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是谁剥夺了他们的知情权？

亚洲周刊江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认为，在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地方政府往往向中央决策者隐瞒真实情况，向社会封锁消息，这是矛盾加剧的重要肇因。

一份刊有《中国的骚乱事件与管治危机》的文件，前不久被送到二十五个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办公桌前。此文是一个多月前的十月三十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在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的演讲稿摘要。于建嵘是受该校中国研究中心的邀请前往美国演讲，并获安排到史丹福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作学术交流的。这一演讲原先安排在五月，后因他陪同一位国家领导人到广东考察，因此没能按计划去美国演讲，而推迟到十月。当下，于建嵘的这篇演讲稿正在网络上盛传。

于建嵘在演讲中说：「这里所讲的骚乱事件』是目前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一个特别的类型。我一直以为，对群体性事件的观察和分析，是理解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窗口。因为这些事件客观和真实地表现了中国社会许多重要资讯。」

他把农民的维权活动称之为「以法抗争」，工人的维权抗争称之为「以理维权」，两者都表现四个特点：其一，都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经济性大於政治性；其二，规则意识大於权利意识，但随着从个案维权向共同议题转变，权利意识有所加强；其三，反应性大於进取性，基本上都是因自身权利受到了侵犯的一种反应性行为；其四，则是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共存，即维权群体的目标是合法的，但在具体行为上，可能出现一些非法现象。

在分析这些骚乱事件的性质时，他指出：第一，这些事件主要是因偶然事件引起，突发性极强。同维权事件不同的是，这些事件一般都没有个人上访、行政诉讼等过程。第二，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为主。第三，在这过程中，资讯的传播有新的特点，手机短信和网络的传播，对事件发生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第四，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的行为，在维权事件中，一般也没有明确的组织，但都有一些实际上起作用的「领头人」。

谈到国家管治能力存在的问题时，他说，管治能力一般由三方面组成，即预警机制、处置技术和问责制度，而中国各级政府在这些方面都有严重欠缺。

首先，预警机制的最重要的意义应是建立社情民意的迅速反应机制，决策者真实快捷地获取资讯应是建立这一机制的前提。但现在的情况是，各级政府及其官员为了所谓的政治利益，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知道真实情况，搞资讯隔绝。

其次，在处置技术方面，许多原本可以化解的纠纷，由於处置不当而产生严重后果。这些不当主要表现有：事情刚发生时不重视，错过最佳处理时机；处理过程中，在自上而下的压力体制下，基层政权为完成上级分派的任务，不得不采用强化政权机器等手段，来填补社会动员资源的缺失，以致於基层政府的行为出现强制的暴力趋向；事发后，地方政府认为首先要做的就是封锁消息，以免造成所谓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但事实上，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基本上没有办法封锁，因此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全世界都知道了，而中央政府还不知道。

最后，在社会管治方面，于建嵘认为中国的问责制存在严重问题。原因主要在於各级政府与官员中存在非常强的政绩共同体，这使得许多事件最终都是大事化小，以致不了了之。

由於上述三方面情况，于建嵘认为，中国社会的管治能力是相对低下的。这正是中国为何出现越来越多社会治安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