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多中国人在日本被杀 咋没人反思仇华思想？”

“那么多中国人在日本被杀，怎么就没人反思仇华思想？”

在一位10岁的日本孩子在深圳被刺身亡后，这是国内网上最流行的辩护话术之一。

项栋梁为此专门写了一篇，逐一分析中国人在日遇害的案件，都没有证据表明涉及政治因素。

他进而指出，这是一种“Whataboutism（那又怎么说）话术”，其根源是比烂思维，即当A被指责存在某些问题时，反过来辩称B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简而言之，Whataboutism是一种回避自身问题，拒绝改正问题的诡辩话术。它还经常和谣言捆绑在一起，通过造谣另一方也存在问题来论证己方问题的合理性。

“测试结果显示，你是‘那又怎么说论’的糟糕个案。”

“糟糕？那别人更糟糕的又怎么说？”

确实，这可说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诡辩术之一。我身为人父之后就渐渐发现，孩子似乎对此是无师自通的，尤其是我家老二，每次一说他有什么问题，他就会激烈反应：“上次哥哥也怎么怎么样，你怎么不说他？”

哥哥上次做得有什么不对，当然并不能证明他做得就对，更何况，他所举出的，往往根本不是一回事——批评他不好好吃饭，他就说上次哥哥也没好好收拾床铺。实际上，他也明知这是不同的事，但他的重点是：“那你怎么不批评他？”

由此可见，这种话术从本质上来说是防御性的自我合理化，因为当事人把“批评”看作是“打压”和“指责”，当然也就拒绝反思和改进。他不能否认事实，只是说并不只有自己这样，他不问对错，但特别关注“公平”。

说这话的人如此注意公平性，是因为他们潜意识里是在对着更高的权威申诉，要求对方必须“一碗水端平”。也就是说，这本身就寄望于一个公正权威的存在。这一话术之所以在中国如此盛行，恐怕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有着漫长家长制传统的国度里，父母就是这样天然的权威。

耐人寻味的是，这看起来是对权威的期待，同时却又可能是富于反叛的，因为这随时可能转化为一种对权威的轻蔑：你自己都做不到，还有脸批评我？

之所以说这是一种不讲逻辑的诡辩话术，是因为其立论前提不是逻辑，而是一种绝对化的道德观：只有作为参照的榜样做得无懈可击，我才心服口服，然而，现实中这又是不可能做到的，因而持有这一论调的人几乎可以一直胡搅蛮缠下去，却并不具备什么建设性。

当你指出中国社会存在某个问题时，最常遭遇的狙击火力就是这一话术。“低素质的人哪里都有，国外也一样很多”，像这样的内容，在网上可以搜出大把，其用意当然是为了自辩：国内尽管存在不文明现象，但那都很正常，因为天下乌鸦一般黑，谁也别说谁。

这一论调由来已久。鲁迅在《外国也有》一文中早就犀利地讽刺过，“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日本人笑中国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样的弄文字”，甚至“裹脚和高跟鞋，相差也不见得有多么远”。

所谓“国外也一样”的说法，往往将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事等而视之，例如“国外也审查”，但为了证明自己正常，需要证明别人也一样吗？就算别人一样，就能证明自己正常了吗？更何况，那真的一样吗？

且不论国外是不是真的“一样”，这一辩解方式旨在取消“问题”本身，而不是问题本身是否应当解决。这有时会导向荒诞的结论，例如：中国人乱穿马路，国外也一样，所以中国人乱穿马路不成问题，你说有问题就是在抹黑。

为什么这样的思路常见？我猜想是：中国社会长久以来注重社会评价，所以一个外在行为只要是别人都在做、自己并无“异常”的，那就免于责难，毕竟“法不责众”嘛。

所谓“耻感文化”，大概由此而来：约束人行为的，是与社会评价标准不一致带来的羞耻感，而非即便人人如此，仍自我约束不能做的内在戒律。事实上，遵循内在戒律，往往倒是被视为傻子、呆子，甚至异己的危险分子。

