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胡锦涛不能容忍左派出来搅局

如果党内不同的派系各掌军队，矛盾到了不可调和，利益争夺白热化时，就有可能政变，兵变，内战。真不希望这事出现，承担成本的还不是老百姓。 希望中国和平地过度到民主社会，军队脱离政党，和平有保障。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各组政党以代表，俄罗斯不也还有共产党嘛。让不同的价值体系在社会的进化过程中经受选择。

我是从家村出来的大学生, 我在国内的工作生活很不错, 这是社会的进步, 按毛的时代就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 不但是共产党本身有责任, 农民本身也有责任提高自身的知识和法律常识, 很多家长没有负责任的让子女读完9年的教育, 导致的这种结果. 要有其它政党来监督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如果说多党执政, 我想也不太可能, 共产党一定会汲取国民党的先例, 台多党执政的结果如何, 我想国民党当时的做法有进步性,但是肯定后悔没及. 出现问题要多从法制上想办法改进.

【关于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等问题的认识和关于十七大的建议 山西黑砖窑事件被揭露了﹐一些类似的黑煤窑事件也不断被揭露。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不应当也不会对这些事件看作是甚至说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现象。这分明是资本主义包含着某些封建主义﹑奴隶主义原始积累﹑残酷剥削﹑人吃人的悲惨世界的景象。《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的宗旨是消灭剥削和解放全人类﹐而这些事件却完全违背了我们的宗旨。。。。引自十七个老部长的公开信，下同】 黑砖窑事件应该如何看待？对这十七位老左派的公开信，又应该如何看待？ 公开信中揭露的目前中国的黑暗面，基本属实。但对这个事件的本质的看法，基本错误；不只是这些老左派，新左派，就是一些民间的不同政见者和海外的民运人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觉得也不十分清楚。 黑砖窑事件，暴露出来的，是中国社会制度的问题。这一点，大家没有什么分歧。但暴露出来的是什么本质问题，看法的分歧就相当的大了。说现今的中国病了。大家没有意见，说已经是病入膏肓，分歧也同样不大；至于是否有药可救，到底是应该用什么药，就存在着根本的分歧。现在也不准备谈这些；首要的问题是：确诊。 黑砖窑引起的道德声讨，把中国现状归之为奴隶社会等，都没有说清楚黑砖窑所暴露的中国今天的社会问题的实质。 我的看法，黑砖窑事件的实质不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回归资本主义，不是新，老左派谴责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的罪恶；而是中国从极权主义向后极权主义转化时，必然产生的中央对基层的控制能力的削弱。黑砖窑事件是中共统治能力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肆无忌惮，那样无处不在。 胡温和中央当然是不希望出现黑砖窑事件，但这是在中共一党执政，没有对绝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而中央又没有能力完全控制地方和基层的必然结果。 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毛泽东时代的吏治：就象古代中国的读书人，基层干部的清廉就是十年寒窗的必要付出，这些面对老百姓的官员，基本上的清廉，是为了将来熬成人上人时的投资。当然，当年的高干和今天的暴发户式的大大小小的干部不能相比，但那个时代，中共认为整个国家都是他们的，他们有这个自信。而今天，贪官污吏需要把钱转移到海外，他们已经没有那么足的底气了。 今天的中共，也没有能力约束自己的手下，这些基层干部，根本不想再熬十年寒窗，也越来越不管什么大局了。顾不上当权者需要的和谐，稳定了。没有什么游戏规则，没有什么长远打算，只许州官放火，不许县官点灯的时代是真的过去了。 针对老左派对现在社会是奴隶制的谴责，就应该看一看，到底是他们希望回去的毛泽东时代，还是现在，更接近奴隶制度。 【那些在私营企业﹑作坊﹑矿山﹑商店﹐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农民工﹐甚至大量的童工﹐他们拿着低微的工资却干着超常的工作时间的劳动﹐严重透支着生命﹐有的甚至是不见天日的无偿劳动。】老左派所说的这些现象，也同样基本属实，北京有大量的啃老族，宁可不工作，在家里吃父母。这说明，那些外地来的民工的工作的报酬和条件的恶劣。在死亡率相当高的煤矿，仍然不缺少劳工，这也证明有足够的类似“苛政猛于虎”中的捕蛇者。 老左派特别强调的私营企业主的罪恶有道理吗？在毛泽东的全民所有的时代。难道比今天强吗？今天，黑砖窑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声讨和谴责，而毛泽东时代，你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吗？除了毛泽东时代，对任何不同声音的绝对扼杀外，另一个原因更让人不寒而栗：就是象黑砖窑事件在毛泽东时代是司空见惯，就发生在每一个人的周围，甚至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今天，全家人都被饿死，是一个大新闻。而毛泽东时代，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饿死，有谁哼一声？又有谁敢哼一声？湖南驻马店的洪水，二十多万条性命的消失，全国有多少人知道？ 当年在清河农场，和我一样从有期变成无期的，只是因为他的档案被公安弄丢了。他就这么一直被关在劳改队。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过疑问：没有档案，就没有证明我应该在劳改队了。