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上的猛人,政治上的白痴
在即将统一女真各部之际,万历四十三年(1615)中秋节前后,57岁的努尔哈赤突然作出了一个骇人的决定:处死最心爱的嫡长子褚英!
消息一出,女真各部大为震惊。
褚英曾是努尔哈赤指定的接班人。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征战中,褚英一直坚定不移地追随父亲,在多场重大战役中作出过极大的贡献,也是女真各部公认的“巴图鲁”(英雄)。
从“明日之星”到“废太子”,褚英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何会被生父置于死地?
数百年来,这个历史疑案一直困扰着读史之人。
努尔哈赤一生共娶了16个妻子,生了16个儿子。其中,多名妻子都是他成名后为了与各部族政治联姻而迎娶的,唯独第一任妻子詹泰,是努尔哈赤落魄时迎娶的“糟糠之妻”。
褚英,就是努尔哈赤与詹泰所生的第一子。
▲爱新觉罗·褚英。图源:影视剧照
褚英出生时,他的祖父塔克世、曾祖觉昌安尚在世。作为世袭的建州左卫女真首领,他们一直注意与明朝保持相对和平的关系。但,伴随着建州右卫女真首领王杲公然叛明,觉昌安、塔克世父子也成了明朝官方认定的逆贼。在一次军事行动中,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纵兵屠戮古勒城,两人也被一同误杀。背负国仇家恨,努尔哈赤这才走上了起兵反明的道路。
努尔哈赤起兵时,褚英只有4岁。小小年纪的他,因母亲早逝,只能跟在父亲身后躲避刀光剑影。当时的女真人还不似后来的满人那般开化,他们没有文字传承,历史也仅靠家族内部的口耳相传。所以,适龄儿童褚英没有接受过一天的正规教育。
不过,女真人到底是马背上的民族。跟随父亲格杀征战多年,在尸山血海中成长起来的褚英练就了一身胆气与武艺。据《清太祖实录》记载,褚英17岁第一次带兵出征,就凭借手中一千骑兵夺下了瓦尔喀部安楚拉库路的二十多座营寨,并沿路降服所属全部村庄部民。褚英的武功和战绩,对于事业正处上升期的努尔哈赤而言,实在是老天最大的恩典。
首战归来,褚英就被努尔哈赤当众赐号“洪巴图鲁”(意译精力旺盛的英雄),并晋封为贝勒。
女真是个崇尚英雄的部族,得赐“巴图鲁”称号,在清开国前期,是一种十分庄重且崇高的殊遇。放眼整个女真部落,除了褚英,当时有此英雄称号者,不过努尔哈赤胞弟舒尔哈齐(达尔汉巴图鲁)、“开国五大臣”之一安费扬古(硕翁科罗巴图鲁)等少数几人而已。可见,褚英在努尔哈赤心目当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
随着努尔哈赤所占地盘不断扩大,在战场上屡立新功的褚英,地位亦不断提升。万历三十五年(1607),27岁的褚英出征海西,在乌碣岩战役中勇谋出众,挫败乌拉部。凭此军功,获封“阿尔哈图土门”尊号。“阿尔哈图土门”意为“广略”,即足智多谋,故后人也称褚英为“广略贝勒”。
▲“广略贝勒”褚英画像。图源:网络
由于此战主帅舒尔哈齐消极避战,战后,表现出色的褚英得以在叔叔被解除兵权后,继承其所有的诸申、土地,成为后金创立前建州女真内部又一实权人物。那时,除了尚未开化的野人女真及乌拉部外,其余各部基本已经拜伏在努尔哈赤的强权之下。
女真各部统一在即,努尔哈赤的事业蒸蒸日上,面对日渐繁重的政务,他自然需要从子侄辈中挑选合适的助手兼接班人。于是,褚英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及嫡长子的身份,得到父亲的特别青睐,被授命执掌国政。这一年,褚英才29岁。
