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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女人 “要什么独立房间”

1929年,英国女性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版了散文集《一间自己的房间》。她在书中用诙谐幽默又不失锐气的语言,讲述了女性在社会中长期遭遇的种种不公,提出了“一个女人想要写作,必须有钱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书籍出版近百年,该书一直被认为是女权主义的代表作。透过书中种种叙述,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至今仍被广泛讨论:为什幺女性很难拥有一间完全属于自己的房间?

中国台湾作家彭怡平用时十余年,走访了十多个国家,从具体的女性处境入手,联系政治、经济、文化、阶级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写成《女人的房间》一书,发现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很多女性终其一生,都未曾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不少女性甚至不曾意识到拥有独立空间的重要性。

是什么因素剥夺了女性对于房间的拥有权?女孩子为什么不能拥有自己的独立卧室?

成长过程中,小蕾不止一次问父母这个问题,但每次父母都是搪塞敷衍了事。

没有答案。

小蕾出生于2005年,家在贵州黔西南地区。家中有五层楼房,其中三层对外出租,一层堆放杂物,还有一层是她们家人共同的生活空间。

这么多房间,没有一间完全属于她。从小到大,小蕾一直和母亲同床共枕,近两年搬到客厅,以沙发为床。

在她身边,很多女孩都没有独立卧室,她们中有的有哥哥,有的有弟弟,有些像她一样,家中只有两个女儿,但因为父母觉得“女孩子长大总要嫁人的”,所以她们在家中,似乎本来就不需要有独立的卧室。

(图/《恩珠的房间》)

结合自己的经历以及与身边其他女孩的交谈,小蕾渐渐发现,房间分配问题普遍存在于不同条件的家庭之中,女孩儿没有选择的权利,或者选择权永远滞后于家中的男孩。

小蕾发现,身边有很多女孩子竟然也要面对类似的困境。而这些女孩子的家长,都有许多开脱的理由,诸如“父母收拾房间太麻烦"“家中经济条件有限”"男孩儿和父亲睡一起太尴尬"等。

小蕾并不觉得这些理由成立,以下是她的自述。

没有房间的人生

我叫小蕾,今年19岁,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说起来有点匪夷所思,我生活在一个有五层小楼的家里,却一直没有自己的独立卧室。从小到大,我一直和母亲同床共枕,近两年才搬到客厅,以沙发为床。

我家的客厅是一处完全开放的空间,旁边有扇门,门后连着一个走廊,走廊与厨房、厕所、卧室相连——这意味着,我的家人无论是去厕所、卧室,还是厨房,都必须先经过客厅。因为不能保证客厅的隐私性,从小到大,在浴室洗完澡,我都必须穿戴整齐才能出来,换衣服也要等到家中没人,或另寻一处没人的地方。睡觉的时间,取决于父母什么时候关电视。

一个人时,小蕾经常会去海边发呆,想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图/受访者提供)

从小到大,我跟母亲提过很多次,希望能腾出一个杂物间,给我做个人卧室,但每次父母总是以各种理由搪塞、敷衍,如果我鼓起勇气再提,对话就会被刻意打断。

有一次,我声泪俱下跟母亲说,我真的很渴望有一个房间,但再次被拒绝了。她说,沙发上也可以睡觉,收拾杂物间很辛苦,还要买家具、打扫卫生。

我当然清楚,这些根本不是真正的原因。父母在我三岁时开始分房睡,母亲不愿因为我和父亲过多沟通,而父亲觉得女孩子终归要嫁人,为注定要离开的女儿准备一间房子,没必要费这个劲。

有段时间我特别执拗,我真的想要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一张属于自己的床。当时四楼有一间堆放杂物的屋子,里边摆了一张空床板。我用自己攒的零花钱买了床垫、床单、被子,还从楼下偷了一个枕头。深夜躺在床上,我总会不自觉想象,自己真的拥有了这间屋子的使用权,并在脑海中一点点勾勒房间装修后的样子。

母亲对我的做法大为光火,她不止一次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为什么非得自己睡,死活不和我睡在一张床上?”

