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40岁女工程师有600多性伙伴

2000年夏季的一天，性学者方刚收到一封陌生人的电子邮件，写信人称看过方刚的大部分性研究作品，所以想聊聊她自己的故事。“因为从你的书里看出，很多事情说出来，你能理解我。”

这个故事后来被写进方刚的性研究新作《中国多性伙伴个案调查》，这个陌生的写信人就是书里的F07，一个40多岁的女工程师，保守估计，她有过400多个性伙伴，方刚说，如果只是大致预估，她的性伙伴应该是600多个。

在《中国多性伙伴个案调查》里，方刚共写下13个故事，有男有女，平均性伙伴二三十个，F07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首访者。书出版发行后，方刚不停地被问道：FO7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方刚在写给《南方人物周刊》的文章里说，我总是这样回答：她是个普通的女公民，一个高级工程师，她可能就是你的同事，邻居，姐妹，只是你并不知道！为此，方刚特意给他的文章取标题叫：《性伴多数者我的兄弟姐妹》。13个各自精彩的故事又一次佐证了生活的真实永远超过想象：多性伴者正在或集或疏、或隐或显地渗透进我们的生活。又或者，他们本来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了。

仅仅是几年前，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性”还只是个含羞带怯的字眼，但是，现在，生活的真实已经逼迫我们必须谈谈“多性”了。

在能找到的所有资料里，“中国多性”最早的调查来自性学者刘达临，是在1989年2月至1990年4月，这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非随机抽样调查显示，配偶除外，与另一个发生关系的，城市为0.8%，农村为1.1%；与另4人或4人以上发生关系的，城市是0.4%，农村为0.3%。调查表明， 1980年代末，中国城市88.1%、农村93.7%的人，只与配偶发生过关系。

距今最近的多性调查是在社会急剧转型的10年后，1999年由潘绥铭主持完成，他们给出的结论是：婚外性行为正在增加，而且速度很快，尤其是在城市男性中，假如一直以目前的速度持续增长，每10年就有增加20%的可能性。

2001年初，美国《时代周刊》对亚洲的韩国、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四国和香港地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超过1000人的被访者中，曾经拥有2至4名性伙伴的男性比例以香港为最高——53%，韩国则有27%的被访者曾有过5至12名的性伙伴。而在潘绥铭的调查中，拥有“目前配偶”以外的 “其他性伙伴”并超过10人的，占总人口的0.7%，从没有过别的性伙伴的，仍然高达83%。

那期《时代周刊》的开篇文章《Let's Talk About Sex》(让我们谈谈性吧)写道：一个开放的亚洲正在形成，亚洲人怀着更强烈的好奇心，让自己更舒适，更愿意尝试“性”——这种观念正在影响数以亿计的人的生活。5年后，即现在，我们怀着同样的好奇和真诚，开始我们自己的调查和定义：也许一个“多性”的中国人群正在形成！只是我们并不清楚！
多性行为遭大多国人排斥

中国真的发生“性革命”了吗？

2005年9月，本刊与北京零点指标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进行了“中国城市居民多性行为”主题调查，对北京、上海、广州等7城市2246名 14-60岁的受访者进行了入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社会目前多性行为现象并不多见，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性生活方式是保持传统的单一性伙伴行为。在有效回答性伙伴数量的1842名受访者中，在过去一年中只与惟一性伙伴发生过性关系的比例为92%，只有2.4%的人承认自己过去一年中同时与2个或2个以上的人保持性关系。

调查同样显示，月均收入5000元及以上、拥有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的已婚男士，更有可能成为多性伙伴行为者。性别差异、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高低、收入差异等与多性伙伴行为之间呈现一定的相关关系。

本次调查之前，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全国范围内对性行为、性文化的调查已经是5年前的事了，由潘绥铭教授负责、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进行。调查显示，在20-64岁的全体中国人里，到2000年8月为止，在14岁以后的一生(请注意，不是3个月内)中，曾经有过任何一种多伴侣性交的人，只占 13.2% -16.2%。

由另一位性学家、我国第一个性文化博物馆创办者刘达临1989年进行的非随机抽样调查显示，中国城市88.1%的人，农村93.7%的人，只与配偶发生过性关系。

2005年中国人均性伴侣数为3.1人，这个数据与杜蕾斯公司2004年“全球性调查报告”中发布的耸人听闻的人均19.3人相比，可能更接近实际情况。

本刊调查显示，多性行为现象遭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排斥。在没有过多性行为的人中，74%的受访者认为多性行为不存在任何借口，绝对不能接受； 39.1%的多性行为者执相同态度；认同性和婚姻爱情之间密不可分的比例在受访者中占到了近9成：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在来势汹涌的性革命中正以淡定甚至保守的态度默然抗拒着。