按理说,接班人是努尔哈赤自己选定的,他应该对褚英十分满意且放心。但,事实并非如此。
据《重译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素知“长子自幼心胸褊狭,并无治国宽大之心怀”,尽管如此,他还是想效仿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他认为,抛弃长兄,使弟越兄代理国政,不利于兄弟团结。褚英虽然性格不好,但胜在人够勇猛,敢闯敢拼,也许在政务上磨砺一下,便能改掉身上那股子心胸狭隘、桀骜不驯的脾气。
另外,努尔哈赤也考虑到,除了詹泰外,他的其他妻子娘家基本都来自女真以及结盟的蒙古酋长家庭。这些势力本身就像一把双刃剑,关系好的时候可以助自己一臂之力,关系不好则会进行反噬,倘若从中选立太子,风险并不好把控。
▲努尔哈赤画像。图源:网络
一番权衡之后,努尔哈赤或许只能信任褚英。然而,褚英的确是出色的军事人才,却实在没有做政治家的细胞。为使女真各部的行政更加通达,努尔哈赤除让褚英协掌国政外,还封了自己的三个爱子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以及侄子阿敏(舒尔哈齐之子)为四大贝勒,既是统军征战的四大元帅,也是努尔哈赤的四大辅佐。
而褚英自从被任命为执政后,就时不时以“嗣子”自居,根本不给四大贝勒以及努尔哈赤最信任的五大臣面子。只要弟弟们或大臣们稍有不顺其意,他就采取恐吓、威胁的手段逼对方就范,并经常离间兄弟、大臣与努尔哈赤的关系,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重译满文老档》记载,有一次,褚英突然觉得自己平日里对四大贝勒态度不好,担心他们有一天忍无可忍跑到努尔哈赤那里告状,于是他利用自己“嗣子”的身份,将弟弟们通通叫到自己身边。时值隆冬,褚英要弟弟们顶着风雪指天发誓,坚决不向父亲告状。为了让弟弟们乖乖听话,褚英还威胁说:“汗父曾赐予尔等佳帛良马,汗父若死,则不赐赉尔等财帛马匹矣。”又曰:“我一旦即位,就把和我作对的大臣、兄弟统统杀掉。”
对此,四大贝勒和五大臣愤怒不已,他们担心公开表达对褚英的不满容易引起努尔哈赤的猜疑,遂私下密商,罗列褚英为人臣子的罪状,联合向努尔哈赤告状。
起初,努尔哈赤并不相信四大贝勒和五大臣的状词。努尔哈赤清楚褚英的毛病,也想给儿子一个自我辩解与反省的机会,便召褚英到议事堂与众兄弟、大臣当面对质。
然而,当努尔哈赤把指控褚英的罪证拿给他看时,褚英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他全盘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并认为这些行为乃是一名“嗣子”理所应当要做的。褚英的态度显然深深地伤了努尔哈赤的心。
作为一名父亲,努尔哈赤还是劝诫儿子要慎重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言:“你如果不说明,就是你的过错。父我不能打仗,不能断理国事,不能执政,年纪老了,也不把国家大政移交给你!如果使在我身边长大的儿子们执政,国人听到会说:‘不要汗参与,诸子统辖国人,执掌大政。’考虑到国人的听闻,才让你执政!执政的国主汗、贝勒要宽宏大量,公平地抚养国人。如果使同父的四弟,父任用的五大臣如此不睦,并使之困苦,怎么能让你执政呢?”
