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前，我帮司马南选举维权记

【议报编者按】此文续摘选自秦兵律师的维权故事自传书稿。这本自传已由北美鹿津出版社审定，并已排上其出版日程。本刊得到出版人独家供稿披露部分章节。

原文：

“什么？秦兵大律师，你竟然帮司马夹头维权？！”

当我想聊这桩陈年旧事时，常有朋友一开始就这样质问我，我都没办法讲下去。

所以我决定把这个故事写下来。为什么要写这个事，其中的缘故将放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先卖个关子。

是的，我的确帮助过司马南，是在他还没有成为“夹头”之前——那时的他，雄姿英发，不断挑战伪气功师、特异功能，撕开气功大师的虚假面目，成了打假斗士，舆论形象非常正面。

二十一世纪最初几年，崔永元、王海、司马南都是舆论场的超级名人。崔永元主持央视谈话节目《实话实说》，诙谐、质朴，深得观众的喜爱；王海是打假名人，提出并身体力行的“知假买假”算不算被欺诈、可不可以双倍、多倍索赔的问题，被老百姓谈论、专家学者讨论得如火如荼；司马南揭起的气功打假，也一波接一波吹皱春江水，热闹非凡，经常成为舆论焦点，博得观众的眼球。

风云际会。因很早就关注业主维权事务，我从1998年起就开始提出业主版购房合同“秦兵204条”，在业内外反响强烈。那几年，我曾三次作为单独嘉宾和崔永元共同完成《实话实说》节目、以及后来和晶主持该节目时，我也多次参加，也赢得一点“薄幸”之名，因此与上述的大名人都有一些交集。

一

2002年的夏天,王海来我办公室，主持召开会议。那天的主题是房屋质量问题,不少记者也闻讯而来。司马南赶到会场，他是“人来疯”，口才确实了得，吐字字正腔圆，而且风趣幽默。现场掌声不断。

会后,他一个人单独留下来。一改会场上意气风发的模样，有点低声下气地问我:

“秦律师,您有没有时间,我们聊十分钟？”

我见他十分诚恳和迫切，当然不好拒绝，就说:“没有问题啊,您有何指教?”

我们面对面坐下，他就开始倒苦水了——

原来，因他四处打击所谓“气功大师”,揭了某些大师的假,坏了他们的生意。这些伪大师们就安排徒子徒孙来他家闹事,不是用胶水封门,就是在门上泼屎撒尿,搞得他常常有家难回,家人的安全也无法保障。他说他的生活逐渐成了一场噩梦，这些下流的行为让他“水深火热”，压力山大！

这种流氓混混的手段，虽然不是明显的、严重的犯罪，但是非常伤害和干扰受害人的心理精神状态，也给生活带来极大的困扰。打假这条路，并不是只有鲜花和光环，也有不少荆棘和危险。 当时的司马南，既无法保护自己，也不能确保家人的安全。每天都悬着一颗心，担心今天晚上会不会再次有人来敲门。他自己的生活在这些无尽的威胁中变得难以承受。

我说:那您去派出所报案啊?

他说:当然去了,东城区、朝阳区,各派出所,区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政法委,我都去了。

“他们怎么说?”

他说:人家要求有证据,有嫌疑人,我那能找得到啊?

“不是有监控吗?可以调出来查啊?”

他说:怎么可能给我查呢?我在人家眼里,就是小民一个,没有关系,什么也查不到!

按理说，这样的事情要是只发生一次，可以说是治安案件，属于违反治安管理条例（法）的行为。可是发生这么多次、这么长时间，可能就不仅仅是治安案件，可能上升到刑事案件了，公安机关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要求受害人自己破案、自己扭送嫌疑人才受理吧。

我问:去市长热线投诉呢?

他说:北京市长我都找过了,更不用说市信访办、人大常委会,凡是能去的我都去了,都说管不了，都说没有办法。不瞒您说,我现在每周至少有一天,专业去信访,去了不下上百趟了,各种举报信都写了几百封了,就是没有人管,搞得我每天白天出来,想到晚上回家的时候,满心忧虑。

“人微言轻啊。”

他说:是啊,我去信访的时候,真知道什么是平民了。每一个信访机构都满满的是上访的平民，一排队就是几个小时，递上个材料，却没有官员真的去处理，真要去一一去处理，信访机构再人多，估计也不够用。如果下面的具体管理的部门不配合，一个信访工作人员又有多大的权利呢。平民哪有什么尊严啊,有的人大太阳下面一天跪在政府门口10个小时,连个出来问话的人都没有。实际上是每个工作人员都知道，自己也解决不了，然后访民还一个劲地找你，你不是自找苦吃吗，谁都是然并卵啊！

