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宋彬彬之死与《我虽死去》

红卫兵“代表人物”宋彬彬的去世，唤醒了人们对文革的记忆，并引发了左右两派的激烈争论。汉学家吕恒君认为，围绕卞仲耘之死，宋彬彬的道歉、王友琴的追索、胡杰的纪录片《我虽死去》构成了反思文革遗产的重要争鸣，值得深思。

1966年 毛泽东和林彪接见当时的红卫兵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KPA/United Archives

近日，红卫兵“代表人物”宋彬彬的去世消息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其不仅再次唤醒中国民间的文革记忆，亦罕见地激起左右两派均充满批评的激情争辩。

面对其备受指责的“红八月”血案“卞仲耘之死”，宋彬彬生前的道歉与自辩（含身后部分校友之支持）、旅美文革史学家王友琴等的追索与批评、以及中国独立导演胡杰采访亲历者们而制成的历史纪录片《我虽死去》，共同构成这一历史悬案的三足鼎立。它们各具价值，成为反思与处理中国文革遗产的重要争鸣。

几个重要历史细节

观察来自于三个不同角度的回忆或记录，毋容置疑的是：造成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之死的暴力事件（1966年8月4日），绝非阿伦特（Hannah Arendt）笔下无选择、无意识的“平庸之恶”，而是一场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拉锯、带有组织者/参与者强烈主观能动性的革命暴力性悲剧。

在宋彬彬2014年的道歉信中，其虽承认自己当时是该校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亦承认事发当日两度出现在施暴现场，但却坚决否认自己亲手参与打人；仅将主要过错归咎于对施暴学生的劝说不力（“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从而“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此番道歉，连同另一学生领导张进的道歉信一起，被卞仲耘丈夫王晶垚声明为“真相仍然被蓄意掩盖”，并直斥为“虚伪”与“决不接受”。

而在旅美文革史学家王友琴等的追索之中，宋彬彬等三人在师大女附中率先贴出攻击学校领导的大字报（6月初），且对卞仲耘后被划为“四类干部”的政治定性（7月初）了如指掌；而事发当日该校并不存在“权力真空”，其对下午的“斗黑帮会”应该知情。并且，由于当时其已是成年的中共党员，作为该校实际性“权力人物”，理应为引发社会恶性连锁效应的该历史事件负起应有之责——毕竟，继卞仲耘成为首位被学生殴打致死的教育界人士，“红八月”中被暴力杀害的北京各界人士高达1772人（官方数字）。

而在胡杰历史纪录片《我虽死去》中挺身作证的作家林莽，不仅提到施暴者们的装备形象（牛皮军靴、钉头皮带等），更以细节回忆证明施暴女生们的暴虐：其于施暴间歇嘻嘻哈哈地高声狂笑，享用冰棍解乏解渴；却于受害者弥留之际仍进行残酷的精神虐待，戏弄嘲笑“一个活着的右派（林）抬一个将死的走资派（卞）”。而据其后续回忆，其与老母被迫共同自杀的悲惨经历正是源于宋彬彬的两次提审: 私设“公堂”的宋虽未亲手打人，但却放任身边随从人员对被提审老师实施了毒打迫害。

虽然上述源于不同角度或个人身份的回忆难以全然互予承认，但却共同启示：对历史真相的深入探讨何等必要。因为，围绕该事件的讨论之中，最为触目惊心的乃是《我虽死去》所展示的受害者遗物：沾满血迹与羞辱笔墨的衬衣、浸透鲜血的纱布与粪便失禁的内裤，以及被暴力扯坏金属扣链的手表等等。这些令人无法直视的记录，无言却坚定地警醒着人类社会该段历史的荒谬残暴。

宋彬彬的政治符号与沉重十架

在卞仲耘被学生领导公然宣告为“死了就死了”不久，宋彬彬却因登上天安门城楼为毛泽东佩戴红袖章而一举成为风靡全国的红卫兵代表式人物（1966年8月18日）。虽然其近年来公开否认随后主动改名为“宋要武”之“壮举”，并因大众之“误解”而深感委屈，但由于当时深入大江南北的狂热宣传，宋彬彬俨然成为时代印记中无法泯灭的政治符号。