言尽于此,史书上竟没有记载褚英遭到训诫后的当场反应。但,从努尔哈赤之后让褚英将“专主的国人、牧群、财货等,和你弟弟们合在一起再平分”的命令来看,褚英被废前,依旧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失当。
倒是努尔哈赤,一直都对褚英抱以宽容。他没有立即将扬言要杀兄屠弟的褚英关起来,而是选择冷处理的方式,先将他搁置一边,令其闭门思过,以观后效。
然而,骤然遭受冷落的褚英,不免误会了老父亲的用心。
闲置褚英时,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与乌拉部之间的战役正打得热火朝天。为免战事拖延,努尔哈赤遂令褚英的同母弟、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代掌褚英兵权,随父出征,另留“四贝勒”皇太极在后方看家,完全不让长子褚英参加建州女真的任何军政要务。这样的安排让褚英难以接受。
▲皇太极画像。图源:网络
于是,努尔哈赤出征在外,褚英就召集诸多僚友前来共商如何阻碍父亲获胜。
褚英带头对天起誓,写下了各种恶毒的咒语,一心求神灵庇佑其谋取父亲、兄弟及随征的五大臣性命,以扫平自己代掌部落国政的一切障碍。看到褚英的言行如此疯狂,他的随从们不禁担心,事情一旦败露,后果不堪设想。待努尔哈赤凯旋后,褚英的几名随从便向努尔哈赤告发了主子的不肖行为。
这回,努尔哈赤是真的怒了。
不管褚英之前与四大贝勒、五大臣之间到底有多少深仇大恨,但祭天施咒的行径,已经赤裸裸地表明了此逆子篡夺汗位的野心。于是,据《重译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以“褚英意不自得,焚表告天自诉”,判其诅咒君上之罪,发配高墙幽禁。直到两年多以后,努尔哈赤通过多番观察,觉得褚英仍丝毫不悔前过,深感“若是怜惜一个儿子,将会危及大国、众子及大臣们”,这才决定对嫡长子痛下杀手。
而同样是褚英之死,《清史稿》则用了完全不同的笔法记载此事:“(乙卯)秋闰八月,帝(努尔哈赤)长子褚英卒。先是太祖将授政于褚英,褚英暴伉,众心不附,遂止。褚英怨望,焚表告天,为人所告,自缢死。”
自缢,也就是说褚英是自杀而亡,无关努尔哈赤的命令。
事实上,不仅是褚英死亡的方式有疑问,就连褚英的死因也存疑。
褚英死后,明末学者黄道周在其所著的《建夷考》中称,褚英之死与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之死有关。
舒尔哈齐是一直跟随在努尔哈赤身侧的建州女真军事集团“二号首脑”。在血与火的创业岁月中,舒尔哈齐不仅成为哥哥身边最得力的助手,也成了努尔哈赤势力壮大之后最强的竞争对手。在权力欲望的刺激下,舒尔哈齐开始“拉山头”,并依靠辽东总兵李成梁的支持,分化努尔哈赤的权力。但经过几番较量,舒尔哈齐还是败给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没有手下留情,将弟弟囚禁至死。
黄道周称,在舒尔哈齐与努尔哈赤斗得两败俱伤之时,褚英曾十分同情叔叔。他与舒尔哈齐一样,是个忠于明朝、有伦理纲常思想、懂得手足亲情弥足珍贵的女真人。他劝努尔哈赤放过舒尔哈齐,并试图帮助舒尔哈齐逃脱努尔哈赤的魔掌。然而,努尔哈赤的眼线遍布部落,舒尔哈齐惨死后,褚英受到牵连,最终亦为其父所杀。
▲黄道周画像。图源:网络
问题是,黄道周的说法是否可信?