反过来，这样的社会里，“正常”乃至“正确”的标准也来自社会评价，因此特立独行更易遭压抑，因为你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可能会被全社会视为不正常——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父母逼婚，因为只有“跟别人一样”才能免受身为异类的巨大社会压力。

当然，就算是耻感文化，也是有高下之分的。日韩那种耻感的思路不是比烂，而是向上比：国外也有好的，我为什么不能有？那还讲点士道尊严。但在我们这里，更常见的则是向下比：国外也有渣的，我渣又怎么了？这种“都一样”是有选择的：夸本国好的时候，就没见他们说国外也一样，但一说到问题，那立马就“都一样”。

更有甚者，还有一种论调讥讽，“国外是不是也这样，国际观瞻不好”的见贤思齐，只不过是“典型的自由派买办思维”，“民族主义者最多当它是个话术，自由派却无时无刻不这样想”。

这就是问题所在：你以为是在做事实判断（存在某个问题），但他却认为你是在做价值判断（你认为我不好），对问题的讨论由此演变为人身攻击。此时，对方所敏感意识到的，并非问题本身的对错，而是话语中隐含的权力关系。

多年前有一次我就见识过一场论战，谈到这一问题时，有人批评“国外都一样”是逃避问题的诡辩：“这就像就像A自己的苹果烂了，就说你看B的苹果也烂了，完全忽视A的苹果烂了这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当做看不见，也不会去想要解决。”

对此，另一位则精巧地反驳：“A的苹果烂了，就说是A独有的问题导致苹果烂了，当有人指出B的苹果也烂了，马上就说看在逃避问题；自己设置议题，就要别人来认可你，不认可就是逃避事实。真是诡辩的逻辑。”

在此，反驳者的立足点，一是拒绝承认这是己方独有的问题；二是拒绝认可对方有设置议题的权力，讥讽那不过是一种理性的傲慢。当时还有一位“誓吃企鹅北极熊”强调，论辩双方并无高下之分：

“一样党”和“问题党”言论背后是基于问题理性还是某种或高雅或猥琐的情感，恐怕两者在各自背后都可能是存在的。

如果“问题党”的表述有和国家做不能服人的绑定的意思（中国人有个特点云云），“一样党”的反驳本身也完全可能是针对问题的有效讨论，如果一个问题确实不是中国独有，将之理解的过于特殊事实上是不成立的，解决问题的视野只盯在中国上恐怕效果也是有限。

概然地认为己方都是直面问题的理性，对方都是基于某种猥琐情绪的“话术”，恐怕也是一种误判（或者说，本身也可能是一种“情绪”）。失之于自我感觉良好倒也罢了，影响到自己对于实质问题的判断力，就可惜了。

另一位读者也曾给我留言说，他反感这种将问题归结于国民性的启蒙批评：

由于豆瓣时代留下的好印象，一直保留着这个公号。我后来明白这些文章我读着别扭的原因，是所有内容都可以归结为“中国式”，反正发生什么都可以去这里找原因。如此一来，留言区自然会形成非黑即白的两个群体，真正探讨问题的少之又少——虽然你自己肯定不这么认为，认为自己理性且中立，对吧？

我是否自认理性且中立，那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问题是否成立。我之所以孜孜不倦分析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只是因为我只熟悉并关心这里，国外是不是也一样，我其实并不在意。我无意强调国内这些问题的特殊性，我深爱这里，才希望通过反思，正视问题，达成改进。

说了这么多，也许还是会有人说，你说的这种比烂思维，国外也一样啊，他们不也有Whataboutism嘛？

你当然可以这么想，那让人心安理得地觉得“我们不需要改变”，肯定也更轻松一些，因为什么都不用做，但我总在想，我们目睹的一些社会现象之所以一言难尽，恐怕根源之一也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