大概只有我在意吧,我和母亲的生活习惯不同,她喜欢安静、漆黑的环境,而我喜欢开着夜灯听歌入睡。每次和母亲一起睡,我都不敢在床上大幅度翻身,怕打扰她休息。

但深夜时分,我又会一遍遍反问自己,为什么自己连翻身的自由都没有,也没有权利选择床单上的花纹?

我很羡慕那些有独立卧室的女孩,她们可以随意摆放玩偶、书籍以及其他玩具。而我拥有的玩偶,无论是买来的,还是别人送的,最终结局都是被父亲丢掉。他总是说,这些东西占地方,放在家里碍手碍脚。

家中为数不多剩下的与朋友有关的物品,是他们送的手写信、明信片和其他一些体积小的礼物,但最初也只能放在衣柜上。后来在我的多番央求下,母亲才拿来一个大箱子,我将这些东西装进箱子,放在角落里。

也是在那时候,我才知道,一个箱子就能装下一个女孩的所有。

搬到客厅睡觉后,我拥有的空间仍很有限,仅仅是一床被子、一个枕头。晚上,沙发是我的床,可到了白天,我的“床”又变成了人人可以入座的沙发,我很厌恶这一事实,也很害怕被人发现,人生19载,我从没有自己的卧室。

跨年时,小蕾和同学经过某个酒店楼下。她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和家人一起坐在里面团聚,一起点香槟庆祝。(图/受访者提供)

读高中时,一位相识超过10年的朋友曾不止一次说,要到我家里做客,但每次都被我拒绝了。我一次又一次告诉对方,父亲不喜欢我带人到家中做客,有时还会谎称家里有客人。我心里清楚,拒绝朋友是我害怕对方发现我窘迫的人生,也不想承认,如果带朋友回家,她们只能和我一起坐在沙发上,一个私密的、自由的聊天空间都没有。

还有一次,一位朋友在生日当天要坐飞机出行,群里有人提议打视频电话给对方送行。我环视一周,才在屋内找了一处狭窄的空间,但也要保持固定姿势,才能防止朋友发现客厅的沙发和电视。

我很害怕别人发现我没有房间这件事,但我的父母好像并不在意。疫情期间上网课时,母亲经常在我的身后走来走去,我不得不经常变换姿势,以免同学发现母亲的身影。这种自我暴露的感觉,经常让我觉得厌烦至极。

女孩子,买什么房子?

很难说清,我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极度渴望有一个独立卧室的。

印象中,我最早表现出对独立空间的渴望,要追溯至小学的某一天。当时父母买了一把硕大的伞,把伞撑开放在地面上。我披了一块布,拿着手电筒躲在伞下,做了一个“伞房”。

趁父母不在家,我躲在伞下,给自己放《爱丽丝漫游仙境》,像在自己房间看电视。但是得特别留意脚步声,在他们进门前,把自己装好的“伞房”都收拾好,让整个环境恢复到他们离家前的样子。

后来搬到客厅睡觉时,我还是一直在追求这种安全感。白天父母不在家时,我会将沙发上的枕头摞起来,摆在边缘处。摞起来的枕头,像保护我的城墙,围起来的沙发成了我内心的堡垒。只不过,这个堡垒太过脆弱,我必须在父母回家前,及时拆掉“秘密王国”,以免被父母责骂。

那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背后,投射出的是多么深的渴望。

慢慢长大后,我开始向母亲透露买房的想法,她怒斥:“你以后会结婚,为什么要自己买房?”

我随即反问母亲:“如果我没有自己的房子,是不是要像你一样,和丈夫发生矛盾了,只能带着孩子离家出走?”