恐怕这里边道听途说或主观臆想的成分比较大。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黄道周是死硬的抗清义士。明末,李自成的农民军与关外的满洲八旗几乎同时威胁明朝统治。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大学士杨嗣昌曾提议与关外八旗和谈,为平定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争取时间。结果,此议刚摆到朝堂上,黄道周就大骂杨嗣昌没有骨气。这从侧面反映出黄道周对满清方面一直持有不共戴天的态度。而褚英、舒尔哈齐之流虽然是努尔哈赤的至亲,但他们都因反对努尔哈赤而死,对于不了解内情的黄道周而言,他完全可以臆断这正是因为褚英与舒尔哈齐“崇明”,与努尔哈赤产生思想冲突,才遭后者不顾亲情赶尽杀绝。
凑巧的是,在萨尔浒之战中,朝鲜南人学者李民寏随军被后金俘虏。被俘期间,他将押解途中的所见所闻,包括八旗军事训练、战略、战术,以及努尔哈赤君臣言行、性格、品德等统统记录下来,形成了一本《栅中日录》。在该书中,李民寏首次向世人公开努尔哈赤的言行举止:“奴酋为人猜厉威暴,虽其妻子及素亲爱者,少有所忤,即加杀害,是以人莫不畏惧。”可以看出,在李民寏笔下,努尔哈赤就是个顶着汗王身份的冷血屠夫。
李民寏被俘,正是缘于朝鲜王朝出兵支持明朝收拾后金,从立场上而言,黄道周显然相信李民寏所记录的一切。可正如李民寏自己所言,努尔哈赤若是个完全没有情感的屠夫,身为俘虏的他,又怎能保住性命逃出生天呢?
另一方面,黄道周将褚英、舒尔哈齐塑造成“身在金营心在明”的形象,也是现实的需要——这有助于丑化努尔哈赤,激起更多人保家卫国的意识。
所以,黄道周关于褚英之死的记载,乃是基于立场与现实需要的历史书写,而无关历史真实。
那么,褚英究竟为何而死?这或许与“五大臣”的地位快速下滑有着密切的关系。
清史学者刘小萌在《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建州起兵之初,以扈尔汉、费英东、安费扬古、额亦都、何和礼为首的五大臣就结成了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利益共同体——“古出”集团。古出是满语gucu的音译,意为朋友。古出与首领一般不存在前者隶属于后者的奴主关系,而是雇佣关系。
《清史稿》记载:“国初置五大臣以理政听讼,有征伐则帅师以出,盖实兼将帅之重焉。额亦都归太祖最早,巍然元从,战阀亦最多。费英东尤以忠谠著,历朝褒许,称佐命第一。何和礼、安费扬古、扈尔汉后先奔走,共成筚路蓝缕之烈,积三十年,辅成大业,功施烂然。”可见,努尔哈赤的立业称汗,离不开五大臣的艰苦奋斗。而这种奋斗的基础,正是奠定于长期稳定且平等的合作关系之上。
▲费英东的侄子鳌拜画像。图源:网络
扈尔汉、费英东等古出投靠努尔哈赤时,曾有言在先:“念吾等先众来归,毋视为诸申,望待之如骨肉手足。”因此,努尔哈赤为了让他们更有归属感,除了每回征战获胜后给予他们诸申、土地、牲口等优厚赏赐外,还大力促成彼此之间的姻亲、收养关系。五大臣中,何和礼娶努尔哈赤女东果格格,人称栋鄂额驸;扈尔汉被努尔哈赤收作养子,人称达尔罕虾;费英东则娶了皇长子褚英之女爱新觉罗氏,成了努尔哈赤的孙女婿。这样,五大臣在建功立业的道路上,就不可避免地使自身利益与努尔哈赤的兴衰牢牢捆绑在一起。随着努尔哈赤政治势力的不断扩大,古出名义上是努尔哈赤的朋友,实际上却成了努尔哈赤名下的诸申(女真内部阶层,在贝勒之下、奴仆之上)。
努尔哈赤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在无情地削弱、降低五大臣集团势力的同时,提拔一群自家的亲族、子侄进入权力中心,使汗权的影响得到扩大与延续,这便造成了五大臣与汗王子侄之间最原始的利益冲突。
很不幸,被努尔哈赤寄予厚望的褚英就是这种利益冲突的“牺牲品”。
褚英初出茅庐就被赐号“洪巴图鲁”,五大臣对此难免震惊尤甚。之后,万历三十五年(1607)三月,褚英随费英东、扈尔汉等率兵三千征斐优城,其带兵数量超过全军的一半,似乎也从侧面印证五大臣势力的逐步削减。
作为与努尔哈赤年纪相仿的五大臣,费英东、扈尔汉等人陷入了年纪越大、越被边缘化的困境。而脾气暴躁的褚英执政后,四处扬言要杀了四贝勒、五大臣以巩固自己的权位,这使得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五大臣以求生存的姿态——“若因畏惧执政之主而不告,吾等生存之本意何在矣”——加入了与四大贝勒密谋废黜褚英的行动之中。
