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它”或许是民主党最后的希望

民主党的未来之路

“民主党中道派”的道路已经失败了。 七个月前，哈里斯的竞选口号“我们不会重返过去”败给了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意味着当下对于美国的民主党以及自由主义者而言，已是生死存亡的关口。而曼达尼的成功，或许是一抹希望的微明。一如英国杂志《新政治家》上的一篇社论中所谈到的：

（曼达尼）证明了，特朗普对政治魅力的垄断并非牢不可破。反建制政治已不再是MAGA右翼的特权。

阻止特朗普在下一个任期胜利的，不会是“我们不会重返过去”这样让人丧气的话语；而应当是曼达尼式的“经济民粹主义”道路。 即对于“财富再分配的勇气”、“连贯的平等主义政策”以及与特朗普针锋相对的“一个新世界的许诺”。简而言之，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

一．渴望变革：民粹主义时代的政治逻辑

特朗普的第二次上台，早已标志着中道政治年代的结束，我们来到了一个政治民粹主义的时代。这无疑一系列的喧哗与骚动，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民粹主义者与鼓动家是一切的元凶，良治的破坏者。但是究其本源，民粹主义只是一种症状，而不是病因。它是合法性危机的标志；它反映了“民主的制度”之下，民众对于这个制度的不满。当下的美国乃至于整个西方世界，中产阶级与底层皆有理由感到失望与迷茫。毕竟，近五十年以来，多数人的收入只增不减；而数十年来技术进步创造的财富，多半被前十分之一的所截留。

而这样一个世界之中，多数人渴望改变——不论是真正的可行的改变；还是改变的幻觉。

因此，一个民粹主义的时代注定是一个极化的年代。而这在美国的两党制体系之中，这一“极化”趋势体现为共和党的右转与民主党的左转。这一方面当然源自于“民粹主义”这一政治策略本身：民粹主义要求“划分敌我”。但与此同时，这也是源自于当下的现实，首先，美国社会之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共同利益”在迅速的萎缩——特别是广大的工薪阶层与富人之间。这两个群体之间最根本的利益冲突，正体现在特朗普的《一个大而美的法案》上：这一法案在削减数百万普通人的医疗补助之同时，慷慨地给予富人数百亿美元的减税。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观察者，皆会对于这一《“劫贫济富”法案》感到由衷的愤慨。

但是在愤慨之余，我们更要去思考一个至关重要的难题：或许马斯克、扎克伯格之流对于特朗普的支持符合自己的利益；但是美国众多的普通工薪阶层——即注定会在右翼政策之中饱受打击的百分之九十——又为何有一多半支持了的特朗普呢？

简单地得出“这些民众被欺骗了”、“这些人不了解自己的利益”是不够的。恐怕这不只是一种与特朗普一样的“精英式的傲慢”；更是对于“寻找破局之路”的主动放弃。正如当年在1930年代投票给希特勒的中产阶级一样，多数人很清楚自己的困境：或许让一个法西斯组织摧毁宪法是一杯苦酒，但当下的生活无论如何是绝望的；而当那个奥地利人承诺着“让德国再次伟大”之时；守旧的政治家连一个完整的方案都提不出来。

因此，这一问题的答案是简单明了的：因为在一个多数人渴望改变的年代，特朗普至少给出了“改变的幻觉”，而民主党的守旧派连“幻觉”都不愿意给。那么进一步来讲，“破局之路”也就显而易见了：自由主义者应当给出“切实的改变”。

这个切实的改变是什么？一个有更多参与民主、更公正的社会分配的新世界？一个新政自由主义重新回归的美国？还是一如吉登斯与艾里克·赖特口中所说的“真实的乌托邦”？我们等到第三个部分再谈，这里不妨先回答一个潜在的质疑：民粹主义时代背景之下，“真诚的变革方案”真的会有人买账吗？

曼达尼·佐兰在纽约市民主党初选中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会的。民众的眼光是雪亮的，每一个普通人在咽下“改变之幻觉”的同时，皆在等待着等待着“真正的改变”。