在这抗拒之中，更多的女性(79.2%)认为多性行为无法接受，比男性高出14%左右；更多的男性(7.9%)否定了性与爱情、婚姻之间的联系，认为可以接受没有感情、没有婚姻关系的性，相比之下，女性中只有4.7%认同此观点；地处北方的无多性行为受访者更加排斥多性行为，广州和成都的无多性行为居民对于多性行为更易接受。

与西方的“性革命”是一回事吗？

多性伙伴现象面临着来自方方面面的质疑。社会在评价公众的性行为时，经常运用的是4个标准：统计学标准，即某种行为的普遍程度；医学标准，即某种行为是否健康；法律标准，即这种行为是否合法；道德标准，即这种行为是否符合道德。

多性伙伴行为者可能造成艾滋病等性传染病的肆意传播。调查显示，只有4%有性经历的受访者“每次都使用”安全套，33.6%的人竟然“从不使用安全套”。这一情况在多性伙伴行为者那里并不乐观，使得对各类疾病的预防变得困难。

道德谴责也许是社会给予多性伙伴行为者的最大压力，道德与快感构成了多性伙伴行为的“义利之辩”。多性伙伴行为者被谴责破坏家庭稳定、挑战现有道德准则、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有人因此提出“自愿、相爱、合法、隐秘、常规、不伤、勿仇”应为“性道德七原则”，表示道德底限不容挑衅。有时，多性伙伴行为者也会受到来自自我的道德压力。他们中的一些人难以克服根深蒂固的道德教育内化而成的自我规训，很有可能在矛盾的内心挣扎中产生人格分裂倾向。

西方的性革命也常被用来比照今天的中国。潘绥铭教授曾经指出，我国当前“性革命”中的许多现象，与西方学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经历的如出一辙。

然而，也有学者以为并不能仅仅从表象上理解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性改变。不久前去世的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在路上》和《嚎叫》的译者文楚安说：“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性革命为时尚早。中国学到的，是表面的、浅层的生活方式。”看起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代表“垮掉的一代”的诗人艾伦·金斯堡和小说家杰克·凯鲁亚克等，用吸食大麻、蓄长发、衣衫褴褛、同性爱的方式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和内心的迷茫，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人文关怀——关注人的终极价值。他们反越战、反帝国主义、反言论压制、反后工业社会，崇尚精神生活、蔑视物质主义。当时的美国，民权运动、女权主义正进行得轰轰烈烈，性革命是在社会大背景下的自然延伸；而中国的多性伙伴现象似乎走到了一个极端，性多于爱，较少考虑到精神生活。

这也许是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性变化与西方性革命的最大的不同，也是我们需要清醒面对之处。

(数据来自北京零点指标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城市居民多性行为调查报告》)

-在过去一年中，与唯一性伙伴发生过性关系的占92%，同时与2个或2个以上的人保持性关系的占2.4%。

-在未发生过多性行为的受访者中，认为自己无法接受多性行的占74%；

-坦承是因为各种原因而“不敢”的占19.7%；因为“找不到愿意和自己发生多性行为的对象”的占5%。

-在未发生过多性行为的受访者中，认为自己无法接受多性行的占74%；

-坦承是因为各种原因而“不敢”的占19.7%；因为“找不到愿意和自己发生多性行为的对象”的占5%。

-在未发生过多性行为的受访者中，认为自己无法接受多性行的占74%；

-坦承是因为各种原因而“不敢”的占19.7%；因为“找不到愿意和自己发生多性行为的对象”的占5%。

-有性经历的调查对象中，有过多性行为的男性占5.7%，于女性占0.7%。

-从学历角度来讲，承认自己有过多性行为的调查者中，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的占3.6%，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1.2%

袁岳：性安全应该是个公共化问题

一直到现在，那篇文章还在袁岳抽屉里放着。题目叫：《好男人应该用安全套》。

有报告显示：中国人感染艾滋病的途径，由早期的吸毒和卖血，转换为性渠道，而且性传染是增长最快的因素。而另一个调查则显示：将近90%的人都认为，安全套是避孕用的，跟性安全没有关系。

“一方面，性成为传染艾滋病的重要渠道，而另一方面，人们性活跃度很大，却没有意识到危险性。我觉得关注这个问题很有必要。”这便是袁岳写文章的初衷。

“让人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性行为有多不安全。”

人物周刊：感觉上，性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在调查中会有困难吗？

袁岳：有的，因为性话题毕竟有一定的敏感性。调查之前，都会有沟通，我们会告诉他：这是一项公共研究，目的是让更多的人来理解自己行为的危险性。但是就这样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敏感性，调查过程中，有人就很生气：你问我这个干吗？