我说:中国是一个讲究权力的社会,没有权力就没有尊严。

他说:对啊,您看看能不能给我想个办法。

看到司马南满脸疲惫和愁苦，我确认他正在遭遇一场不易克服的困境。他的不安、恐惧和无奈和无助在他的言行中已经全部表现出来了。 司马南的处境，已经不仅仅是法律能够简单解决的事情。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更有效、更有影响力的方式来应对这些威胁。

我说:办法有一个,就是不知道您敢不敢干、愿不愿意干？

他正色说:朗朗乾坤,我竟然连家都不敢回,不断地换地方,而且我和家人都不敢住一块,只要能够解决安全问题,我什么都敢试!

我说:那就好。基本的方向说起来简单,就是按照选举法的规定,您参加东城区或者朝阳区的人大代表选举,先成为人大代表,如果人大代表都解决不了问题,您就参加区长竞选,争取成为区长候选人。

他问:竟然有这条路?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能行吗?违法吗?我普通市民一个,又不是党员,也没有什么编制,能当区长吗?

司马南在那时并没有表现出对政治的热衷，更多是以“打假斗士”的身份为人熟知。参选人大代表，虽然听起来有些冒险，但对已经走投无路的他来说，却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方案。

根据《选举法》，任何年满18岁的中国公民都有资格参选基层人大代表。人大代表不仅可以参与地方事务的决策，还能够向上级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诉求。这意味着，如果司马南成功当选，他将不仅有更强的发言权和法律保护，实际也有某种权力。

我说:您回去考虑一下,也查查法律,如果能办就通知我,不能办，您继续上访。

二

我执业的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的办公楼在外交俱乐部大楼里，附近就是北京地铁2号线的建国门站，司马南居住在东直门站附近，中间隔着朝阳门站、东十四条站两站。司马南来找我，乘地铁一趟不到10分钟，非常便利。

约摸过了一个月，一天下午,他又来到我办公室,很严肃的给我说:“秦律师,我一个月前又租了一个新地方,结果没有几天又有人给我家门是泼了一盆猪血,报警还是没有用。我决定豁出去了,跟着您堵一把,你说怎么办吧。”

他说自己现在是“雷声大雨点小”、“但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楼”，看起来表面风光，其实口袋里并不丰足。

我于是说：我们先说明,我帮您出选举方案。您这个案件我不收钱,但是您要是办成了,记得给我提供一个价值10万元的机会,或者介绍一个案值50万元的案件,公平吧?

他点头，说:没有问题,一定可以办到！

我约他下周过来。

一周后,他如约而至。我带着我的助理朱思昊，大家一起商定选举方案。小朱现在已经是中国房地产界的闻人了，那时他大学毕业不久，还只是小助理，在我所学习如何进行社会动员。

三个人坐到一起,我给他提一个操作方案，并让小朱负责帮他落实。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直接、且具体可行的执行方案，具体细节如下：

1、去东直门街道办事处,找到人大代表联络点负责人,询问本选区是不是独立选区,有没有人大代表的名额;

2、如果是独立选区,有人大代表名额,问有几名人大代表名额,有什么特别的限制,例如,是不是必须是某些少数民族特别代表;

3、如果一切正常,没有各种特别限制，就问你的具体街道和什么街道分在一个投票小组,或者属于哪个联合投票小组;

4、确定代表名额及投票区域后,统计全部投票户数,户数的三倍大概就是投票人数。

5、每周二、四、六下午两点后,隔一户敲一门,如果有人开门就说自己想参选本选区人大代表,顺便给一张自己的介绍;

6、第一个月,您的主张就是，提高社区治安质量,保障住居权利。以后每见100户,我们都回来重新定一次竞选主张!

7、把你的投诉信简炼一下,把你的个人遭遇写成案例,但是不能写是你的名字,另外再找三个具体的案例,写成竞选背景故事;

8、目前的竞选口号暂定:社区治安人人有责,保障安全请选司马南!或者是:“治安选于力（他的本名）,生活有保障!”

9、找三名助理,你跑一家,他们跑三家,跑了100家后,我们回来开竞选会议。

10、助理最好是保险经纪人或者其他经过陌生拜访训练的人,记得给助理多发补贴,跑完1000户,我们就没有问题了!

