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女人 “要什么独立房间”

1929年，英国女性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版了散文集《一间自己的房间》。她在书中用诙谐幽默又不失锐气的语言，讲述了女性在社会中长期遭遇的种种不公，提出了“一个女人想要写作，必须有钱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书籍出版近百年，该书一直被认为是女权主义的代表作。透过书中种种叙述，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至今仍被广泛讨论：为什幺女性很难拥有一间完全属于自己的房间？

中国台湾作家彭怡平用时十余年，走访了十多个国家，从具体的女性处境入手，联系政治、经济、文化、阶级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写成《女人的房间》一书，发现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很多女性终其一生，都未曾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不少女性甚至不曾意识到拥有独立空间的重要性。

是什么因素剥夺了女性对于房间的拥有权？女孩子为什么不能拥有自己的独立卧室？

成长过程中，小蕾不止一次问父母这个问题，但每次父母都是搪塞敷衍了事。

没有答案。

小蕾出生于2005年，家在贵州黔西南地区。家中有五层楼房，其中三层对外出租，一层堆放杂物，还有一层是她们家人共同的生活空间。

这么多房间，没有一间完全属于她。从小到大，小蕾一直和母亲同床共枕，近两年搬到客厅，以沙发为床。

在她身边，很多女孩都没有独立卧室，她们中有的有哥哥，有的有弟弟，有些像她一样，家中只有两个女儿，但因为父母觉得“女孩子长大总要嫁人的”，所以她们在家中，似乎本来就不需要有独立的卧室。

（图/《恩珠的房间》）

结合自己的经历以及与身边其他女孩的交谈，小蕾渐渐发现，房间分配问题普遍存在于不同条件的家庭之中，女孩儿没有选择的权利，或者选择权永远滞后于家中的男孩。

小蕾发现，身边有很多女孩子竟然也要面对类似的困境。而这些女孩子的家长，都有许多开脱的理由，诸如“父母收拾房间太麻烦"“家中经济条件有限”"男孩儿和父亲睡一起太尴尬"等。

小蕾并不觉得这些理由成立，以下是她的自述。

没有房间的人生

我叫小蕾，今年19岁，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说起来有点匪夷所思，我生活在一个有五层小楼的家里，却一直没有自己的独立卧室。从小到大，我一直和母亲同床共枕，近两年才搬到客厅，以沙发为床。

我家的客厅是一处完全开放的空间，旁边有扇门，门后连着一个走廊，走廊与厨房、厕所、卧室相连——这意味着，我的家人无论是去厕所、卧室，还是厨房，都必须先经过客厅。因为不能保证客厅的隐私性，从小到大，在浴室洗完澡，我都必须穿戴整齐才能出来，换衣服也要等到家中没人，或另寻一处没人的地方。睡觉的时间，取决于父母什么时候关电视。

一个人时，小蕾经常会去海边发呆，想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图/受访者提供）

从小到大，我跟母亲提过很多次，希望能腾出一个杂物间，给我做个人卧室，但每次父母总是以各种理由搪塞、敷衍，如果我鼓起勇气再提，对话就会被刻意打断。

有一次，我声泪俱下跟母亲说，我真的很渴望有一个房间，但再次被拒绝了。她说，沙发上也可以睡觉，收拾杂物间很辛苦，还要买家具、打扫卫生。

我当然清楚，这些根本不是真正的原因。父母在我三岁时开始分房睡，母亲不愿因为我和父亲过多沟通，而父亲觉得女孩子终归要嫁人，为注定要离开的女儿准备一间房子，没必要费这个劲。

有段时间我特别执拗，我真的想要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一张属于自己的床。当时四楼有一间堆放杂物的屋子，里边摆了一张空床板。我用自己攒的零花钱买了床垫、床单、被子，还从楼下偷了一个枕头。深夜躺在床上，我总会不自觉想象，自己真的拥有了这间屋子的使用权，并在脑海中一点点勾勒房间装修后的样子。

