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从日本新战前焦虑到"台湾有事"的认知落差

专访小熊英二:

前言：

日本前总理安倍晋三2021年提出的“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在台日两国引发广泛讨论。在台湾，许多人将此视为日本政府对台湾安全的明确承诺而感到振奋。但3年过去，接受《报导者》专访的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历史社会学教授小熊英二却指出，台日之间对“亚洲安全”的认知仍存在巨大落差，日本至今仍未形成应对东亚区域安全的应对共识，无论朝野政治人物或社会舆论都不真心认为日本会被卷入战争，更别说沦为战场。

小熊英二强调，台日公民社会不能仅仰赖政府层级的高层交流，而必须积极展开舆论对话：“万一台海真的开战，即便日本政府决定站在台湾这边，届时如果日本社会舆论反对，无论日台政府间的关系再好，也很难全力帮助台湾。”

内文：

2022年12月底，日本最老牌的谈话性节目《彻子的房间》（彻子の部屋），邀请了演艺圈的老牌主持巨星塔摩利上节目。当时，主持人黑柳彻子趁着岁末年终，请来宾说出对新年的展望，而谐星背景的塔摩利犹豫了一下，说出令人惊讶的沉重发言：“没有人能预测未来的情况。但怎么说呢，大概会步入一个‘新战前’时期吧。”

塔摩利在节目中没有说出预测的理由，也没有解释“新战前”指的是什么，但日本媒体和社群网路对这句话却非常有感，“新战前”一词甚至成为2023年日本新语・流行语大赏提名的年度关键字之一 ──这一方面是因为从2022年开始，日本接连见证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佩洛西访问台湾与中国围台飞弹军演的台海紧张局势，动荡气氛让全世界都感不安；二方面就连长年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资深主持人，都对未来发出了严肃警告，日本面对的世局严峻可见一斑。

近年来，日本自民党政府不仅大幅增加国防预算，还加速在冲绳群岛军事部署，积极与美国等盟军联合军演。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日本是因为中国军事威胁升高而积极准备，台湾方面更有不少意见大胆以为，这是日本政府连动“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战略动作。但这样的外部解释，是否准确叙述了日本内部的实际政治动态?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历史社会学教授小熊英二。（照片提供／小熊英二）

“日本谈的‘新战前’与台湾人的理解可能不是同一个概念，”为了厘清“台湾有事”在台日之间的讨论脉络与可能误解，《报导者》特别专访了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历史社会学教授小熊英二。

“对台湾来说，‘新战前’可能联想到局势紧张，因此需要加强防卫，这源于台湾长期面对中国军事威胁的经验；但对日本人而言，‘新战前’与实际的安全威胁无关，而是日本社会反映了对威权政治恐再归来的焦虑。”

一直以来，小熊英二的研究都关注在东亚的民族与国家认同，也非常关心日本、东亚与世界各国的公民社会与民主互动。除了教学和研究，他同时是日本重要媒体《朝日新闻》的评论员，时常发表针砭日本社会与政治政策的见解。

小熊英二的著作在台湾广受讨论。他的代表性作品《“日本人”的界限：冲绳・爱努・台湾・朝鲜，从殖民地支配到复归运动》试图摆脱传统的“亲日／抗日”框架，描绘出包括台湾在内、那些在大日本帝国中受到压迫的族群，如何在殖民体制中挣扎的拉扯、摇摆与苦恼。小熊英二也关注战争对社会和个人层次的交织牵引，像是《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一书，就以自己父亲的生命史，以身为底层市民的经历视角，记录了他在战前的生活、被送往满洲国打仗、从西伯利亚战俘劳改中幸存，以及如何活着回家重建生活的故事，深刻反思了战争对于“普通人”的影响与时代意义。

尽管因中国对台湾军事压力的升高，“台湾有事”已成为日本新闻与政治人物不断讨论的焦点，但比起许多台湾人对战争逼近的危机感，台日之间对于当前局势的讨论仍有非常大的认知落差。