我提出的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在我们当时搞选举维权的一般做法的基础上，结合司马南的具体情形度身定制的。

司马南很认真地做着笔记，态度很积极，有跃跃欲试的兴奋状。

我把朱思昊同学介绍给他,让他们多沟通。

三

一个月以后,我问小朱：司马南同学开始了吗?

小朱说：开始了,而且很认真,助理也找了,不光助理上门,他自己也跟着,大家反映很好,这是历史上东城区第一个人大代表候选人上门拜访的。

当时，他所在的选区–东直门街道的东外大街北社区，常住人口约58000人，有约80%的居民是非北京户口，只有约20%的有北京户口的人才有选举权。这样的户数大约836户。他们通过上门拜访，弄清楚了谁是有北京户口的住户，并且与他们建立了联系。忽然见到主动上门拜票、并且提出的口号也符合居民的利益，大概率都愿意支持他。当时支持他的人超过有户口的户数的一半以上。

司马南向有选举权的居民们介绍自己的竞选主张，解释为什么他决定参选人大代表，以及如果当选，他将如何改善社区的治安环境。 司马南的竞选宣言实际集中在现实而迫切的议题上：加强社区治安、保障居民的生活安全。这个主张直击人心，尤其是在人人忧心治安的社会中，司马南的竞选主张满足了不少居民的治安需求。

十月底,司马南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已经成为正式候选人了,胜利有望了!

一周后,他来到我办公室,说要请我吃饭。

我当时正和同事陈旭律师在所里讨论案件,我们三个人就一边吃所里的工作餐，一边聊天。

他给我们带了一个好消息:他成功当选了东城区的人大代表!

区人大代表的选举是选民直接选举，而且是分选区的。就是一个固定的选区基本就固定了选民总数，参选人就争取该固定选民的多数支持就成功了。司马南通过自我介绍与竞选口号的推广，取得选民直接签名支持其独立参选区人大代表，实际也就是支持他成为正式候选人。在竞选不激烈的情况下，超过一半的选民支持某人参选，其既能因此成为正式候选人，最后基本肯定也会因为超过一半选民不变地支持而当选为区人大代表。实际上完成了参选的支持，基本上也就完成了正式选举投票时的拉票、求支持的任务。正常情况下，当选也应该是肯定的。这也是我们看到司马南似乎就是前面的一项努力就达成当选目的了。

司马南很兴奋，聊了参选中发生的一些趣事，听的我们哈哈大笑，但具体的事都不记得了。总之，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他期待着一个美好的未来!

四

刚过完春节，司马南又到我的办公室，却是一脸愁容，对我说：:哥们,没有什么用啊,这几天家门都给人上胶了,连换了三把锁，这个年过的？！警察还是不管,我现在都打算把老婆孩子送出国了。

我哈哈大笑，对他说:我们当时并没有说当选人大代表就停了,不是还有后面的操作吗?

他说:你真要让我竞选区长吗?

我说:当然啊,您有什么地方不如现在的区长呢?论学历、论能力、论对社会的贡献、论对公众的影响力,您哪一点不如王区长呢?

他说:是没有什么不如的,但是我总感觉有点假!

我说:你只要不参与,就会感觉是假的;您要是不认字,就会说书上说的都是假的;您要是不去投票,就认为人大代表是假的;您要是不去竞选,就认为区长是假的。

他说:对啊,可以试一试,反正也没有什么损失。那怎么着手呢？

我说:

第一、先去多认识人大代表,最好都是东城区的;

第二、每个人大代表去请人家单独见三次面,每次人均吃饭不低于100元;

第三、建立三个三人小组,三个小组之间不要相互串，免得被认为你是在搞窜联;

第四、专注于社区治安,每个小组提出一条治安建议;

第五、写一份《关于提高东城区社会治安质量若干对策的建议案》,把三个小组的建议都写进去;

第六、先让这十名代表签字,然后每名代表再找三个代表,共计30名代表签字;

第七、春节前要开人大会议,你要亲自把这个建议案交给区长,而且要在他进行述职报告前交。

第八、现在撰写一份《本人关于参选东城区区长的竞选书》;人大会议一般要开三天,从周五到周日;你周五当天下午一定要把治安建议案给区长,如果周五晚上没有消息,你周六上午把竞选报告给30名代表看;

第九、如果周六中午没有消息,你下午就可以在会场散发你的竞选传单;

第十、如果有人敢阻挠你散发,你立即报警,同时给北京市人大党委会报告,写一份《关于东城区人大会议现场不正常情况汇报》。

最后，我还强调说:这些可都是我给您这位东城区人大代表量身定做的具体方案啊,记得您的承诺啊,我也要生活,多给我介绍案件啊!