母亲对我的做法大为光火，她不止一次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为什么非得自己睡，死活不和我睡在一张床上？”

大概只有我在意吧，我和母亲的生活习惯不同，她喜欢安静、漆黑的环境，而我喜欢开着夜灯听歌入睡。每次和母亲一起睡，我都不敢在床上大幅度翻身，怕打扰她休息。

但深夜时分，我又会一遍遍反问自己，为什么自己连翻身的自由都没有，也没有权利选择床单上的花纹？

我很羡慕那些有独立卧室的女孩，她们可以随意摆放玩偶、书籍以及其他玩具。而我拥有的玩偶，无论是买来的，还是别人送的，最终结局都是被父亲丢掉。他总是说，这些东西占地方，放在家里碍手碍脚。

家中为数不多剩下的与朋友有关的物品，是他们送的手写信、明信片和其他一些体积小的礼物，但最初也只能放在衣柜上。后来在我的多番央求下，母亲才拿来一个大箱子，我将这些东西装进箱子，放在角落里。

也是在那时候，我才知道，一个箱子就能装下一个女孩的所有。

搬到客厅睡觉后，我拥有的空间仍很有限，仅仅是一床被子、一个枕头。晚上，沙发是我的床，可到了白天，我的“床”又变成了人人可以入座的沙发，我很厌恶这一事实，也很害怕被人发现，人生19载，我从没有自己的卧室。

跨年时，小蕾和同学经过某个酒店楼下。她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和家人一起坐在里面团聚，一起点香槟庆祝。（图/受访者提供）

读高中时，一位相识超过10年的朋友曾不止一次说，要到我家里做客，但每次都被我拒绝了。我一次又一次告诉对方，父亲不喜欢我带人到家中做客，有时还会谎称家里有客人。我心里清楚，拒绝朋友是我害怕对方发现我窘迫的人生，也不想承认，如果带朋友回家，她们只能和我一起坐在沙发上，一个私密的、自由的聊天空间都没有。

还有一次，一位朋友在生日当天要坐飞机出行，群里有人提议打视频电话给对方送行。我环视一周，才在屋内找了一处狭窄的空间，但也要保持固定姿势，才能防止朋友发现客厅的沙发和电视。

我很害怕别人发现我没有房间这件事，但我的父母好像并不在意。疫情期间上网课时，母亲经常在我的身后走来走去，我不得不经常变换姿势，以免同学发现母亲的身影。这种自我暴露的感觉，经常让我觉得厌烦至极。

女孩子，买什么房子？

很难说清，我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极度渴望有一个独立卧室的。

印象中，我最早表现出对独立空间的渴望，要追溯至小学的某一天。当时父母买了一把硕大的伞，把伞撑开放在地面上。我披了一块布，拿着手电筒躲在伞下，做了一个“伞房”。

趁父母不在家，我躲在伞下，给自己放《爱丽丝漫游仙境》，像在自己房间看电视。但是得特别留意脚步声，在他们进门前，把自己装好的“伞房”都收拾好，让整个环境恢复到他们离家前的样子。

后来搬到客厅睡觉时，我还是一直在追求这种安全感。白天父母不在家时，我会将沙发上的枕头摞起来，摆在边缘处。摞起来的枕头，像保护我的城墙，围起来的沙发成了我内心的堡垒。只不过，这个堡垒太过脆弱，我必须在父母回家前，及时拆掉“秘密王国”，以免被父母责骂。

那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背后，投射出的是多么深的渴望。

慢慢长大后，我开始向母亲透露买房的想法，她怒斥：“你以后会结婚，为什么要自己买房？”

我随即反问母亲：“如果我没有自己的房子，是不是要像你一样，和丈夫发生矛盾了，只能带着孩子离家出走？”