小熊英二认为，这一方面是日本、台湾、韩国从冷战时期遗留的战略惯性，让彼此只需各自保持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就足以保证安全，长期下来却让日台韩三方惰于相互了解与横向联结，加上历史包袱，进而难以共享彼此对于侵略威胁的思考理由与经验；但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虽然增加国防预算，但以政治人物为首的大多数人仍然“不认为日本会成为战场”。

在专访中，小熊英二解释了日本战后的政治经验，指出为何“国防只是假议题”的成见至今仍根深蒂固。在中国日渐加剧的穷兵黩武与威权本质下，日本对中国的观感经历了哪些转变？而对于有着惨烈战争历史并长期承担美军基地压力的冲绳，他们对安全现况的理解，与日本本土有何不同？台湾又该如何运用公民社会与台湾经验，推进关键的“社会对话”，促进日本、冲绳与国际社会对台海和平的理解与支援？

以下是《报导者》对小熊英二的专访，内容经《报导者》翻译润饰的摘要。

政府和舆论长期认为“日本不可能被卷入战火”

报导者（以下简称报）：为什么你认为日本并不真的理解“台湾有事”的含义？

小熊英二（以下简称小）：首先，我想说明一个大前提──长期以来，日本在政治与安全问题上，实际上与东亚各国缺乏相互了解，原因可追溯到冷战时期美国主导的东亚战略。

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成立，让美国与欧洲盟国之间形成军事联盟，成员国借此平台军事合作、战略互补。但亚洲的情况却截然不同。战后，日本、韩国与台湾虽然各自与美国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但这些条约却是平行存在、从未整合，并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战略核心的轴辐系统。由于冷战时期，美国在东亚的军事优势很强大，日韩台三国只需各自保持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就足以保证安全，因此长期下来，彼此也没有动机去增加横向联结和互相了解。

另外，地理上的邻近并不等于关系友好。若要在东亚展开对话，就必须面对战争与殖民的历史问题。在建立北约和欧盟的过程中，欧洲国家努力克服了这些历史包袱，像是法国与德国之间的历史和解早在1950年代就开始对话。相比之下，战后的台湾和韩国长期处于威权体制，日本对台韩较友好的团体也大多属于执政的亲美保守派，这些人对殖民过往毫无反省，与其关系密切的韩台人士也无意触碰历史矛盾。因此，时至今日，日本与台湾、韩国之间仍缺乏真正的历史修复与相互理解。

此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战后的日本，几乎没有认真思考过“日本会成为战场”的可能性。例如1951年左右，当时的吉田茂内阁曾对激战中的韩战进行各种情境讨论。尽管朝鲜半岛战场距离日本本土仅200多公里，中共部队当时又已经参战，各方共集结超过500万大军激烈战斗，但根据当时的政府内部文件，日本政府与学者们仍普遍认为“日本不可能被卷入战火”。

或许这对台湾人来说有些刺耳，但根据日美相关史料，即便在冷战最紧张的1950年至1960年代前半期，日本政府都不曾认为日本会成为战场。当时，日本和美国政府都认为，就算远东地区爆发战争，冲突只会发生在台湾或韩国，不会直接威胁到日本。即使有国家发兵攻打了台湾或韩国，对方也没有必要冒着巨大的风险登陆日本本土，因此当时认为在日本爆发地面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不过，这里所指的“日本”并不包括在1972年前仍处于美军占领下的冲绳，关于这一点，我会在后面详述。

直到今天，日本仍大致沿袭着冷战时代的安全思维。无论是政府、政治人物还是社会大众，都不相信战争可能影响、甚至发生在日本，更别提就事论事地通盘检讨国防政策。

台湾积极应对的“新战前”并不是日本担心的“新战前”

2020年1月19日，在东京饭仓宾馆举行的新安保条约签署60周年纪念会，现场展示1960年时任总理岸信介签订新版《日美安保条约》等历史照片。（摄影／Eugene Hoshiko, Pool／AP Photo／达志影像）

