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张纯如父母谈女儿自杀原因

张绍进、张盈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被遗忘的大屠杀》作者张纯如的父母，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简称史维会）会员。

历史为什么被遮蔽

南都周刊：10年前，张纯如以《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被遗忘的大屠杀》(以下简称《南京暴行》，又译作《南京大屠杀》)一书向西方世界打开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作为在美国出生的华人，纯如最初是怎样接触南京大屠杀历史的？

张纯如父母亲张绍进、张盈盈接受史维会赠送的礼物（本网资料图片）

张绍进(张纯如之父)：在美国一般民众的书里，是没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知识的。纯如从小对世界很好奇，大概八九岁时，有一次她问我们，当我们是她这个年龄时，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告诉她在南京发生的事情，长江水都被鲜血染红。我们住的地方有一个图书馆，周六她就去查南京大屠杀的书，怎么也查不到。她就觉得很奇怪，那么大的历史事件，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没有一本书记录呢？一直到后来，她大学毕业后，成为专业作家，在1994年，在加州一个小镇上看到世界战争史实维护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展览，那些血淋淋的资料促使她要写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

南都周刊：这里涉及到一个话题，就是在西方世界，是什么因素长期遮蔽了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

张绍进：我想是因为冷战时期，政治方面的原因。我1962年从台湾到美国，当时美国最大的出版社兰登，做了一个大辞典，有一部分讲二战，我看到在参战国中，居然没有中国。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当时还写信到出版社去。在整个二战期间，损失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中国，抗击日本最主要的战场是在中国，但那时中美因为韩战(朝鲜战争)，关系很不好。可见，为了政治的利益而改写历史，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像日本这样的国家，美国就因为与中国战争的关系，把中国在二战中做出的重大牺牲都抹杀了。

我们做人民的，在这种事情发生时，就应该推动政府来正确认识历史。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假如日本人民不能推动政府正面对待历史，我们其他国家的人民应该联合起来，促使它认识。因为，二战中日本屠杀平民、俘虏的暴行不仅发生在中国，而且发生在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日本假如对这些事情不能正视，反而一天到晚讲长崎、广岛，一味强调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希望世界把自己的暴行忘掉，这是非常危险的。

南都周刊：就中国自身因素来看，二战结束后，似乎国内的政治局势也造成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被遮蔽。

张绍进：二战结束后，国共两党因为内战的关系，两边都去拉拢日本，以德报怨。冷战时期，国共两党出于外交政治的需要，需要和美国、日本保持好关系(记者注：台湾在 1952年、大陆在1972年先后放弃了要求日本战争赔偿的权利)，结果日本就在夹缝里过来了，没有得到像德国一样的处理。这样很不幸的是，南京大屠杀那么重要的事情，在当时没有被好好地重视，没有搞清楚，就成了历史遗留问题。以至于日本后来右翼势力居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纯如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

南都周刊：听说张纯如1995年来中国调查南京大屠杀时，曾经有些担心？

张盈盈(张纯如之母)：1995年，纯如来南京进行调查时是有些提心吊胆，她对当时的政府有些担心。来南京之前，有人告诉过她，不能让上面的人知道你在写南京大屠杀，他们不愿意外来的学者关注这个事情。而据说访问幸存者，都是被禁止的。来南京以后，她由美籍华裔学者介绍，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的副馆长段月萍等学者联系上。当时找了一些幸存者，很多人一开始不愿意讲，说如果自己讲了，就有很大的麻烦。后来还好，她没有遇到特别大的压力。但她后来离开中国的时候，还是害怕在南京辛辛苦苦拍摄的录像资料被中国机场的安检没收掉，所以走之前还专门把所有的录像资料都拷贝了一份，留在给她做翻译的学者杨夏鸣那里。

南都周刊：1997年，张纯如的《南京暴行》出版时，等于向西方世界打开了那段被遮蔽的历史。作为最早一批读者，那本书有没有给你们带来震撼？书里有哪些内容是你们以前所不了解的？

张绍进、张盈盈：我们以前没有见过的，所不知道的，就是安全区问题。此前，我们不知道在大屠杀中，有拉贝(记者注：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该安全区在南京沦陷时，保护了20多万中国难民)，有魏特琳在救助难民。我1948年到1951年在南京，报上经常有南京大屠杀的故事，但我在那些故事里，没有找到安全区的信息。

纯如做调查的时候，她已经知道了安全区问题，并了解到：南京的居民后来很奇怪，拉贝在大屠杀中为中国做了那么多事情，为什么在1938年回到德国后，就不见了呢？纯如一面写作，一面写信到德国，最后通过五道关系，找到了拉贝的外孙女莱因哈特。找到她以后，除了知道拉贝的事情以外，还找到拉贝2000页的日记和其他资料，他们家族对这个东西都不太敢动，因为它几乎把拉贝送进牢房。纯如和她谈了很久，最后，说服她向世界公布拉贝日记，并做了很多拷贝，送给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这是非常重要的文献。

