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暂时不走，河南终于松了口气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消除苹果和富士康们在中国生产、经营、投资的后顾之忧？

富士康重返中国的消息还在持续发酵。

此前几年，富士康曾将部分生产线迁移至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甚至还加码55亿投资注入越南工厂，当时看起来是去意已决。

不过，富士康近期却宣布，将投资10亿元在河南郑州建设新事业总部大楼，并扩大供应链条。此举随即被外界解读为其从印度和越南的生产基地“回归”中国内地。

随后掀起的招工浪潮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判断：据媒体报道，郑州富士康工厂最近开始加大招工力度，比往年提早了近半个月进入招聘旺季，两周招工5万人进场，待遇丰厚。

作为最大的果链代工企业，富士康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因为它意味着巨大的就业岗位以及举足轻重的进出口贸易额。

富士康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河南省的数据能够说明一切：从年度数据来看，2023年全年河南出口手机数量5761万台，同比下降了14.5%。今年一季度，这一下滑趋势还在继续扩大。

根据郑州海关数据，2023年一季度，河南全省出口了1688万台手机，而2024年一季度仅有664万台，减少了1024万台。手机出口金额从2023年一季度的711亿元，下降至2024年一季度的272亿元。

宏观数据上的变化痛感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但在微观世界里，是一群群拖着行李箱的打工人失望回到家乡。过去30年所熟悉的“进厂打螺丝”之路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议，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一个几乎零门槛的就业选项。

可后来，这条路也开始越来越窄了。

或许只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当富士康重返中国的消息出现，当从郑州空港到深圳龙华的招工信息再一次出现，人们才会如此欣喜若狂——有一份稳定的进厂打工收入，可能就意味着一个家庭的生计就得以延续了。

只是，虽然富士康现在回来了，可当初“分手”时存在的诸多问题，其实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其中最关键的两个问题是，当初富士康为什么要离开？未来拿什么继续留住富士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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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富士康为什么会回来？答案是很简单的，因为外面的越南和印度，远没有最初想象的那么美好。

以印度市场为例，承载了库克巨大希望的印度制造，令人失望的程度简直超出许多人的想象：最近有消息称，印度工厂组装的iPhone 15良品率仅有50%，按照欧洲标准，良品率只有34%；而作为对比，郑州工厂生产的iPhone良品率常年保持在99%以上。

更尴尬的是，印度产的iPhone15居然大肠杆菌超标。大肠杆菌是一种常见的细菌，通常存在于人类和动物的肠道以及粪便中，这一细菌含量的多少一般是用来评估食品和水源卫生质量的重要标准。

只是谁也没想到，本应该是精密仪器生产的环节，却面临着基础的卫生问题。而这仅仅只是印度制造存在困境的冰山一角。印度向来被视为“外资坟场”，从欧美企业到中国、日本企业，都曾经在印度遭遇重挫。前不久，小米和vivo也都在印度遭遇了重大挫折，高管要求是印度裔的提法，更是使得许多跨国公司望而却步。

至于东南亚，同样存在着一些没去之前想象不到的问题。据港媒报道，富士康“回归”根源问题还在于工人素质、产业链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由于印度、东南亚的工人受教育程度远不如中国，加之文化差异，使得富士康在当地面临着巨大的管理困境。

供应链不齐全也是另一个主要原因，虽然两国的人工成本低于中国，但有不少越南和印度工厂需要的零件仍要从中国进口，工厂还要支付昂贵的运输费用，拉高了总成本。

此外，基础设施欠缺也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印度、越南的电力落后，在工厂生产的电力高峰期面临限电的困境，印度民间的偷电现象也广泛存在，进一步提升了生产成本。

现在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不断流传着富士康从越南拉回机器的照片。从2017年宣布去美国，到后来又转往印度和东南亚，事实证明，在全球溜了一圈的富士康，发现还是“中国制造”的性价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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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为富士康的回归感到欣慰。但很少有人会想：既然“中国制造”这么好，富士康这些年为什么总是想要走？