报：但这两年国际局势快速恶化，日本舆论也开始出现我们正步入“新战前”的焦虑？

小：确实，日本社会有些人开始将目前的情势称为“新战前时代”并感到相当忧心，呼吁日本应该警惕并预防战争的发生。然而，日本谈的“新战前”与台湾人的理解，可能不是同一个概念。

对台湾来说，“新战前”可能联想对中国军事侵略的担忧，所以台湾需要强化自我防卫；但对日本人而言，这个概念更多反映了对“重回二战前夕的威权政治”或“因美国的战争而遭受影响”的恐惧──因为日本人普遍认为日本不会遭受直接攻击，也不会主动攻击他国，所以对战争缺乏真实感，这与台湾长期受中国军事威胁的经验有很大不同。

在日本的政治脉络中，国家防卫政策的重大变动并不总是基于实际的安全考量。1950至1960年代的美日安保条约问题，便是这一趋势的重要转捩点。

1951年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旧安保条约），主要目的是在《宪法》第9条禁止日本保有军队的框架下，为美军驻日提供法律依据，当时并未规定日美间的协防义务，也有规定允许美军出兵镇压日本的内乱，显示两国地位并不对等。因此，当1960年时任总理岸信介签订新版《日美安保条约》（新安保条约）时，删除了允许美军出动镇压内乱的规定，并加入类似于共同防卫义务的条款。然而，这并非因为当时日本面临安全威胁，而是为了象征日美两国的对等关系而提出之要求。

更重要的是，日本社会反对新安保条约的原因，在于阻止保守派复辟战前体制的企图。这些保守派政治人物大多在战前成长并担任要职，当时的他们不仅希望修改日本《宪法》恢复军事力量与交战权，还计划取消《宪法》对言论出版自由、劳工权利、性别平等、县知事的直选，甚至禁止酷刑等对人权与自由的保障。像是岸信介担任会长的自由党宪法调查会在1953年提出的修宪方案，正是这派意见的集大成。

从当时日本人的角度来看，那些主张强化防卫力的政治人物，基本都是这样极度保守、以“国家安全”为借口、但真正目的是恢复战前体制的那群人。事实上，1952年4月盟军结束对日本的占领、让日本恢复主权后，许多被“公职追放”的战前政治家迅速复出。到1952年底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42%的当选议员都有战犯、协助战争者、殖民地官员或军国主义者的公职追放纪录。随后，保守且强硬的岸信介在1957年成为首相，这更加深了日本舆论对“走上战前回头路”的危机感。（注：公职追放意指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为了避免日本军国主义针对战犯嫌疑人、旧政府要员、日本派驻殖民地官员、具军国主义倾向者等，颁布的剥夺公职政策与公职禁令。）

从当时日本人的角度来看，那些主张强化防卫力的政治人物，基本都是这样极度保守、以“国家安全”为借口、但真正目的是恢复战前体制的那群人。事实上，1952年4月盟军结束对日本的占领、让日本恢复主权后，许多被“公职追放”的战前政治家迅速复出。到1952年底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42%的当选议员都有战犯、协助战争者、殖民地官员或军国主义者的公职追放纪录。随后，保守且强硬的岸信介在1957年成为首相，这更加深了日本舆论对“走上战前回头路”的危机感。

1960年抗议《日美安保条约》的安保斗争，上万示威者在6月18日包围日本国会。（照片来源／朝日新闻社“アルバム戦后25年”／ Wikimedia Commons）

简言之，日本1960年的反安保运动，表面上涉及外交与国防议题，但核心则是围绕战后民主化而展开的内政攻防。再加上前述的东亚各国互不理解却又依附美国的军事同盟结构，让日本的各个政党，都对真正的战场──也就是韩国与台湾受到的军事威胁──缺少关心、理解与务实的防卫对策。

如今，日本仍深陷类似于反安保抗争时期的结构性困境。坦白说，我认为那些主张强化国防的保守派政客，并未认真规划有效且合理的防卫政策。即便他们不断增加军购预算，但像“日本的假想敌究竟是谁？要如何有效配置有限的兵力？”这些关键问题至今仍缺乏实质讨论。而日本进步派又只专注于阻止社会保守化，担心强化军力会导致日本的民主倒退──这两者是否必然相关是另一回事，但在日本的历史脉络中，对抗外部威胁确实常被用作集中权力的借口。