（图/《伯德小姐》）

在我的家庭中，父母发生矛盾，母亲带我们离家出走，已经成为常态。印象最深的一次争吵发生在2020年夏天，那时贵州很热，母亲穿着短袖在楼下打理门面房，一位男性前来咨询租房的事情。母亲耐心与对方沟通，并无任何言语和行为上的不妥，但对方走后，父亲说母亲穿着暴露，大声斥责她，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我站在母亲身旁，忍不住出言为母亲辩解——夏天穿短袖很正常，父亲的行为完全是鸡蛋里挑骨头啊！

父亲随手抄起身边的一块板子，就要冲过来打我，他的嘴里振振有词：“我是你的父亲，你怎么敢忤逆我！”

那时我只有16岁，却已经真实感受到了父权的存在。我赶紧逃开了，板子最终落在了母亲身上。后来邻居打电话告诉我，母亲头部被砸破，血顺着她的后脑勺漫到脖颈，那件引来谩骂的白上衣，肩头被血染红了。

我一边匆匆往家赶，一边拨通了报警电话——报警在我们家发生过很多次，但每次都以“和解”告终，父亲太懂得如何在警察面前扮演一名遵纪守法又态度良好的公民，他和母亲之间的冲突总被定义为家庭琐事。果不其然，警察在听到我说出详细地址后，便以小孩报假警为由，挂断了电话。

我匆匆赶回家，带着母亲前往医院包扎，和她再一次前往外婆家“避难”。

从小到大，我都很排斥去外婆家。她有5个子女，唯独我的母亲不受宠，是其他兄弟姐妹欺负的对象。母亲和父亲结婚后没地方住，只能在外婆家住着。他们要定期向外婆缴纳房租和水电费用，但还是经常被外婆赶出门。

我有好几次尝试了解这段岁月的细节，但母亲总是避而不谈。父亲倒是似乎并不排斥，他总说：“当年，是我保护了你的妈妈和姐姐。”

长大后，这样的歧视从母亲蔓延到了我和姐姐身上。每次回外婆家，她总会唠叨我们浪费电、浪费水。这样的指责，从来不会发生在表姐妹身上。

去往外婆家的路上，我问母亲：“为什么每次夫妻吵架，离家出走的永远是妻子和孩子？”母亲没有直接回答，但表示再也不会回到父亲身边，和他继续生活。

这样的话，我在成长过程中听过无数次，但那一天，不知道是母亲脸上的表情太过坚定，还是白色衣服上的鲜血太过刺眼，我仍选择了相信。可几天后，一场熟悉的认错大会仍在外婆家上演了：父亲拉着母亲的手，信誓旦旦表示再也不会动手打她，求她回家。

站在楼上，我竟然看见母亲笑了，她一脸幸福，带着娇羞对父亲说：“你帮我搬东西，我就跟你回家。”然后他们真就搬着东西离开了，我一个人坐在楼上，看着他们两个的身影越来越远。

我的父母、外婆，竟然没有一个人想起我还在楼上。

父母走后，我和外婆被留在了房间里。那时外公已经去世，外婆得了脑梗，她总会控制不住地在深夜捶床，大喊大叫。我听着不时响起的、刺耳的声音，只觉得一股浓浓的被抛弃的感觉席卷全身。

那一晚，我想起了母亲经常说的话，“天下母亲没有不爱子女的”“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我的眼睛和耳朵告诉我，她爱我，但更爱我的父亲，但我没办法确认，这种爱从何而来，又剩下几分。

后来读艾丽丝·门罗的《逃离》时，我在书中女主的身上看到了母亲的身影，一个下定决心逃走的女人，竟然会主动返回受困的囚牢，甚至还要撒谎去怪罪那些帮她出逃的人——现实生活中，我曾不止一次劝说母亲离婚，但她每次都会以一种特别无奈的语气告诉我：“我已经这个岁数了，我的性格就这样了，没有办法按照你的想法去改变。”更多时候，她和父亲站在统一战线，一起指责、谩骂我是不孝女，竟然鼓动父母离婚。

父亲经常威胁：“你身上流的是老子的血，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没有办法摆脱我。你以后挣钱了，要拿一半的工资来养我。否则你走到哪里，我就闹到哪里。”