不过,五大臣与四大贝勒联手欲置褚英于死地,只是问题的导火索。真正决定褚英生死的人,只能是努尔哈赤。
已故历史学家周远廉指出,北方民族曾长期保留“二元政长制”的传统,这种制度要求在一个部落或部盟里,需要同时存在两个地位、权力基本相等的首领。他们别分两地、各辖属民、各聚兵士,各自为政,以保证在部落或部盟发生重大变故时,其中幸存的部民能择良地东山再起,从而延续部族的生命力与文化。自努尔哈赤起兵伊始,这种古老的传统就被原样保留在建州女真的行政建制中。
在两兄弟的关系尚未恶化的岁月里,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同为公开的建州左卫指挥使。在《满文老档》和《明实录》中,也不乏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同称贝勒、都督的记载。而在服饰、用具上,公开的历史资料亦显示“小酋(舒尔哈齐)穿银环服色,与兄(努尔哈赤)一样矣”。甚至在公开场合中,舒尔哈齐还曾告诫过朝鲜使臣申忠一:“日后尔佥使若有送礼,则不可高下于我兄弟。”
▲爱新觉罗·舒尔哈齐。图源:影视剧照
可见,无论在何时,二元制政体强调的,都是权力的制衡与和谐。然而,这种政体的存在,并不利于权力的集中。所以,在努尔哈赤致力于统一女真诸部、建立高度集权的君主制国家的过程中,曾与努尔哈赤地位、待遇皆平等的舒尔哈齐必然会遭到哥哥的打击报复。
但是,舒尔哈齐之死并不会导致“二元制”政体在女真诸部中快速消亡。舒尔哈齐死后,努尔哈赤又将国人各5000户、牧群各800个、银各万两、敕书各80道,分赐给褚英和代善,使二人延续“二元制”政体下的执政地位。再加上先前努尔哈赤曾在公开场合确立了褚英的继承人身份,舒尔哈齐死后,褚英自然也就延续了叔叔的身份地位与不幸命运,在坐上女真诸部“二号人物”的宝座的同时,走到了父亲集权之路的对立面。
褚英死后,这种妨碍汗权聚集的多头政治体制仍未退出历史舞台。或许是不想让杀子、屠弟的血腥故事在自己的晚年重演,努尔哈赤下令改革八旗,由自己与四大贝勒分而掌之。
褚英被杀后第二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后金,改元天命,与明朝并立。后金建立后,原分掌八旗事务的四大贝勒,又得到了参政议政的权力,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分掌后金国家实权。
后金天命六年(1621)正月十二日,努尔哈赤召集诸子、侄、孙等,对天地神祇焚香设誓:“今祷上下神祇: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遽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乱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坏(怀)礼义之心,以化导其愚顽。似此者,天地祐之,俾子孙百世延长。所祷者此也。自此之后,伏愿神祇,不咎既往,惟鉴将来。”
然而,这番誓言更像是晚年的努尔哈赤给予自己的一针安慰剂,美妙却不管用。
在历史的长河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褚英之类的人物依然会被做掉,以天诛的名义。
参考文献:
[明]张惟贤:《明神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清]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
广禄、李学智译注:《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
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故宫出版社,2012
刘小萌:《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
郑玉芝:《清入关前五大臣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白钢:《代善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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