日本朝野政党看似在国防议题上对立，但实际上他们都不认为有“敌国”威胁日本本土。即使近年国际情势有所改变，但日本社会仍旧倾向认为：国防只是假议题，政治对立的根本原因，实际上仍是取决于如何看待战后民主化。此一成见至今仍深深影响了当前关于“台湾有事”的讨论。

＊日本对中国观感的转捩点：香港反送中运动

报：除了近年热络的“台日友好”氛围，日本社会对中国日渐增强的负面观感，是否影响了日本整体民意对于中国威胁的认识？

小：要分析日本对中国的观感变化，仍得从历史开始谈起。

首先，直到1980年代为止，日本对中国的印象除了“落后”之外，更重要的是“罪恶感”，即便是肯定殖民统治或认同大东亚共荣圈主张的日本保守派人士都不例外──他们有的人仍认为“和美国开战是无可避免的”，或者主张日本攻进东南亚是“对抗英国、美国、荷兰对亚洲诸国的殖民压迫”，但当中也有不少人，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感到歉疚。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桥本龙太郎亲近的家人死于战争，在他当上首相之前，他曾是日本遗族会的会长，经常参拜靖国神社，对战争历史的立场保守。在桥本龙太郎的眼中，当年日本对美国开战并非全然师出无名，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当时对中国的行为就是侵略。

在日本上一代的政治人物中，其实有不少人对中国保持相同态度。因为二战期间，数百万的日本士兵被派往中国战场，他们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与破坏，这样的历史经验是很难从集体记忆中抹去的。像是1970年代担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福田赳夫、田中角荣都曾在战争期间派驻中国，对于日本在中国犯下的错误，他们都十分清楚。据说大平正芳还曾被迫参与一些不正当交易（在中国占领区进行的鸦片毒品贸易），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因此，这种罪恶感是深植于日本社会中的，尤其是在1980年代之前。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抱有深深的罪恶感，某种程度也影响了日本的中国政策，特别是在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成为首相之后，这种罪恶感更直接变成对中国的亲善与外交援助，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也达到了历史高峰，这当然受到日中建交、中国改革开放等政经因素影响，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日本人对中国怀抱着的集体罪恶感，希望借由改善日中关系来赎罪。

1996年9月6日，时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中右，伸右手者）在参观中国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时，亲笔手书“以和为贵”。（摄影／GOH Chai Hin／AFP）

于是，“对中国应该友好深交，但台湾与韩国则是应该批判的独裁国家”即是日本、特别是进步派政党直至1980年代末期的普遍理解。然而，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事件却让日本人的中国观感发生了重大转变。

我也经历了那个时代，对于天安门事件爆发当下给日本的冲击，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当时日本的知识分子，对屠杀学生的中国政府感到非常失望，但由于历史上的罪恶感和经济投资的影响，日本社会仍希望继续与中国加深关系。到了2000年代至2010年代初期，中国公民社会的崛起不仅让日本、就连美国都抱有极大期待，认为中国有机会走向更自由开放的道路。然而，随着习近平上台后的高压统治，这些期望再次落空，日本及欧美各国对中国的观感因此同时转向负面。

但真正打破所有乐观想像的事件，则是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以及中国随后对港人自由与公民社会的全面镇压。我曾在2014年雨伞运动时前往香港，对香港的公民社会有一定的观察与了解。可以说在习近平政权镇压香港之后，日本知识分子和社会舆论对中国终于真正死心。

但要再次强调，在日本，“不喜欢中国”与认为“中国是安全威胁”是两回事──以冷战时期的日俄关系为例，有研究分析了1960～1980年代的日本民调，发现日本人对“苏联的反感度”与“是否认为苏联威胁日本的安全”之间，并没有明确关联。因此，不喜欢某国并不代表严肃看待该国的军事威胁。战后日本的国防意识，大概就是这种程度而已。