富士康要走可谓“蓄谋已久”。

在商言商，富士康想走的首要因素还是“中国制造”的各项成本都开始不断上升，这其中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等因素影响。加之政策导向也逐渐开始转向腾笼换鸟、转型升级的表达，出于多重因素考虑，其实不只是富士康，许多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都开始了向东南亚的流动。

早在2016年左右，富士康就开始探索在印度等新兴市场建立生产基地的可能性。这一举动旨在利用更低廉的人力成本，同时也为苹果等主要客户开辟新的市场。然而，尽管印度提供了成本优势，但在实际运营中还是遭遇了诸如供应链不成熟、基础设施薄弱、监管规则不确定性等挑战。

于是，富士康把目光转向了大客户苹果的大本营美国本土。

2017年7月，富士康创办人郭台铭和特朗普在白宫高调宣布，将在未来4年内在美国投资100亿美元兴建生产巨型工厂，为美国创造13000个直接就业岗位。

彼时，特朗普的制造业回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在选举时有强大说服力，可现实远不如政客的想象：在美国工厂开建不久后，富士康曾办了一场大规模招聘会，结果只有300人去面试。

2021年，富士康宣布将其在威斯康星州的投资规模从最初的100亿美元大幅缩减至6.72亿美元。这意味着投资规模缩水了近93%。富士康的美国之行最终不了了之。

但在地缘政治冲突的压力之下，无论是上游的苹果还是代工的富士康，寻求工厂替代以平衡风险的动机依然强烈。

近几年来，虽然库克一直强调中国的无可替代，但苹果公司实际执行的还是“去风险”与分散供应链的策略，将订单转向印度。作为果链的一部分，富士康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需要跟随苹果的步伐。

加之富士康自己在中国本土也日益面临着巨大的争议，自“别让李嘉诚跑了”开始，对于资本以及资本家的社会情绪的微妙变化，相信同样也是富士康所感受到的巨大压力组成之一。

但正如前文所述，无论是苹果还是富士康，在如上诸多压力之下，转移产业链的进程实际操作都并不顺利。

换句话说，当下富士康尽管回来了，但架不住它可能还想走。因为当初所催生它想走的原因，如今也并没有真正消失。富士康们之所以回来，只不过是因为它们暂时还没有更好的选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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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富士康产业链转移的阵痛，富士康离开的时间里，我们却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资本跑了”到底是什么滋味。

河南的感受毫无疑问是最强烈的。

郑州富士康工厂是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生产基地，巅峰期一度雇佣了35万名员工。2017年，郑州手机产量接近3亿台，2023年下滑到1.43亿台，缩水了一半以上。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河南手机出口1100万台，出口总额445.26亿元，同比减少500多亿元。

此前有富士康员工透露，2023年仍在富士康园区上班的员工，仅剩六七万。下岗的20余万富士康工人被迫外出谋生，加上一些聚集在郑州富士康周围上下游企业的离散，河南流出的人口相当于1.5个海南。

也就是说，如果富士康们走了，就连进厂流水线打螺丝，可能都要成为一种奢望。

当然，可能也有人会说，富士康和苹果可以寻求“中国制造”的替代者，我们同样可以寻找富士康和苹果的替代者——从比亚迪到“华链”，都在试图证明我们能够寻找到产业替代。

但腾笼换鸟，远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的置换逻辑。苹果和果链基于的市场，是包括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需求；再往上推导，富士康的制造业管理能力，同样也是全球顶尖的水平。

这种替代看起来简单，但一系列数据已经可以说明一切。

例如，郑州近年大力引进比亚迪超级工厂，但从郑州的进出口数据就会发现，作为电子产品代工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富士康，在全球消费电子供应链中的地位稳固，主要聚焦于新能源汽车行业制造的比亚迪或许能够解决就业替代，但远远无法解决贸易替代。

这一刻，我们应当庆幸中国人骨子里的勤劳以及“中国制造”的强大韧性，为我们留住了富士康迁移的步伐。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在此基础上，消除苹果和富士康们在中国生产、经营、投资的后顾之忧？

“让人不想走”的内在吸引力，总比“别让人跑了”的威胁，看起来要体面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