司马南同学边听边记,举手说道:坚决完成秦大律师安排的任务!

五

终于,人大会议要照召开了,他的三份报告也全部写完了。

一个周末的中午,他突然来电话。

他兴奋地说:哥们,区人大常委主任找我,并和区委书记、区长、公安局长、纪监委书记一起吃了饭。饭桌上区公安局长现场给大家保证:司马南代表家里再有一点点麻烦,他立即辞职!我现在是在卫生间里给你电话,哥们,太棒了!谢谢你,你太厉害了,我上访三年都没有办成的事情,现在全解决了!周一晚上我请你吃饭,我给你仔细说!

这是我和司马南的最后一次通话,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找过我,没有请我吃饭,也没有给我介绍任何案件,我们又成了陌生人。

在我之前的律师执业生涯中，向我咨询的人，一般分成两类,一类是付费的客户,一类是免费的朋友。我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付费的客户基本上都能听我的建议；免费的朋友,基本上没有听我建议的。过去我对朋友的事情很上心,隔三差五的要跟踪一二,但是后来我发现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化,人家还是我行我素,哪怕被判刑,也依然不改。久而久之,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情形,心里也坦然了许多。那时的司马南，虽不算是我的朋友，没有付律师费,但是能够积极的按照我的建议去行事,而且基本上能够做到言听计从,算是个例外。

司马南最初给我的印象并不太坏，那时候的司马南经常侃侃而谈，只要不打断他，他总能旁征博引说上很长时间。他是我见过的说话少有的很流畅的人，援经引古、没有卡壳的时候。人长得也很清秀、没有白头发。那时的相貌比现在好看多了。他之后的消息，我也都是从公开渠道知道的。

司马南后来没再联系我，我也没联系他。他是“人一阔，脸就变”，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我也不再去乱猜测，也许他有什么不得已，也未可知。

后来见到崔永元，他常常有一句口头禅“我的朋友司马南”，我每每为他捏一把汗，想提醒他，但交浅言深，不便说心底的话。崔确实很够朋友，一直到2011年，都在挺司马南——那年，司马南出了一本颇具争议的书，书名叫《民主胡同40条——中国民主政治一般原理的随即阐释》， 崔公开为他站台。崔后来与司马南绝交并反目为仇，大概是小崔搞反基因被群起而攻的时候。

我从崔的微博看到：2014年2月，崔永元发文说：“我的朋友司马南最近对我说三道四，我没在意。因为前一段时间他的脑壳被重重地挤了，无法确定他现在说话还过不过脑子。”而后矛盾升级，在4月11日的微博中，崔永元忍不住贴出司马南“夹头”照片并写道：“司马夹头，不管是不是老朋友，拜托你能否不造谣？比如陈一文是我的科学顾问。这张照片是你头被夹了，你介意我说成你死了吗？做人可以不要脸，但不能像肘子那样不要脸。”因言辞过于激烈，曾被网友疯狂转发并议论纷纷。最后彻底决裂了，崔说：“大年初一造谣我发病，造谣我在美国采访雇托儿，造谣我贪污公款。就像造谣茅于轼贺卫方李承鹏一样，随心所欲，张嘴就来。帽子满天飞，还摆出一幅受命出山的样子。来吧，你上面真有人就让他站出来公开支持你一下，让我们也开开眼。”

当崔需要大家的帮助、声援的时候，司马南没有雪中送炭，而是雪上加霜。再之后，司马南更是毫无顾忌，像一批脱缰的野马，毫无底线地编造事实、恶意构陷一些民营企业……我几乎无语了，他已经和当那些初骚扰他的那些人一样下流。“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

在写作本文过程中，我上网搜了“维基百科”中司马南的简历，其中参选人大代表的经历被表述为：

“2003年，因为对中国的基层政权运作感兴趣，司马南以独立身份参选北京东城区人大代表并获选。由于在人大会议上投弃权票及反感领导作风等原因，在任期结束后未再参选第二届。”

这也是司马南不诚实的一个实例。哈哈，胡适说的好，历史是供人打扮的小姑娘。

但是，我写作这篇小文的目的倒不是想去揭露司马南的虚伪，而是最想告诉那些在生活中被权力机关以及社会暴力蹂躏得不成人样的小粉红们、键盘侠们、夹头粉们——

你们也可以拿起“选举”这个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们的祖师爷司马南就这么干过，而且成功了。

在我们的选举维权的众多方案中，总有一款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