并且，由于其在道歉信中并未指出“卞仲耘之死”的“策划者”与“杀人凶手”（王晶垚语），此种完全推卸自身责任、却又因为种种原因而对“真正”施暴者予以隐瞒或有意雾化的做法，亦使得其在身后不得不继续背负“卞仲耘之死”的沉重十架。正如当前：虽然其家人刻意强调其离世之际的“平静”与“感恩”，但网络民众却多讨伐批评之声；以致于其仍然值得观察的道歉机制，客观说来反而遭受了忽视。

吕恒君：“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等“血统论”理念，似乎仍是当时引诱社会人格尚未成熟的年轻人为确保身份特权、不惜冷血暴力地诉诸“革命”的最主要诱因图像来源: Getty Images/AFP/J. Vincent

事实上，在2014年宋彬彬道歉之际，中国左翼网站“乌有之乡”为避免将时代责任完全归咎于亲自发动“文革”、亲自指挥“斗争升级”的首脑人物毛泽东身上，曾翔实对照各种材料进行分析，暗示卞仲耘悲剧直接源于“工作组”进驻学校期间，直接负责女师大附中“工作点”的邓小平默许将其政治生命划为“四类干部”。而于当前，左翼评论亦再次指出：卞之悲剧为“某些干部子弟”为“保护父母”、“干扰斗争大方向”而“故意制造的混乱”（指7月下旬刘少奇、邓小平领导的“学校工作组”被毛指责“搞得冷冷清清”、并责令撤销之际）。

而由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作序、旅美文革史学家王书琴（亦为当时目击者）撰写的《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2004），则明确指出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亭亭曾参与打人事件；而在卞仲耘家人的回忆之中，一身红卫兵装束的邓小平女儿邓榕等，亦主动要求严禁提及卞被殴打致死之事实，只能承认“因心脏病而亡”。这一细节，亦经胡杰先生在制作《我虽死去》之时所遭受的官方干扰得到证实（（2006年）。

然而，由于“卞仲耘之死”为一场群体性暴力事件，而参与打人者经由各方回忆均主要为高一及初三学生，其并未成年的身份，不仅使其难以被法律予以追究，更重要的是：依其十五、六岁的稚嫩心智，似乎尚难以形成成人斗争哲学之中系统性、稳定性的“阳谋阴谋”。而各方在回忆或采访之中均不约而同提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等“血统论”理念，似乎仍是当时引诱社会人格尚未成熟的年轻人为确保身份特权、不惜冷血暴力地诉诸“革命”的最主要诱因。

中国文革反省机制远未建立

令人深思的是：无论宋彬彬等“红色贵族”自认承担了怎样的历史“冤屈”，且于离世之际如何“平静安详”，一项鲜明的对比是：当年针对“血统论”予以敏锐批判的年轻思想家遇罗克，却于27岁之风华正茂年龄遭到政府残酷枪决。不仅其尸身下落不明，在其遇难39周年之际建起的塑像（2009），亦长期无法在公众场所展出，而其弟遇罗文最近几年仍在苦心追寻下落。

此等强烈反差，亦正如同样无处安放的卞仲耘的灵魂：当宋彬彬于2007年荣誉当选为母校“知名校友”，没等来任何祭奠的卞校长却早已在丈夫悲痛的镜头里化为一缕青烟。尽管其遇难时的遗物因丈夫的勇敢保全而出现在《我虽死去》等历史纪录片，但此等民间独立纪录片在中国至今仍是难以公映的社会禁区。

这一切，或许恰恰映照了关注文革反省机制的著名汉学家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在德译《我虽死去》之时下意识的加工：在片末滚动放映北京教育系统部分文革死难名单之时，其以悲愤高亢的女高音《黄河怨》替代了原片背景的文革原声广播——这既契合受害者卞仲耘校长生前与丈夫作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而奔赴太行山区的经历，亦却不无悲凉地借助象征性元素达成深刻之反讽：

那即是：哪怕是在同一民族或政治体系内部，当暴力、特权与人性之恶无法得到充分抑制，其中的人们，无论出身如何、理想如何，或许终将殊途同归地共同置于巨大的冤屈之中。

吕恒君（Dr. Hangkun Strian）,华裔德籍汉学家，在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及兴趣领域为文学史、电影、国际关系、基督宗教本土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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