现在的年青人可能会笑话当时的倒霉蛋，但你们如果在当时，可能也同样是无可奈何。 不说60年代几千万人饿死，就是在所谓的正常年代，中国农民只能叫做农奴：被约束在土地，和基本上没有报酬的强迫劳动，就是农奴的两个主要特征。你们可以了解一下，当年的农民家里，有多少人手里有人民币？有多少孩子根本就没有见过人民币？一年到头的工分，到手的如果不是债务就算是万幸。我见到的农民家庭，一家人，只有男劳力在午饭时有两个窝头，剩下的就是糠菜糊糊，农民的生活标准，绝对低于劳改犯。现在的农民工再苦，他们也绝对不愿意回到连要饭的自由都没有的毛泽东时代。 大跃进的山东，农民是被省委书记舒同的民兵，用抢逼着种地的。这些老左派，如果你们当时不能算作是奴隶主，也应该算作是奴隶主的监工，管家。当年你们可曾为这些死去的农民，为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呼吁? 当年的你们，既没有为民的良知，也没有今天和当权者叫板的胆量。今天你们的勇敢，就是因为今天已经不是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你们明明知道，呼吁一下，政府不会把你们怎么样，而且，这个和马克思，毛泽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共产党，也不敢把你们怎么样。 私人企业主就一定比国营的干部更没有良知？报道中，有的奴工只能得到非常少的食物和水，我相信是事实，我相信有这种没有心肝的东西，会有人作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但这绝对不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除非你是在搞人的心理研究。我相信，这些只是个别现象。 63年劳改，我的第一站，就是延庆砖瓦场。对砖场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条件，我当然一清二楚，而且，我相信，劳改队的砖场，劳动强度的高和劳动条件的差，都应该是名列前茅的。 对奴隶的随意杀害和虐待，是奴隶没有使用价值或奴隶的来源过剩为前提的，干活的牛，马还需要喂饱。我在延庆，当时是六个组，二个老弱病残组，每个月的粮食定量是二十几斤，而我们出工的人，每个月的定量是五十六斤。并不是国营的砖场对出工的人更仁慈，从劳改队给那些没有利用价值的人的定量，就可以看的出来，给我们五十六斤粮食，和给机器加足煤，给牲口喂足料一个道理。 在民工已经开始出现短缺的今天，在人口贩子需要连骗带买才能够找到劳力的情况下，奴隶主也必须考虑，他们的奴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得到的；从报道中提到的性奴，也可以看出，如果奴隶主饭都不想给，就不可能考虑这些奴隶的性发泄。 今天人们的愤怒，是因为在已经非常不公正的社会游戏规则下，这些狼心狗肺的人，还要进一步的越界。但这些愤怒，不能转移我们注意的焦点。我们声讨这些越界者，但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这些已经非常不公正的社会游戏规则。 对一些农工受到非人的待遇，声讨，谴责是对的；但绝对不应该作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吃不饱的民工没有人权，吃的饱的民工就有人权了？我在劳改队，文革时期，饿的吃草根，而在我快离开劳改队时，在唐山盐场，每个月的定量是九十斤。九十斤的粮食当然和草根没有方法比。但劳改队仍然还是劳改队。如果我们只是把焦点关注在国内一些极端不人道的现象上，一方面，会很难让国外的一般人认同，而且，也同时堕入了中国的人权就是生存权的辩解中。 中共在打经济牌，如果我们也同样的只关注一些极端贫困的现象，中共是非常容易对付的。我们不能按中共的人权就是生存权的路子走。 而谈到让国外认同，文革的教训可以记取。为什么一个标榜自由，民主，博爱的法国，会对文革作出如此错误，荒唐的回应，除了中西文化的异同，左派知识分子的偏激，和中国的文革的确是史无前例，的确是超出正常人的思维理解外；台湾等的爱憎分明，道德高调，立场坚定的长期宣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极端和过于的情绪化，反而会失去一般人的认同。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今天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问题，应该关注的是中国的集权专制体制下，在今天后极权主义时代所遇到的新问题。即后集权社会是否能够转形和如何转形的问题。 老左派呼吁回到毛泽东时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秋后算账﹐不“双规”﹐不坐牢﹐不软禁监视使人失去自由﹐不暗害﹐不杀头﹐不牵连亲属﹑朋友。使大家敢讲真话﹐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贡献宝贵的意见。要发扬光大红军当年长征时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的经验和精神。】但但我不知道，这些是只对你们左派适用呢，还是对全国所有的人。你们当部长，当主任的时候，把多少人送进去监狱？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对五十五万右派，你们处理的时候，可曾想过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秋后算账﹐不“双规”﹐不坐牢﹐不软禁监视使人失去自由，不暗害﹐不杀头﹐不牵连亲属﹑朋友？敢讲真话？对彭德怀，周小舟等人，你们可曾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秋后算账﹐不“双规”﹐不坐牢﹐不软禁监视使人失去自由，不暗害﹐不杀头﹐不牵连亲属﹑朋友？ 不杀头？你们今天仍然在高叫什么延安整风的经验和精神。 把你们的信扔到地上，王实味大叫一声：“还我头来！” 张鹤慈，21。07。07。墨尔本。

意见多样化显示出中国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