在冲绳的战争历史与基地经验里，美国就等于“美军”

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Kadena Air Base）的美军进行空降演练。（摄影／Reuters）

报：中国的军事扩张和日本增强基地部署，是否对长期反对美军基地的冲绳，带来新的变数与压力？

小：尽管冲绳深受基地负担所苦，且被日本当作防卫最前线，但我认为冲绳本岛对“中国威胁”的观点，与日本本土没有太大的不同。虽然日中两国在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台湾称钓鱼台列屿）屡生摩擦，但该地离冲绳本岛非常遥远，对大部分人而言事不关己；而最近受中国军事演习影响的与那国岛、石垣岛、宫古岛、波照间岛等先岛群岛，同样和冲绳本岛有数百公里之距。

在日本和平运动中，冲绳的反基地抗争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更是日本反军事化运动和反美论述的代表案例。战后初期，美军基地遍布日本，全国各地都曾爆发反对美军基地的抗争。但因为日本和平运动对日美政府造成很大的政治压力，美军从1950年代开始，便将驻日军事力量从日本本土，逐步转移到仍受美国军政统治、反抗难度较高的冲绳，最终导致超过75%的驻日美军基地集中于此。

二次大战期间的冲绳战役，使该地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几乎每个冲绳家庭都有亲友死于这场战斗，这是非常深刻的惨痛记忆。此外，冲绳在1945年至1972年间受到美军的军政统治──当时统治冲绳的不是民主的美国政府，而是美军。虽然美方当时设有琉球民政府和琉球议会，但在地的美军司令官仍握有否决权和立法权，所以美军的命令就是法律，可以随意征用冲绳人的土地，军人在冲绳犯罪也不受当地法律追究。这就和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总督府没什么两样。

尽管在1972年冲绳行政权被归还给日本后，冲绳人的政治权利有所提升，但美军基地负担却未减少，在冲绳犯罪的美军士兵仍因《日美驻军地位协定》而难以被日本法律制裁。即便至今，冲绳人仍常遭遇或听闻身边亲友被美军欺凌，因此冲绳社会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并非源自抽象的意识形态反美，而是基于非常普遍且具体的创伤经验。

不过，冲绳反基地运动也面临世代差异和城乡距离的挑战。对在冲绳回归前出生的上一代人来说，美军基地象征威权的军政统治，怀抱疑美论的情绪也不难理解。不过基地问题虽然仍未解决，冲绳人目前的处境仍比美军统治时期改善，不同世代对基地问题的集体记忆和关注程度亦有明显差异。

此外，冲绳大约一半的人口集中在那霸或首里的都市区域，对这些城市的年轻一代而言，美军基地的问题似乎离他们相当遥远。像是目前建设中的美军基地位于边野古，距离那霸就超过60公里，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直接影响。

但对于冲绳居民而言，美军基地问题不仅是美军士兵犯罪等造成直接伤害的问题，更代表着对无意解决此问题的日本政府的不信任。日本本土与冲绳之间在政治与经济上存在结构性不平等，而庞大的美军基地正是这种不平等的象征。因此，即使是未经历过美军统治的年轻人或住在距基地较远的都市居民，对美军基地也多持负面看法。然而，冲绳的知识分子虽能批判这些不平等，却未必能提出让当地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因此，冲绳居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想法，其实也非常复杂。

不过，在冲绳新一代的公民社会中，已有不少年轻人积极透过国际新闻了解美国与台湾的观点，进而认为冲绳方面也应该对中国升高的军事威胁提出相应论述。但就我观察，这些想法还停留在抽象层次，无法和台湾人面对中国威胁的具体危机感相提并论。

想要寻求国际支持的台湾，必须更努力理解对方的心情

冲绳县反基地抗议者在美军训练场附近堵塞道路抗议。（摄影／Reuters）

报：如果日本和冲绳对中国威胁的理解与台湾差异如此之大，台日中三方的对话是否还有必要？理解彼此的沟通又该从哪里开始？

小：因为是台湾媒体（来访问），我也就直说了──如果台湾想要寻求对话，首先必须得了解对方的心情。

从台湾人的角度来看，跟中国的关系、国防都很重要的，这我也完全理解。但台湾如果真的希望在安全议题与冲绳合作，就必须先了解冲绳人的想法、烦恼与期望，我不太建议在一开始就拿出中国议题。如果台湾人摆出跟东京政府、美国、甚至美军沆瀣一气的姿态，恐怕不可能打动冲绳人的心。

