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火箭军污泥而不染，习近平信吗？

高新评论分析文章：自习近平把共军的第二炮兵由兵种升格为军种并命名为火箭军之后，至去年7月又将火箭军的整个领导班子彻底打烂重组之前，陆续被习近平授予火箭军上将军衔的一共有6个，即先后任火箭军司令员的魏凤和、周亚宁、李玉超，先后任政治委员的王家胜、徐忠波，以及现任中纪委副书记兼军纪委书记，本届中央军委委员张升民。

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一中全会闭幕后，习近平急着要单独授予张升民上将军衔，只是因为在此前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向与会者宣布了军纪委的升格，从此直属军委而不再是军委政治工作部的下属机关，意味着军纪委书记从此就与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平级，军纪委书记因此就要名列军委委员。共军的军官军衔条例规定：“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等级编制军衔为上将”。

记得当时有外部媒体对张升民“先进军委，后升上将”大做了一番文章，殊不知在他张升民之前的魏凤和，以及胡锦涛时代的张定发、靖志远，都是在晋升上将军衔的前几天，先是以中将军衔“当选”为该届中央军委委员的。

另外，中共自恢复军衔制至今，被单独授予上将军衔的并不止习近平上台之后的张升民和魏凤和两人，此前至少还有一个常万全。2007年11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整场授衔仪式只有常万全一人被授上将军衔，常万全在此前担任3年多时间的沈阳司令员期间，一直都是中将军衔，2007年9月赶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奉调进京，任总装备部部长时仍然还是中将军衔。按照当时的“四总部”一把手都由军委委员兼任的“传统”，他在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军委委员。待会议结束，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总算腾出空来的时候，即为常万全“单独”举行了授衔仪式。

至于习近平为什么要在2017年的十九届一中全会开完之后把个原本是陆军中将军衔的张升民提升为火箭军上将，只能从他张升民是所谓“老二炮”出身上找理由了。

不过呢，要是与魏凤和、周亚宁及李玉超这三任火箭军上将司令员相比，张升民的“老二炮”也只算得上是“半路出家”。此人从2004年7月被从总政治部政研室的正师级职位上“下放”到当时的第二炮兵96351部队（第五十六基地）任政治部主任（副军级）开始，直到2015年11月被习近平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首任政治委员止，在二炮部队度过了11个春秋。期间的经历是：2004年7月至2008年11月任第二炮兵96351部队（第五十六基地）政治部主任；2008年11月至2009年6月任第二炮兵96201部队（第五十三基地）政治委员（期间有一段时间的司令员是周亚宁）。2009年6月至2012年9月回到第二炮兵96351部队，任政治委员，期间李玉超曾任该部队（基地）副参谋长；2012年9月至2013年12月任第二炮兵指挥学院政委；2013年12月再次“下放”，回任96351部队政委；在此职务上过度了整整一年，即被晋升为副大军区级（副战区级），于2014年12月出任二炮政治部主任。

在二炮部队由兵种升格为军种之前，魏凤和由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回到二炮任司令员的时间是2012年10月，王家胜升任二炮政委的时间是2014年12月。

也就是说，张升民是与王家胜同一时间进入二炮总部的。而2012年10月之后的张升民在二炮系统内部的转调、升迁，都是在魏凤和手下完成的。

进入二炮总部后，当时在总部里与张升民共事的还有时任副司令员吴国华、周亚宁等。

细说张升民当年在二炮部队与魏凤和、周亚宁以及李玉超等人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还要从魏凤和在二炮部队发迹的历史对照介绍起。

1954年2月出生的魏凤和于1970年12月应征入伍时还不满17岁，应征至当时的二炮五十四基地（96251部队）813团当兵。

入伍后的魏凤当兵15个月即被吸收入党，具体时间是1972年1月，尚不满18岁。

相比于魏凤和，张升民当年参军入伍时已经年满20岁。不过他也是入伍一年多就入党，而且因为写得一笔好字而被当时一位下连队视察的兰州军区政治部某位“首长”看中，调到军区政治部研究室当干事。晋升该室副主任后不久，据说张升民又被当时从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升任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杜金才推荐给当时前往兰州军区视察工作的一位总政治部“首长”，随即被调入总政治部政研室。“传闻”中没有点出这位总政治部首长“伯乐“的名字，不过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是徐才厚。

再说参军入伍15个月就入党的魏凤和。此公陆续在二炮第五十四基地831团从班长、发射营排长……一路爬升，离开该基地时的职务已经是基地的参谋长（副军级）。然后就是调至五十三基地，晋升基地司令员（正军级）。在此基础上又陆续晋升二炮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2010年12月升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2012年9月回到二炮老家，接替靖志远升任二炮司令员……。

纵观魏凤和从军历程，除了入党快、提干早，还有一个奇怪之处就是从入伍到升任某导弹发射旅旅长，仅用25年，时年才40岁，可谓进步神速。而且当时还是在此之前没有在团一级军事主官经历的情况下，直接从旅参谋长提拔为旅长。

到底当时是哪位“伯乐”竟会如此地“不拘一格降人才”，留待笔者日后慢慢查找。但上个月召开的中共三中全会上公布的魏凤和的罪名可是只有因为卖官而构成的受贿罪，而不像是李尚福，除了受贿罪，还有一项是为自己买官而构成的行贿罪。

说明一下，不满17岁入伍，说明当时的魏凤和极可能只有初中学历，最好也就是高中辍学。而他日后的大专和大学学历，分别是在第二炮兵指挥学院和国防大学取得的。至于20岁参军，当年也是从战士提干的张升民到底是什么学历，公开资料上查不到。自学成才？