二．“连贯的平等主义政策”与民主的奇迹

曼达尼在纽约市的成功是一个民主的奇迹。一个竞选资金上不及对方三分之一分；不曾获得民主党内部任何经营支持；不过三十余岁的草根政客，靠着一个真诚的许诺、完整的改革方案以及深入社区基层的宣传，完成了这场“大卫与哥利亚”的战斗。这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当右翼民粹主义需要众多富人雄厚资金之背书的时候；一种左翼民粹主义的策略并不需要这一切。它需要的只是一种简单的政治策略：“政策议题化”。

“政治议程”（agenda）对于任何政治制度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美国著名的民主理论研究者罗伯特·达尔也曾经提出：“对于议程的民主控制”是民主的一个必要的环节。而归根结底，当前美国乃至于许多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危机，同样也是源自于“新自由主义时代”以来，政治精英对于“政治议程”的压抑。而当一些对于一般选民至关重要的“政治议题”，系统性地排除出了政治探讨的空间时，不安、愤懑以及“民主已经破产”的实感，就是自然的后果了。

而自从里根乃至于日后的克林顿以来，美国政治之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禁用议题”就是“财富的再分配”；而曼达尼·佐兰胜利的根本原因，即是“财富的再分配”重新变成一个政治议题。

当然有一些朋友或许会说：自奥巴马以来每一届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皆会谈到“打击巨富”、“提高最低工资”、以及其他的“经济正义话语”。甚至民主党的进步派——诸如桑德斯与AOC——同样也是以“经济平等主义”的话语起家。但当这些零碎的政策无法构成变革的潮流与实感；甚至最终只是由于空泛的话语“安慰剂”。这些“议程”也就会纯粹退化成“修辞”，最终再也无法取信于人。

而相较于这些前辈不连贯的“经济平等议程”，曼达尼·佐兰的一系列承诺是连贯、具体且勇敢的：

市政府拥有的杂货店。

食品价格失控。几乎有9成的纽约人表示，食品杂货的成本上涨速度超过了他们的收入。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在结账时才不会感到压力。

作为市长，Zohran将创建一个由城市拥有的杂货店网络，专注于保持低价，而不是盈利。由于无需支付租金或财产税，他们将减少开支，并将节省的成本转嫁给购物者。他们将以批发价格购买和销售，集中仓储和分销，并与当地社区合作，就产品和采购进行合作。鉴于纽约市已经花费数百万美元来补贴私营杂货店运营商，我们应该将公共资金重新投向一个真正的“公共选择”。

为纽约人设计和提供的住房。

我们需要更多的经济适用房。但几十年来，纽约市几乎完全依靠改变分区法规来吸引私人开发——其结果常常未能达到宏伟承诺。而且建造出来的住房往往对于最需要它的工薪阶层而言价格不菲。

作为市长，佐兰将利用我们的公共资金，三倍增加该市永久性负担得起的、工会建造的、租金稳定的住房产量——在未来10年内建造20万套新单位。任何100%负担得起的开发项目都将得到快速推进：不再有无谓的延误。佐兰还将充实我们市的住房机构人员，以便我们真正完成这项工作。

为了我们需要的额外住房，Zohran将启动一个全面的纽约市规划，以创造一个关于可负担性、公平性和增长的整体愿景。这项规划将使纽约市能够解决种族歧视性分区的遗留问题，增加交通枢纽附近的密度，结束建造停车场的要求，并且积极主动地规划我们的未来。

对大公司和最富有的纽约人征税

佐兰有一个计划通过市政府拥有的杂货店、普遍的儿童保育服务以及其他大胆的提案来降低生活成本，且他也确切知道如何为此买单。佐兰的收入计划将会提高公司税率至与新泽西州的11.5%相匹配，从而带来50亿美元的收入。他还将对纽约最富有的1%的居民——那些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征收2%的统一税率（目前无论你赚5万美元还是5000万美元，城市所得税率基本相同）。佐兰还将实施常识性的采购改革，结束无竞标合同，增聘更多税务审计员，并严厉打击从腐败房东那里收取罚款，以筹集额外的10亿美元。

