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自嘲：“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

蒋介石靠的是枪多、人多，再加中央政府的牌子，结果地盘越打越小。毛泽东靠的是八路军、新四军会作群众工作，会打游击战争，会跟在日军攻蒋师团后面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结果地盘越打越大。

如前文所述，毛可以一方面高谈民族矛盾高於阶级矛盾，高喊抗战高於一切；另一方面又从内心希望日本人多占国民党的地盘，以使自己方面的人能够合法地去经略它。

於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先是日本人把大片蒋管区变成大片沦陷区，继是八路军、新四军再把大片沦陷区变成大片游击区乃至大片根据地。后者搞的似是一种“曲线发展”的战略。

至於国军方面，一些人则打起“曲线救国”的旗子，实为先降日军，后打共军。据中共方面统计，在由国军哗变的伪军中，90％以上者被用来对付八路军、新四军，致使中共抗日根据地周围的伪军数大大多於日军数。於此相应，中共八年抗战消灭的伪军数也远远多於同期消灭的日军数。

以小说《平原游击队》的生活原型郭兴武工队为例。当时，郭兴队长从八路军太行山五分区司令员皮定均那里，接受这样一个战斗任务：一年内消灭100个伪军和5个日本兵。(5)在此，八路军所要消灭的日伪军比率，高达一比二十。

上述两个“曲线”，在性质上截然相反：“曲线救国”者，属汉奸之举；而“曲线发展”者，虽有削蒋之意，但总体上属抗日之举。不容否认，出自国军的降日者与出自共军的降日者相比，无论在绝对量上，还是在相对量上，前者都远远超过后者。

不过，两者在策略上，都讲一个“曲”字，都想借日军之力削弱对方，进而扩展己方。於是乎“三国志”成了“三角地”，国、共、日各据一角。其间，国共既相互依侍，又相互对峙，既直线相达，又曲线相连，而日本人正居於这曲线的拐角处。

这种“曲”斗之法，显然不属阳刚之举，而为阴柔之术。蒋公长於此术，毛公亦长於此术。两相比较，前者不及后者。前者把玩此术玩得地盘日蹙，后者把玩此术则玩得实力日增。玩到末了，不知蒋公有无“既生瑜，何生亮”之叹。

与史上许多政治家相似，毛的阴柔之术不只是用於对付外部政敌，还用来整治内部盟友。五九年庐山一幕，演的正是以柔克刚的事，整的正是自家党里的人。

他整彭所采用的阴柔之术，除了前文谈到的妇人骂街式的“肆揭老底”之法、“东拉西扯”之法外，还有其它一些机会主义做法。

1959年7月31日，毛在鞍山市委报告上批语：“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6)毛写此话时脑子里究竟是怎麽想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话中所提示出来的一点，我们认为是相当准确的，这就是在1959年夏庐山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整治彭德怀，确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因为，彭德怀此时此地上书，不仅犯了毛个人的颜色，而且触到很多人的痛处。庐山会议上的多数人，都曾是“大跃进”的前线指挥官，都曾跑在毛泽东的鞍前马后，甚至比马上主帅跑得更欢、干得更起劲，故而个个都程度不一地犯有急躁冒进的错误。二十年后，邓小平承认：大跃进，毛泽东头脑发热，我们也发热；中央犯错误，毛泽东个人要负责，我们大家也要负责。(7)可问题是，二十年前，彭德怀就要去揭露“大跃进”的错误，就要去弄清“大跃进”的责任，这就在批评毛泽东的同时，也犯了大家的众怒。

对於“大跃进”的错误，与会者中有些人能坦然待之，有些人则十分护短(8)，如毛说的“一触即跳”。正是这后一些人或轻描淡写、或捂着盖子不说，把前期庐山会议开得冷冷清清、不知所云，使得老彭坐卧不安，欲罢不能，故才有了他的上书谏言之事。

湖南省长周惠在麻将桌上说笑话：五八年无非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滑头），看风使舵；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此话一出，怒声四起，掀起了轩然大波，以至周恩来总理不得不慎重其事，专门开会，批评说笑话者。(9)

对於彭的批评信，“五八年的三种人”在毛没有发话前，均惧於彭老总的威严而不敢大声嚷嚷；一待毛发话，便磨拳擦掌，喊声阵阵，从四面八方围了上去。毛此时整起彭来，已是帮腔者多，援手者众，故可说是抓着了一个不可失且不再来的大好时机。

另外，在如此重大会议上，毛却反反复复地大谈彭德怀不善处人的问题，屡屡提及在彭德怀与一些人之间所存有的隔阂：十个元帅，除自己外，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十个大将更不在话下（8月1日讲话）；七个政治局常委，谈得来的究竟有几个？十个元帅，九个不合作，大将、上将有几个合作？（8月11日讲话）

自古就有“猛将性烈”之说。彭亦不例外，其性格尤为刚烈，嫉恶如仇，易动肝火。上自毛泽东，下至师团长，挨过他骂的官员不在少数（不过，据杨勇上将说，他就不骂战士(10)）。因此，相当多的中共高干对他存有积怨，这可从后来批彭会上的种种泄私愤话中看出。彭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常常自嘲：“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

然而，这种事毕竟属於彭的个人性格问题，或只涉及他与其他人的个人关系问题，而不应与庐山会议本要讨论的国家大政方针问题相提并论。后人很难看出彭德怀的暴躁脾气与大跃进的糟糕问题有多少内在联系。

可是，庐山会议主持者偏偏要把这两个不同话题硬扯到一块，大加发挥，甚至在大会上扯出诸如彭德怀当年如何反萧克的教条主义、如何反贺龙的军阀主义这类离题很远的话。毛显然是在挑拨，是在煽动反彭情绪、组织反彭队伍，是在用机会主义方式整人。

依笔者所见，毛之所以在庐山与会者面前大揭彭的历史问题，还有他的另一层机会主义考虑。

庐山上的人都很清楚，彭德怀分管的工作主要是军事而不是经济，而他此次庐山言论所涉及的问题大多不属前者而属后者，即说的多是他本人专业之外的话。

因此，他老彭讲得纵有不妥，也是情有可原的，顶多只能否定他的次要方面，而不能否定他的主要方面。正如，人们不能因一个男人在针线活上做得不细巧而否定其男人角色一样，或者说，不能因一个扛大包者在来往账上记得不清楚而否定其苦力身份一样。同理，毛泽东也不能因管军事的彭将军在经济上说错了话而撤其国防部长的职务。

可见，要整倒彭德怀这个人，仅凭据他关於“大跃进”的言论还不够，还需要添加其他可资利用的材料。於是，毛泽东把眼睛转向了朦朦胧胧的过去，试图从那布满尘封的旧物堆里翻找眼下用得着的东西，结果还真的找出彭历史上的许许多多“问题”，包括“政治问题”、“军事问题”、“思想问题”、“爱发脾气问题”……

而这些问题与庐山上的与会者们都多多少少有些联系，故使得他们也都能凑上前来，帮个腔，援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