(图/《伯德小姐》)

在我的家庭中,父母发生矛盾,母亲带我们离家出走,已经成为常态。印象最深的一次争吵发生在2020年夏天,那时贵州很热,母亲穿着短袖在楼下打理门面房,一位男性前来咨询租房的事情。母亲耐心与对方沟通,并无任何言语和行为上的不妥,但对方走后,父亲说母亲穿着暴露,大声斥责她,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我站在母亲身旁,忍不住出言为母亲辩解——夏天穿短袖很正常,父亲的行为完全是鸡蛋里挑骨头啊!

父亲随手抄起身边的一块板子,就要冲过来打我,他的嘴里振振有词:“我是你的父亲,你怎么敢忤逆我!”

那时我只有16岁,却已经真实感受到了父权的存在。我赶紧逃开了,板子最终落在了母亲身上。后来邻居打电话告诉我,母亲头部被砸破,血顺着她的后脑勺漫到脖颈,那件引来谩骂的白上衣,肩头被血染红了。

我一边匆匆往家赶,一边拨通了报警电话——报警在我们家发生过很多次,但每次都以“和解”告终,父亲太懂得如何在警察面前扮演一名遵纪守法又态度良好的公民,他和母亲之间的冲突总被定义为家庭琐事。果不其然,警察在听到我说出详细地址后,便以小孩报假警为由,挂断了电话。

我匆匆赶回家,带着母亲前往医院包扎,和她再一次前往外婆家“避难”。

从小到大,我都很排斥去外婆家。她有5个子女,唯独我的母亲不受宠,是其他兄弟姐妹欺负的对象。母亲和父亲结婚后没地方住,只能在外婆家住着。他们要定期向外婆缴纳房租和水电费用,但还是经常被外婆赶出门。

我有好几次尝试了解这段岁月的细节,但母亲总是避而不谈。父亲倒是似乎并不排斥,他总说:“当年,是我保护了你的妈妈和姐姐。”

长大后,这样的歧视从母亲蔓延到了我和姐姐身上。每次回外婆家,她总会唠叨我们浪费电、浪费水。这样的指责,从来不会发生在表姐妹身上。

去往外婆家的路上,我问母亲:“为什么每次夫妻吵架,离家出走的永远是妻子和孩子?”母亲没有直接回答,但表示再也不会回到父亲身边,和他继续生活。

这样的话,我在成长过程中听过无数次,但那一天,不知道是母亲脸上的表情太过坚定,还是白色衣服上的鲜血太过刺眼,我仍选择了相信。可几天后,一场熟悉的认错大会仍在外婆家上演了:父亲拉着母亲的手,信誓旦旦表示再也不会动手打她,求她回家。

站在楼上,我竟然看见母亲笑了,她一脸幸福,带着娇羞对父亲说:“你帮我搬东西,我就跟你回家。”然后他们真就搬着东西离开了,我一个人坐在楼上,看着他们两个的身影越来越远。

我的父母、外婆,竟然没有一个人想起我还在楼上。

父母走后,我和外婆被留在了房间里。那时外公已经去世,外婆得了脑梗,她总会控制不住地在深夜捶床,大喊大叫。我听着不时响起的、刺耳的声音,只觉得一股浓浓的被抛弃的感觉席卷全身。

那一晚,我想起了母亲经常说的话,“天下母亲没有不爱子女的”“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我的眼睛和耳朵告诉我,她爱我,但更爱我的父亲,但我没办法确认,这种爱从何而来,又剩下几分。

后来读艾丽丝·门罗的《逃离》时,我在书中女主的身上看到了母亲的身影,一个下定决心逃走的女人,竟然会主动返回受困的囚牢,甚至还要撒谎去怪罪那些帮她出逃的人——现实生活中,我曾不止一次劝说母亲离婚,但她每次都会以一种特别无奈的语气告诉我:“我已经这个岁数了,我的性格就这样了,没有办法按照你的想法去改变。”更多时候,她和父亲站在统一战线,一起指责、谩骂我是不孝女,竟然鼓动父母离婚。

父亲经常威胁:“你身上流的是老子的血,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没有办法摆脱我。你以后挣钱了,要拿一半的工资来养我。否则你走到哪里,我就闹到哪里。”