而正是因为敢于给出这些“连贯的承诺”，曼达尼得以胜出。民主党中道派也时常承诺“福利”，但这些政客却不常说明：真正的经济正义只可能源自于“财富的再分配”甚至是一个更加公正的经济制度；而不是当前特朗普式的“赤字扩张”。一系列零碎的承诺——比如最低工资上涨一美元——只会给人一种“明天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总体没两样”的模糊感觉；而一系列连贯且合理的承诺，可以让纽约市民憧憬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更加平等、一个让真正的工薪阶层享受到“自由”的世界，或者如同昔日卢武铉与文在寅的竞选口号一样：“人”生活的世界。

而“提出一个真实的乌托邦并实现它”正是“改变”的真正意义；更是一个在日益贫困与混乱的民粹主义时代之中，民众真正渴望的东西。

三．自由主义的乌托邦

事实上，当前自由主义者在西方的节节败退，是因为它还没有适应这个新的世界。这一时代的主题，不再是“保卫与推广民主制度”；而是在一个民主已经陷入危机的世界之中“重建民主”。

而今站在中道政治的废墟上，回望里根以来的美国史，我们会发现：四十年以来的历史，证明了一个事实：“富豪阶级”不会安于一个稳定的社会现状——今天的保守派人把矛头对准工会；明天就会更进一步得寸进尺，向政府施压以求更多的税收优惠。而近五年来的历史，则证明了另一个事实：“富豪阶级”对于民主没有任何兴趣——马斯克与彼得·蒂利之流此前对于民主制度的尊重，不过是出于忌惮；而今的“富豪阶级”，已经将“摧毁民主”视为自己的己任了。

事实上，这是一个无比讽刺的事情：面对自己所创造的混乱，居然是右翼先提出了一个“新世界的承诺”。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再次伟大论”是一个虚假的乌托邦。这个精明的政客将一个封建主义与军国主义的美国，包装成了美国工薪阶层的新希望。这就是特朗普与背后的富豪阶层所给出的“改变的幻觉”。而面对这个“虚假的乌托邦”，自由主义者必得给出一个“真实的乌托邦”——这不论在策略上、还是在实质上，这皆是美国、西方乃至全世界自由主义者最后的出路。

首先，策略上来讲，当广大的民众渴望改变的时候，“老调重弹”是没有意义的；同一个保守主义者一样强调“没有特朗普的世界”总归好过特朗普，只会显得越发无能而虚伪。而另外一种更加可怕的对策：即不给出任何新的希望之同时，直接用行政手段与军事手段与右翼对抗——且不论当前美国的民主党是一个在野党——只会让自己变成敌人的样子，亲手葬送民主制度。因此，民主的敌人拿起“变革”的武器之时，民主的保卫者也必须拿起“变革”的武器。

而更重要的是在实质上。许多自由主义者已经忘了，自由主义曾是一种“乌托邦”。不论是在宗主国殖民之下的美国、或是王权之下的法兰西；抑或是军事政权之下的韩国，自由主义者皆是要靠对于“新世界”的憧憬，战斗之中创造一个民主而公正的世界。即使是在以“渐进改革”闻名的英国，“工会权利”乃至于“普选权”也不是保守党政治家的施舍，而源自于宪章党人、妇女参政论者、费边社与日后的工党的“乌托邦憧憬”与现实的斗争。或许，上个世纪的苏联等国历史一度让“乌托邦”这个名字黯淡了，甚至染上了血污。但这并没有说明：我们要去畏惧乌托邦本身。正相反，只要当下这个日趋保守的世界不尽如人意，只要“不平等”让多数人无缘于“民主参与”和公民生活；自由主义者就依然需要“乌托邦的渴望”。

“民主党中道派”的道路已经失败了。七个月前，哈里斯的竞选口号“我们不会重返过去”败给了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意味着当下对于美国的民主党以及自由主义者而言，已是生死存亡的关口。而曼达尼的成功，或许是一抹希望的微明。一如英国杂志《新政治家》上的一篇社论中所谈到的：

（曼达尼）证明了，特朗普对政治魅力的垄断并非牢不可破。反建制政治已不再是MAGA右翼的特权。

阻止特朗普在下一个任期胜利的，不会是“我们不会重返过去”这样让人丧气的话语；而应当是曼达尼式的“经济民粹主义”道路。即对于“财富再分配的勇气”、“连贯的平等主义政策”以及与特朗普针锋相对的“一个新世界的许诺”。简而言之，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