这件事后不久，我在日记本里写下：“我的脚上永远有一条链子，无论我跋涉到哪个地方，紧拽链子的父亲都可以把我拉回来。”我内心深处，也更坚定了要买房的想法。我想逃离。

与此同时，我也开始渐渐接受，和父亲纠缠一生，是母亲的选择。我没有办法改变他们中的任意一人。

我想要的家，该从何而来

与我想通过买房独立的想法不同，我的姐姐常常认为，女性活在世上，要面临许多困境，而要摆脱它，只能依附男性。

姐姐今年34岁，很符合中国传统社会里“长姐如母”的观念。在我出生前，她和父亲、母亲寄居在外婆家时，不止一次被轰赶。几年前，父亲沉迷赌博，将家庭积蓄挥霍一空，还没结婚的她主动负担了家里的开销。

也许是小时候的经历影响，姐姐将人生希望寄托于婚姻和伴侣。她认为，女性结婚后就拥有了所需的一切物质基础，不需要担心买车、买房。

她曾出钱与一位恋爱对象一起买房，不过两人后来因为矛盾分开。姐姐既没有要求男方归还购房款，也放弃了房子的所有权，大半积蓄就此付诸东流。

我曾给她发过一条3000多字的消息，劝她自救，放弃依附男性的想法，她却回复我：“你的人生太过理想主义，而我是现实派。我倒想看看你的自救，会有什么结果。”

渐渐地，我减少了和姐姐的联系，也不再劝她。偶尔姐姐找我吐槽，我也开始附和她，给她想要的情绪价值。但我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在某种程度上，姐姐和母亲十分相像，她们是《金锁记》中曹七巧的文学缩影：受到了多重压迫，精神极度痛苦，却没有合适的方法解决这种痛苦。久而久之，她们将这种痛苦强加他人，成了加害者。

（图/《恩珠的房间》）

读大学后，我减少了与家人的联系。与此同时，我也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床、桌子和柜子。每个月，我会从1500元的生活费里拿出1000元买贴花、唱片、书籍等，装饰宿舍里这个属于自己的小空间。

每天晚上入睡前，我都会拉上窗帘，将床头的一盏台灯打开。温暖昏黄的灯光充满每个角落，那种静谧的感觉总会让我心生满足。在这方空间里，我可以玩手机、看书，也不必害怕肆意翻动身子，会打扰到别人，或触碰到别人的身体。没有人会监视我，这是一个密闭的，有绝对隐私性的空间。

看着宿舍书桌上越来越多的装饰品，我发现它们好像只是被摆在那里，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容身之所。后来，我打包丢掉了一部分玩偶、装饰，也转手卖掉了一些。

以前读八月长安的书时，在评论区看到过一则留言：一个家庭中如果儿女双全，但房间数量不够，那睡在客厅里的，往往是女儿。

与身边朋友谈起女孩子没有独立房间这件事时，我发现，有些女孩子即使有自己的卧室，也只能在父母给予的空间里，摆上父母喜欢的物品。那些被厌弃的，只能被藏起来。我有一个室友是二次元爱好者，但因为父母的反对，她只能将喜欢的周边藏起来。

脱离父母视线后，她买了一个展示柜，原本藏在角落里的谷子，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还有两位女性朋友，家中分别有一个哥哥和弟弟，他们拥有自己的独立卧室，而我的两位朋友无一例外都睡在客厅沙发上。

其中一位朋友多次提到，将来长大了要逃离原生家庭，住到千里之外的城市，最好能在靠海的地方安家。但她的母亲不惜以死相逼，朋友也被迫留了下来。

我越来越深刻意识到，自己想要一个完全独立的空间，容纳自己的一切。我开始经常上网搜索购房相关的信息，也会经常计算还有多少年才能买房。最近，我正在一家机构做兼职，虽然薪水并不高，我却觉得很满足。

我离理想中的家，似乎越来越近了。作者：邢亚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