其实“性”这个话题现在已经谈得很多的了，尤其是在互联网上。但是大部分人感兴趣的是性的乐趣，性的浪漫，安全是热闹背后的东西，一般不容易被谈到。

人物周刊：您认为目前中国性安全是什么样的状况？

袁岳：应该说安全系数非常低。过去，因为性活跃度比较低，安全问题不是特别的突出，就像路上如果车很少的话，安全问题不很紧迫，但是现在人们的性活跃度提高，问题就很迫切了。我手头的资料显示：有20%的男人报告自己有过多性经历，在这20%中间，只有16%的人承认在每一次性生活时都使用安全套，大部分至少是有若干次是不用的。

人物周刊：您的意思是不是政府应该加大宣传力度？

袁岳：我觉得这方面的工作不应是政府来做，性安全应该是一个公共化问题，应该动用公共资源来做这个事情。就像我们公司今天做这个指数，我并没有把它看作一个内部信息，而是无偿地公布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动用了某种公共资源。用大家的力量做大家的事情，它是一个公共产品。

人物周刊：在其他国家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呢？

袁岳：我一个美国朋友有个女儿，18岁，上了高中，在学校里找男朋友了。那个美国妈妈首先想到的是告诉女儿：要用安全套；假设一对中国夫妇也有同样一个女儿，中国妈妈可能就是这样的态度：什么安全套，我告诉你，不要和人家乱搞！(笑)

在一些发达国家，性开放度是很高，但是对性安全的重视也很高；中国人更多的是一种道德的选择，而不是一种安全选择。这种非公共化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标准来决定自己做什么。

渐行渐远的性与爱

在这个世界上，有千万朵一模一样的玫瑰花，只有一朵驯服了小王子。他为她浇水、罩玻璃罩、立屏风、杀毛毛虫。他留意她的无端抱怨、可笑的吹嘘和沉默。

这就是驯服，爱情的必要步骤。像《小王子》中的狐狸所说：这是一种常常被忽视的行为。现在已经很少人重视驯服了。在这个欲望消费不断刺激心智的时代，过于焦虑和忙碌的男男女女，似乎忽视了这样缓慢的行为，快速地占有，短暂地消费，没有人愿意花很多时间去“建立”某种关系。

时尚杂志出现的调查问卷：你会和陌生人上床吗？你会拥有多个性伴侣吗？——似乎是在征询答案，实际上却是用言说消除人们的禁忌，COME ON！你可以和陌生人上床，你可以拥有多个伴侣。杂志、印刷代表社会默认了这种短暂的激情：你们是自由的，只要遵从于你们的内心——实际上，你遵从的是迅速膨胀的、短暂的、消费性的欲望。

于是，童话的魔力渐渐在现代社会中消失了，灰姑娘、白雪公主、小王子还有小人鱼，去死吧！爱情变成了一次技术的活儿：接吻、抚摸、牵手、怄气、到超市去购物，一次郊游，一次相互的揣测和试探，一次做爱。当我们试图讨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已经变得迟疑和有些不好意思了。在讲究成本和回报的时代，它更多的是遵从心照不宣的默认规则。游刃有余，张弛有度。

只是希望被爱

小蓝，女性，31岁，公司职员

性伴：21个

说服小蓝接受采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为一个衣着整洁的白领她已经习惯了矜持和沉默。她认为自己的生活至少已经很平静，青春期的冲动和不安已经稍微远离了她。她的记忆似乎有些迟缓——那是很久没有拿出来的衣物，在阳光中抖出飞旋的灰尘。她想起了许多名著里的句子，每一个都和爱、大悲悯相关，而 “社会只是越来越冷酷而已，没有其他的奥妙”。

我上大学的时候和一个男孩子谈恋爱，那时候很纯，总觉得那种事是要到婚后才能做的，结果一年后他和他的一个同班女生同居了。当时这个事情给我的刺激挺大的。我记得在学校的小树林里我主动要把身体交给他，但是他最后还是帮我整理好衣服，送我回宿舍了。那年我20岁。

后来偶然认识一个25岁的男人，人挺善良的，无业游民。我并不爱他，而且他也很丑，可是我突然想，伤害自己，也许就是伤害离开我的男友，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和他发生了关系。当时觉得自己一下子变得异样、古怪，不配被人爱了。

