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取下戴了20多年的节育环

你听说过节育环吗？这是一种放置在女性子宫腔内的避孕装置。长时间佩戴节育环，可能引发出血、腹痛等病状，还可能嵌入肉体或者进入腹腔，严重影响身体健康。

2014年，艺术家周雯静把历史上出现过的300多个节育环1:1复刻，创作出《女人系列·节育环》。这些节育环被放置在反光的蓝丝绒布上，乍一看像女性首饰，充满了讽刺意味。几年后，作品在网络上引起轰动，带动人们关注中老年女性超期佩环问题。

不久前，我们邀请周雯静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景军对谈。从节育环出发，探讨艺术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以及如何促进实际行动的产生。

对谈人：

周雯静，艺术家

景军，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01.

承担生育风险的往往是女性

周雯静：节育环是20年代一个男性犹太医生发明的，到了六七十年代被广泛运用。据统计，全世界使用节育环的人中，有2/3在中国大陆。

中国卫健委的数据显示，近50年来，5.4亿人次的中国女性佩戴过金属节育器。这个数据如此之大，值得我们去了解其中的问题。

景军：在我们国家，是不是有很多中老年妇女还戴着节育环？

周雯静：对，中老年女性超期佩戴节育环是个非常严重的现象，尤其在农村。人民政协网曾经发文，指出超期佩环对女性身体的危害，也号召绝经之后的女性及时取环。

景军：你怎么从艺术家的角度看待这个严重的社会事实？

周雯静：《女人系列·节育环》是我人生中第一件艺术作品。创作动机来自2011年，我陪母亲取下了她佩戴了20多年的节育环。取环之后她大出血，对身体的损伤很大，对我的家庭打击也很大。

《女人系列·节育环》

我因此开始关注节育环，查询它的原理，做了长达两三年的田野。创作过程中我有想过做一个房间那么大的盆骨，或者把节育环放大到人们可以从中间穿过去，以戏剧化的效果展示。

最终我选择了什么都不做的方式，按照1: 1的尺寸还原历史上曾出现过的300多个节育环的形状。它看似非常的冷酷，好像也没有做什么艺术化的效果，没想到六年后在网络上掀起了广泛的传播和讨论。

景军：为什么男的不戴节育环、不吃避孕药呢？这是父权主义的结果吗？

周雯静：不能简单粗暴地下结论。这里面有个前提，承担生育风险的都是女性。实际上，男性结扎手术更简单、更便捷，还可以复通。而输卵管结扎或者流产手术，对女性身体的伤害是巨大的。

但在历年的数据表格中，我们看到近70%的节育手段仍然是上环和堕胎。有医生说，节育环的失败率只有13%，可是5.4亿人次的13%也是一个庞大的数据。“量化是感知的敌人。”

当我们把一切数据化，用理性主义或者科学的话语来解释的时候，其实忽略了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所遭受的具体的困境。我看到网络上有4万多条留言，很多人躲在假名字背后讲述自己或家人的经历，那些东西是非常真实的。

从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节育环可能是社会生产制度导致的结果。西尔维娅·费代里奇的《凯列班与女巫》提到，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在猎巫行动中杀害了将近10万的女性，达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控制女性的身体，把她们困在家里从事家务照护这种社会再生产劳动。女性的节育史，就是女性的身体被一步步管控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

《使女的故事》

景军：你认为女性的这种艺术呈现可以被男性取代吗？

周雯静：没有绝对的答案，但女性一定有优势，因为是她们的切身感受。我还有一个作品叫《增生》，是乳腺钼靶的X光图像。

这是为了筛查乳腺癌和乳腺结节的医学手段，但在整个检查的过程中，身体被极度物化。医生会用两个木块把胸部夹到最极端的状态，其实就是在人最痛苦的一刹那把照片拍下来。

还有鸭嘴钳，孕妇生产的时候不断有医生走过来，把鸭嘴钳插入阴道和宫颈内探测，这个过程是极度不适的。费代里奇说过，没有任何一个器官应该被这样对待。

02.

用艺术重新想象社会现实

景军：为什么国内大家对节育环的反应这么强烈？

周雯静：这是我们母亲乃至奶奶这一辈人共同经历的历史事件，节育环使用基数如此庞大，与我们这一代每个人都相关。我看到过很多人的留言，大家谈到自己的母亲有超期佩环的问题，以及那些佩环之后的副作用，包括宫外孕、子宫不适配等等。

而且让我动容的是，很多男生说，他们把我作品的采访视频当作一个跟母亲之间的缓冲途径，先把视频发给母亲，再与她聊天，问她取环了吗？他们留言感谢我，因为我的视频，他们有机会抛开羞耻，了解母亲的经历。

