问她要演哪个角色，她答道：“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真的想要我参演吗？”

她飞到蒙大拿州，在《直到永远》（1989）一片中饰演天使哈普——这是她最后一次演电影。或许我该让她多跟我谈谈那次经历。

那时我19岁，也是斯皮尔伯格迷，但妈妈和我谈的多半是我的考试、我第一次和心仪的女生坐过山车，以及其他日常琐事。我们经常谈到她的过去，但并不是关于她的电影。

在谈话中，她经常回忆儿时，关于她所经历的战争和我们家的历史故事。她去世前最后几年——通常是早餐时分——会吐露真情，这对她并不容易。我该多和她聊聊，但青少年很难想象母亲会在短短四年间就离你而去，也不了解这世上会有这么多她永远不能告诉你的事。

所以我对当时那位前“多蒂太太”的印象，在她走了之后没有多大改变。当母亲的癌症病情显然已无法控制之时，我们家人聚在瑞士，在她挚爱的和平之邸过圣诞节。

妈妈和她的伴侣罗伯特·沃德斯以及我哥哥肖恩·费勒一起从洛杉矶回家，我从米兰过去，而不久后成为我第一任妻子的阿斯特丽德则从巴黎赶来。

母亲的挚友多丽丝就住在附近。一连几周，我们的生活都围绕着母亲打转，希望以药物缓减她的疼痛。

然后有一天下午，我去看了电影，因为肖恩劝我：“你该放松几小时。要是发生什么事，我们会打电话联系你的。”

赫本和罗伯特·沃德斯，与他们的杰克·罗素梗犬在和平之邸

我在洛桑黑暗的影院里接到了那通电话。妈妈走了。我一直很不理性地相信，他们让我去看电影是为了保护我，让我在她最艰难的那一刻走远一点，就像大人有事要谈时，打发孩子去花园里玩一样。

接下来一切都变了。她不在人世了。摄影记者包围了和平之邸，等他们终于消失之后，我的母亲才终于和众人眼里的奥黛丽·赫本合而为一。

等我回到当时的工作地点米兰时，她的脸孔在每一个报摊朝外看着我。我只能在摆脱“赫本之子”这沉重的身份时，才能悼念我心里那个平凡的母亲。

我逐渐明白，我得和那除了我之外人人皆知的偶像妥协，因为尽管在成长的岁月中，我知道母亲很有名气，但其实并不清楚她的受欢迎程度。

同样地，常有人问我有没有时间了解奥黛丽，他们以为我是和他们一样远的距离认识她，仿佛我母亲一直远远地定格在一连串黑白影片的剧照里。

其实，我最早的记忆渲染着1970年代柯达或宝丽来照片的色彩，就像老旧的家庭相册。当时母亲的照片几乎已经完全从杂志封面消失了。1967年，《丽人行》和《盲女惊魂记》上映后，她宣告息影。

自拍《罗马假日》以来已近15年，若从她开始芭蕾舞者的训练来算，更已将近30年，此时她将近40岁，在这之前从未休息过。

记者对她这么早就息影大为惊讶，而她解释说：“有些人认为我放弃事业是为家庭所做的重大牺牲，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是我最想做的事。”

接着她又描述自己做“家庭主妇”的新生活：“如果有人认为这生活枯燥乏味，那很可悲。但你不能光是买下公寓，摆设家具，然后置之不理。重要的是你挑选的花朵，你播放的音乐，你等待的笑容。我希望它欢欣愉快，是这混沌世界的避风港。我不希望我的丈夫和孩子回到家来，看到的是一个烦躁的女人。我们的时代已经够让人心烦了，不是吗？”

她的话就说到这里，其他的我要用我自己的话来讲。这只是我对这个故事诠释的版本，是我与母亲在一起体验的回忆，以及这些年来我对她的所有了解。

她拒绝了传奇文学经纪人欧文·保罗·“快手”·拉扎尔的提案，并决定永远不写回忆录。妈妈告诉我不会读到她的亲笔传记那天，我问她为什么。

她含蓄地答道：“卢基诺，这样我就得把全部事实讲出来，不能只说美好的事，可是我不想说别人的坏话。”

这本我构思为“厨房餐桌上的传记”的书，起源于一个破旧的笔记本。我的朋友艾莉希亚在我家厨房瞥见一本尘封的活页夹。她把它从架上取下来时，一些页面散落出来，有些写得密密麻麻，附了剪贴和笔记。其中许多记述的是令人印象深刻、雄心勃勃的美食，步骤复杂，却从没有在我们的餐桌上出现过。因为在厨房，就像在人生中一样，我母亲逐渐解放自己，摆脱一切不必要的累赘，只留下对她真正重要的东西。而那些就是你会在接下来的篇章里看到的食谱——以及它们所蕴含的故事。

本书描绘的不是水晶蛋之类的菜色——传记作家告诉我们——她在少女时代可以精心做出这道经典法式开胃菜，这里更忠实地刻画她家常的一面：她旅行时带在行李箱里的意大利面，和好友共度下午时光时大吃的冰激凌，以及她从自己深爱的花园中变出的各种可食之物。而在本书中，也记录了她于星海熠熠发光前的人生轨迹，以及我所知的塑造她之成为她的人格和个性的事件。

她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失去了一个小女孩所重视的一切。她失去了家，父亲失踪，亲戚遭枪杀或被驱逐出境，而且她时时冒着风险，因为她在鞋子里藏着的要传递给反抗军的信息，很可能会让某人消失。除了青草和白煮郁金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吃，她苟延残喘，瘦得只剩皮包骨，要不是盟军带来的几条巧克力棒，差点撑不过去。

本书有一张她在荷兰解放后几个月拍摄的照片捕捉到了那个时刻，照片只有一行简单说明：战后第一次填饱肚子。接着她就生病了，因为她的肠胃已经不习惯食物了。

我母亲撑过了那些时日，她认为自己能生存下来是上天的恩赐，不能浪费。她勤奋工作，要夺回她所失去的：家庭、家人，以及厨房的温暖所营造的安全感。她的一生中，努力工作的本能不断地鞭策她，在她作为明星的那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岁月之外，她开启通往新快乐的门：她的家。如果说她有什么秘密，那就在家里。一切相互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