结果也是偶然的机会，我爱上了那个人的朋友——安石，一个不爱说话的人。我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善良、正直，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人——这也许是我想象的，可是那时候太喜欢他了，又因为自己和不爱的人发生关系而感到羞愧，我觉得这辈子也不可能这么爱一个人。后来他喝醉酒了，我们就发生了关系，他问我是不是处女，我说不是。就一次，此后他就有了女朋友。我没有怪过他，因为我认为这是我的问题，我没有把事情讲清楚，我和他发生关系是因为我很爱他。我没有再和他说话，虽然一直想念着他。

怀着对自己强烈的憎恨，我又认识一个男人，他也不怎么工作。有一次回宿舍晚了，睡在他的屋里，还有另外一个人，我就没有戒心。结果他让那个人出去，强行和我发生了关系。很快我发现自己怀孕了。但是那个人就消失了，故意不见我。

24岁那年，终于有一个人爱上了我，他对我很好，我还是那样，觉得他单纯、善良。我想我们会结婚的。可是安石的影子还在，让我觉得自己是不忠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瞒着我的男友和好几个人发生了关系，痛苦也许增加了快感。我们很快陷入了冷战，他伤心地离开了。我想我可能是故意的，我背叛的不是我的男友，相反，我对他保持着温情。我觉得我在背叛自己最初的爱情，我被它折磨，不惜践踏它以达到说服自己放弃的目的。

7年来，我和20多个男人发生过关系，大多数是非常短暂的。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十分热衷于和男人发生关系的人，也并不赞成一个人同时有多个性伴。虽然青春期的冲动很强烈，但是比起欲望，我还是更看重爱情。我只是希望自己被爱。每一次，我都会尽可能地温柔，坦诚，希望他们能够同样地回报着温情，甚至可以继续发生感情——可是大多数的男人，都不重视这些愿望。

他们把我看成是那种开放的女孩子。当他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时候，他们就自动退出了。对于这样的男人，我会敬而远之。因为他们不尊重感情本身。真正的冷漠在于，事后没有人可以重现或者回忆起这些温情。

我承认我不会保护自己，很容易被男人的甜言蜜语打动。我分不清楚真心和假意，也许大多数人，都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尤其是雄性，容易有多情的倾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大声为自己辩解，我总是在说服自己：我是干净的，我只是为自己的爱付出代价。

我还是相信爱的，但我想这只不过是安慰自己，我不相信自己能够拥有它。有时我觉得，我这么在意它，为什么反而得不到呢？我想这就是佛教上说的“贪、嗔、痴”了。我的将来不会和过去一样，至少不会那么痛苦了。

我愿意一辈子只和一个女孩做爱

林森：生物工程在读博士25岁

性伴：16个

林森看上去非常阳光，圆圆的脑袋，眼睛里看不到阴霾。他慷慨地与本刊分享了许多他的性经历。他的性欲似乎和他的智力一样充沛，他热衷于在自己电脑上收集各种A片，并且在BBS上热心地回答无知少年提出来的各种性问题、性困惑。他振振有辞地说：每个人都想知道有关性的问题，这不是我说的，是美国著名导演伍迪·艾伦说的。同时他认为“多性”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人物周刊：从第一次到现在，总共有多少位性伴？

林森：16个。不少性伴都是从网上认识的，大部分是学生。第一次是我二十出头时，去校外的宾馆开的房间。

人物周刊：会同时和好几个女性有关系吗？

林森：如果没有女朋友的话就会。我最多和2—3个女性同时保持关系。现在因为临近毕业，压力大，加上要陪女朋友，精力不如从前。

人物周刊：你会更喜欢比你大的女性吗？

林森：我只有两个性伴是年长的，她们的开放程度和技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们会比较热情和主动，让我感到自己有价值。不像年轻女孩子，有时候羞羞答答的。

人物周刊：为什么热衷于性爱？

林森：我对这个事情天生比较狂热。我4岁时就开始手淫，而且体会到高潮。

人物周刊：你是个放荡的人吗？

林森：在选性伴上不是全开放的。我要考虑对方是不是顺眼，是不是安全，这个人是不是很放荡，是不是一个人品比较好的人等等。我不会花钱去买。

人物周刊：为什么？

林森：因为我觉得性是干净、美好的。我觉得和我有身体关系的女性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造物主最奇妙的事情就是发明了男女的生殖器官。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理工科的博士生，你不觉得造物主最奇妙的事情是发明了各种物理、化学的精细结构。你想想，如果爱因斯坦和你一样热衷于找女人，我们还有没有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林森：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里就和很多崇拜他的女孩子发生关系。

我认为做爱是一种艺术。不管是身体、环境还是心理，都要做充分的准备，这样双方才会舒服。我认为任何事情，都有“术”，和“道”的区别。“术”当然是各种技术和方法，而道，则是到了一种境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