南都周刊：纯如出书，除了向西方世界介绍这一段痛苦的历史真相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吗？
张盈盈：她这本书并不是针对南京大屠杀一件事情，她是用人性的角度来看待人类对同类的残杀，是超越了国界、民族来思考人类的行为，以促使我们大家和平共处。这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

纯如对人性有些失望

南都周刊：谈到人性，就让人想起3年前纯如让人感慨的辞世。有人说：张纯如从写作《南京暴行》以后，接触的多是尽显人性恶劣，残忍血腥的历史，尤其是在《南京暴行》的写作过程中，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可不可以说：是人性的丑恶伤害了纯如？

张绍进：写南京大屠杀，非常辛苦，确实对她造成一定的伤害，她对人性是有些失望。但这本书到她去世，中间隔了七年，第四本书对她的伤害更大一些。《南京暴行》出版后，影响很大，当时我们都劝她以后不要再写类似的书了。但是太多受过苦难的人来找她，他们很需要帮助，需要纯如为他们说话，他们看中了纯如的才华和热情。纯如的第四本书，我还没有看到，是关于二战中美军战俘被日军虐待的历史，纯如当时请了一个打字员整理材料，据说打字员一边打字，一边哭。

日本右翼分子对她的威胁，她和朋友提起过，收到过一些骂她的信，她对我们倒没有说过，也许是怕我们担心。不过，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纯如之死还有其他原因。我们觉得她身体太累了，她从前总是夜里工作，白天睡觉，后来又有了小孩要照顾，最后睡不好，吃不好，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压力。

张盈盈：纯如最后去世，外面有很多谣言，说她有忧郁症，我们不觉得这样，她的一些朋友写的书，有些不太真实。下一年，我希望完成一本我和我女儿的回忆录，这个等我慢慢来解释。

我们要实现女儿的梦想

南都周刊：纯如去世后，她的名字成了人权斗士的标志。作为她的父母以及美国史维会的成员，你们在退休之年做了很多事情。可不可以这样说：是纯如的命运促使了你们后来从事人权的事业？

张盈盈、张绍进：纯如死得太早，也太年轻，她的一些愿望都还没有完成。她去世一年多时，我们一开始是难受，任何一点关于她的记忆，都会引起我们的伤感。后来我们想：还是做一点正面的事情，把痛苦移开。因此，我们在两年前成立张纯如纪念基金，来推广她生前没有完成的心愿和梦想。她的愿望主要是正视历史，让世界都不能忘掉。如今，她的愿望也变成我们的愿望了，我们为完成她的愿望而努力。我们纪念基金首先举办了征文比赛，第一届的题目是，“你对张纯如的那本书的感想和对自己生命的启发”。我们收到近三百篇文章，来自世界各地。很多人说受这本书的影响很大，要把书中的那段历史推广出去。今年是大屠杀70周年，征文题目是“抵赖和它的代价——反思70年前南京大屠杀”，我们收到270篇文章，包括中国、印度、韩国、日本等国，文章大多是讲日本应该对这段历史检讨，对幸存者道歉赔偿。

南都周刊：在推广历史方面，张纯如纪念基金和美国史维会还做了哪些工作？

张盈盈：有一个项目，是赞助高中历史老师到中国学习。去年，我们学习加拿大史维会的做法，由美国史维会捐款，在美国高中选拔了15个历史老师，带他们来中国参观，到上海访问慰安妇，到南京访问大屠杀幸存者，还去了浙江义乌，访问细菌战的受害者，让他们了解中日战争，了解中国人受到的伤害，而正是因为美国不重视亚洲战场，西方对我们中国没有多少认识。他们看了以后，痛哭流涕，回国后就编写教材，希望把那段历史教给学生。

现在美国的历史教科书还是没有加入亚洲战场的情况，因为政治的原因，他们还是不肯把中日战争的历史放进中学课本，所以我们要推动这个，不但要推广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还要关注慰安妇、化学武器、细菌战问题。

南都周刊：有学者说：南京大屠杀在当年直接激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精神，在近几年是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此相关的是，在网络上出现了一些极端言论，比如呼吁抵制日货等，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张盈盈：我想，现在大家都想用各种方法，来迫使日本承认历史事实。我们在美国做的，就是向全世界推广这段历史。至于民间施压，不买日货，这个好像很难办到。

南都周刊：有学者说，不仅加害者要深刻反思，受害者也要反思，不能单纯停留在道德谴责和复仇情绪上，而应多一些宽容与理性。我们是否应该对日本宽容一些？

张盈盈：在一战的时候，奥斯曼帝国杀了很多亚美尼亚人，1923年推翻奥斯曼帝国后成立的土耳其，坚决否认“大屠杀”，到现在，土耳其政府还是不承认，希特勒曾说过，“现在还有谁会谈起亚美尼亚人的灭绝”，所以他去杀犹太人。

我们这样逼日本承认错误，是对他好。只有承认错误，日本才会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盲目宽容会害了他，而且对别的国家也不公平。宽容的基础，是承认错误。不然，战争还是会发生的。

我们这一些人，已经到了老年，就是希望把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整理出来，让下一代的年轻人看到，对历史有所交待，让将来不要再发生。如果到以后，西方人还不能了解南京大屠杀，我们会感到很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