这件事后不久,我在日记本里写下:“我的脚上永远有一条链子,无论我跋涉到哪个地方,紧拽链子的父亲都可以把我拉回来。”我内心深处,也更坚定了要买房的想法。我想逃离。

与此同时,我也开始渐渐接受,和父亲纠缠一生,是母亲的选择。我没有办法改变他们中的任意一人。

我想要的家,该从何而来

与我想通过买房独立的想法不同,我的姐姐常常认为,女性活在世上,要面临许多困境,而要摆脱它,只能依附男性。

姐姐今年34岁,很符合中国传统社会里“长姐如母”的观念。在我出生前,她和父亲、母亲寄居在外婆家时,不止一次被轰赶。几年前,父亲沉迷赌博,将家庭积蓄挥霍一空,还没结婚的她主动负担了家里的开销。

也许是小时候的经历影响,姐姐将人生希望寄托于婚姻和伴侣。她认为,女性结婚后就拥有了所需的一切物质基础,不需要担心买车、买房。

她曾出钱与一位恋爱对象一起买房,不过两人后来因为矛盾分开。姐姐既没有要求男方归还购房款,也放弃了房子的所有权,大半积蓄就此付诸东流。

我曾给她发过一条3000多字的消息,劝她自救,放弃依附男性的想法,她却回复我:“你的人生太过理想主义,而我是现实派。我倒想看看你的自救,会有什么结果。”

渐渐地,我减少了和姐姐的联系,也不再劝她。偶尔姐姐找我吐槽,我也开始附和她,给她想要的情绪价值。但我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在某种程度上,姐姐和母亲十分相像,她们是《金锁记》中曹七巧的文学缩影:受到了多重压迫,精神极度痛苦,却没有合适的方法解决这种痛苦。久而久之,她们将这种痛苦强加他人,成了加害者。

(图/《恩珠的房间》)

读大学后,我减少了与家人的联系。与此同时,我也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床、桌子和柜子。每个月,我会从1500元的生活费里拿出1000元买贴花、唱片、书籍等,装饰宿舍里这个属于自己的小空间。

每天晚上入睡前,我都会拉上窗帘,将床头的一盏台灯打开。温暖昏黄的灯光充满每个角落,那种静谧的感觉总会让我心生满足。在这方空间里,我可以玩手机、看书,也不必害怕肆意翻动身子,会打扰到别人,或触碰到别人的身体。没有人会监视我,这是一个密闭的,有绝对隐私性的空间。

看着宿舍书桌上越来越多的装饰品,我发现它们好像只是被摆在那里,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容身之所。后来,我打包丢掉了一部分玩偶、装饰,也转手卖掉了一些。

以前读八月长安的书时,在评论区看到过一则留言:一个家庭中如果儿女双全,但房间数量不够,那睡在客厅里的,往往是女儿。

与身边朋友谈起女孩子没有独立房间这件事时,我发现,有些女孩子即使有自己的卧室,也只能在父母给予的空间里,摆上父母喜欢的物品。那些被厌弃的,只能被藏起来。我有一个室友是二次元爱好者,但因为父母的反对,她只能将喜欢的周边藏起来。

脱离父母视线后,她买了一个展示柜,原本藏在角落里的谷子,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还有两位女性朋友,家中分别有一个哥哥和弟弟,他们拥有自己的独立卧室,而我的两位朋友无一例外都睡在客厅沙发上。

其中一位朋友多次提到,将来长大了要逃离原生家庭,住到千里之外的城市,最好能在靠海的地方安家。但她的母亲不惜以死相逼,朋友也被迫留了下来。

我越来越深刻意识到,自己想要一个完全独立的空间,容纳自己的一切。我开始经常上网搜索购房相关的信息,也会经常计算还有多少年才能买房。最近,我正在一家机构做兼职,虽然薪水并不高,我却觉得很满足。

我离理想中的家,似乎越来越近了。作者:邢亚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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