对冲绳人来说，美军基地不仅是负担，更是日本本土与冲绳之间不平等的象征。若东亚爆发战争，冲绳的美军基地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冲绳平民将面临卷入战火甚至丧命的风险；但若没有美军基地，冲绳或许不会成为攻击对象。站在冲绳人的立场，他们自然会质疑：为何冲绳要承担基地的压力，还得因他人的战争而陷入危险？这样的疑问与冲绳战的记忆紧密相连，当时美军为攻击日本本土而进攻冲绳，导致四分之一的居民丧命，战后还经历了美军军政的痛苦。

当然台湾人可能会觉得“这些事情又跟台湾没关系，为什么要我们去了解冲绳人的想法？”但希望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有东京的知识分子或政治人物，只顾自己的立场，站在道德高地要求台湾人应该要一起反对提升国防、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台湾人应该也会觉得这些人“根本不了解台湾人的处境”而嗤之以鼻吧？

我理解台湾人民捍卫民主的愿望，尤其在目睹香港近10年的变化后，更能体会这种心情。然而，现实中，我们很难期待一般日本人或冲绳人会站在台湾人所期待的立场上思考。万一台海真的开战，即便日本政府决定站在台湾这边，届时如果日本社会舆论反对，无论日台政府间的关系再好，也很难全力帮助台湾。

若希望台湾能被更多人理解，必须先同理日本和冲绳的处境，并展开持续对话，让日本人有机会进一步思考并尊重台湾民主的价值。若缺乏这些沟通过程，仅诉诸日本社会的反中情绪，恐怕难以实现真正的相互理解与支持。同时，我希望日本政府不要以抽象的军事威胁为借口推动政治保守化，并应避免擦枪走火引发军事冲突。我相信，这两种情况都是台湾人所不乐见的。像是麻生太郎2023年访台的发言就过于轻率，虽然这很有他的风格，在台湾或许也很受欢迎，但我建议台湾应多加留意、不要太依赖个别日本政治人物的发言比较好。真正负责任的政治人物，才不会如此轻率地评断重要议题。

我相信公民社会的对话是有用的，日本的社会运动、民主派都应该在充分考量台湾的立场之下，务实地与台湾交换意见。透过台湾来分享民主与安全遭遇战争威胁的实例与经验，也能帮助日本思考什么才是有效的作法？也许日本会下定决心强化国防力量，或者出现另一种更具创造力的和平策略，但我们必须积极对话才能知道。

至于对话要如何开始呢？我认为台湾有很多珍贵的经验。例如，台湾争取民主的历史，应该能引起长期面对外来压迫的冲绳人共鸣；或是中国透过贸易和观光扩大影响力，这些都是切身相关的议题。从这些共同议题开始谈起，相信最后都能发现彼此最大的交集，就是不希望东亚爆发战争。

当然，在对话开始后，可以想见会出现许多难题。比如，若要维持东亚的军事均衡，应由谁来承担代价？如果冲绳因美军基地受苦，台湾能为此做些什么？以及到底要部署到何种程度，才能有效吓阻中国？然而，我们绝对不能忘记的是，台湾、冲绳和日本之间不能抱持着以邻为壑的想法，台湾的安全不该以冲绳的人权或日本的民主为代价，但相对的，我认为台湾人也大可抬头挺胸地问：“难道你们要坐视台湾的民主被践踏吗？”

台湾不能忽略冲绳对战争再临、日本对威权复辟的恐惧，但日本与冲绳也不应以为自己能对台湾隔岸观火。这是我们彼此都得正视的课题。

※本报导为《报导者》与自由亚洲电台（RFA）中文部共同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