当然，一直都是军事干部（相对政工干部而言）的魏凤和，无论其学历是靠在校脱“产”学习获得，还是象习近平的博士学位一样，靠听“导师”寄给他的授课录音带获得，从军几十年，从二炮部队的导弹发射排排长一路晋升至二炮司令员（火箭军司令员）的魏风和，绝对要比去年7月被习近平从海军中将提升为火箭军上将的王厚斌专业得多得多。

至于被王厚斌取代火箭军司令员职务的李玉超，也是从18岁入伍时进入二炮部队，自此到去年落马，43年的军旅生涯从未离开过火箭军（二炮部队）半步。期间还入读了国防大学的全军首届师团职硕士研究生班（据说是近两年时间的在校学习）。

今年魏凤和被证实“犯事儿”之后，曾有墙内媒体披露说：魏凤和起家于第二炮兵部队的五十四基地，后又曾担任一年多时间的五十三基地司令员。日后在他的作用下，当年的五十四和五十三基地的干部“一度异军突起”。特别是周亚宁和李玉超都曾在五十三基地任职，所以早就有中共军内人士诟病火箭军的三任司令员居然都是出自五十三基地。

2015年9月7日，李玉超的家乡睢县的政府网站刊登了《睢县籍将军李玉超领队参加大阅兵》一文，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9月3日在北京举行。在阅兵队伍中，常规导弹第三方队受阅的长剑10甲巡航导弹，是我军精打要害、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其领队将军是睢县籍白楼乡人李玉超少将。据悉，李玉超将军现为第二炮兵昆明基地司令员，是全军首届师团职硕士研究班毕业生，此前还曾担任过国庆60周年阅兵时的第二炮兵装备大队副大队长。

这里所说的第二炮兵昆明基地就是前面介绍的第五十三基地。

至于发迹于五十四基地或五十三基地的中共火箭军高级将领，至少有火箭军原副司令员陆福恩、原副司令员李传广等。

其中的陆福恩和魏凤和还是山东聊城同乡，都曾担任过54基地参谋长。魏凤和被查之后，陆福恩也接受审查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大小就不得而知了。

而墙内网友不敢说的是（也许说过但被秒删），张升民被安排到五十三基地任政委时，当时已经是二炮部队参谋长的魏凤和居间起过什么样的作用？

毫无疑问，2014年底魏凤和等人建议报请将张升民晋升为副大军区级（副战区级）时，必须是要得到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首肯的。而当时的张升民早已经为习近平所熟悉，据传首要一个原因是他在2010年4月指挥青海玉树抗震救灾表现出色。

2014年4月14日7时49分，在青海省下辖的藏族玉树自治州玉树县（现为玉树市）发生7.1级强地震。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推迟原定于4月22日至25日的外访计划，于地震发生的次日乘专机抵达震中。时任总书记、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对巴西进行访问后，推迟对委内瑞拉和智利访问，提前回国。并于4月18日凌晨抵达灾区。

而当时青海境内的驻军和武警部队里，最先抵达灾区的就是张升民任政委的第二炮兵96351部队，由他亲自带领千余名官兵、一百多辆运输卡车、战地救护车和数种施工车辆，先于青海武警总队派出的救灾部队二十几个小时抵达震中……。

日后的包括解放军网在内的墙内各类官媒都曾大肆报道了“二炮某部”在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的突出表现。“长安街知事”日后曾夸赞“2010年青海玉树救灾是张升民军旅生涯的高光时刻”。而军委的嘉奖令发出后，包括时任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军委成员们都记住了张升民这个名字。

说句题外话，当年在玉树救灾现场受到过胡锦涛和温家宝当面勉励的张升民，眼看如今的新主子习近平从来都是对频发于全国各地的各种灾情充耳不闻，不知私底下有无比较之后的感慨！

当年担任屯兵青海省境内的二炮96351部队（第五十六基地）政委期间，张升民的另外一个令习近平另眼相看的表现就是他在调离该部队（基地）之前，已经为该部队（基地）制定了《落实“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要求22条行为规范》，下发全部队机关及下属各导弹发射旅的全体党员干部对照执行。

当时的张升民在部队党委扩大会上解释说：制定《规范》的目的，就是确保各级党员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头脑，不为杂音噪音所扰，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

这段话可是说在习近平上台之前的2012年年中，足见当时的张升民就已经提前吃透了习近平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担忧所在。

同一年里，张升民还在该部队制定出《规范党员干部言行“16条硬举措”》，要求部队机关及下属各旅的党委运用“现场纠治”、“通报批评”、“责任追究”的手段严格督促落实。

张升民日后接受军报系统的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作风不过硬有时是‘面子’导致，当事人和管事的人都想照顾‘面子’。殊不知，当头棒喝、现场点名，恰恰是最直接、最有效，也是对工作最负责的方式。”

习近平上台之后主持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一些条文，据说都是受到了张升民2012年炮制的《规范党员干部言行“16条硬举措”》的启发。

也许就是因为张升民在军队政治工作中的如上突出表现，才令习近平将他视为军纪委书记的合适人选。但那可是在当时的二炮部队领导班子的整体都受到习近平高度信任的前提之下。如今的张升民在向习近平汇报又从火箭军系统清查出多少个腐败将军时，难保习近平不会从心底里嘀咕：既然火箭军（二炮部队）里无好人，你张升民当年是如何做到”出污泥而不染“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