景军：能通过艺术把社会事件呈现出来很不容易，它并不是简单的社会现实的复制。学者可能会用社会分析来研究这个现象，但并不会表现出这样的想象力，这很有趣。

周雯静：确实是这样，学者和艺术家共同关注一个事情，可能艺术家能更快把它做出来，因为我们不需要求证，只要通过直观感受表达就可以了。但是学者需要求证数据，做田野调查，最后得出研究结果。这也是我们不同的分工。

在上世纪70年代第二波女性运动高潮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女性，她们非常大胆地用女性身体器官的形象创作，通过艺术插图科普女性身体的现实情况。现在，经过自媒体的帮助，我们也可以进行相关的科普。

《从不，很少，有时，总是》

从70年代开始我们就提健康行动主义，您怎么看待艺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在其中的作用？

景军：我见过很多为社会服务的艺术干预手段，比如说我们过去防治艾滋病的时候，会在大街上贴各种各样的艺术画，告诉大家远离毒品，这是跟这生命有关系的。

艺术参与的空间是很大的，只不过有时候艺术行动并不总能产生想象中的效果。我们之前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等中国17家美术学院一起，邀请学生们进行关爱老人的创作，比如第一个题目是关爱老年人的记忆，第二个是关爱老年人的自杀问题，第三个是关爱老年人的抑郁问题。

首先，我们把入围作品放在一起进行颜色分析，看这些作品以光明的颜色为主，还是暗淡的颜色为主，大多数学生选择的是暗淡。第二个是选择这些老年人是积极的、幸福的，还是悲观的、孤独的，大多数人选择的是老年人是孤独的。

之后，我们一步一步分析构图里的形象，发现艺术家们分成了两类，一类是看到了鲁迅所要讲的呐喊，要把对老年人不公的体认喊出来；另外一种是少数，大概只占三分之一，他们对老年人的解读是齐白石式的老当益壮。

这两种解读都是有意义的，都在用艺术手段解释社会现实。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周雯静：根据您刚刚说的内容，选择把老年人创造成灰暗形象的学生占三分之二，但有没有可能这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一种刻板印象？

景军：其实我们也想到了这个结果，因为艺术家的创造也是受意识形态支配的。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在讲所谓的“人口红利说”，社会里的年轻人越多，生产力提升的可能性就越大，老年人越多，社会进步的可能性就越小。

学生们把老年人看作孤独的、暗淡的、走向死亡的，这个基调实际上和“人口红利说”是一样的。所以如何运用艺术手段重新想象老年，呈现将老去、将离去的状态，也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03.

如何促进实际行动的产生？

景军：今天的讨论有一点特别重要，社会学家和艺术家各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只不过社会学家更多的是经验主义，艺术家更多的是直接主义。

周雯静：好的艺术家一定有很强烈的直觉。我在您的课程中也学习到，人类学的领域还有艺术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的学者是介于艺术家和学者之间的角色，他们可能既具有直觉，也有田野思维。

景军：能做到那样的都是大师了，这是一种不容易达成的状态。但我想再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来我们医学社会学的课呢？

周雯静：其实不可能仅凭直觉做好艺术。临床强调的是田野调查，与病人接触，听课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帮助，让我了解了这些理论，以及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为我提供巨大的理论支撑。如果我前期没有了解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处理这些感性的感受。

景军：还是艺术家更伟大，艺术家听了人类学的课能够升华，我们听了、看了艺术的东西，还是不知道怎么能够做出更好的社群研究。要怎么通过观看艺术作品，来促进经验主义的分析？

周雯静：它一定是有交叉的。我在您课堂上得到的感受是，艺术作品不应该只成为书里面的一张插图，它不仅仅是一张说明性、阐释性的图像，而有着更多的可能性，它能够在社会中产生具体的效果。

比如，有一些年轻女性用节育环这张图像在微博上发起了带妈妈取环的运动，真的有人因此去取环，它带来了实际的行动结果。

《直美与加奈子》

景军：我很期待节育环这个作品最终会带来多大规模的改变。多少人会带妈妈去取环？是几个人，还是上千上万的人？如果是上千上万个家庭，等于用艺术启动了一次社会运动。

周雯静?：同样地，社会学也可以促进社会现状的改变。网络上关于如何面临老龄化的问题，有着很激烈的争论。有一批专家说，可以通过提高生育率来解决老龄化的问题。我非常不赞同的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景军：如果我们依然把养老的希望和最后照养的希望放在家庭里，实际上等于忽视社会建设。

我们要有一个去家庭化的思想，不应该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寄托在家庭上，而应该寄托在非政府组织、社工、互助养老上，让它成为一个多元化的体系。

社会发展可能需要考虑去家庭化，不要对家庭制度有太多的幻想，如果有太多的幻想和期望的话，会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