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达赖：借鉴香港经验解决西藏危机

达赖喇嘛认为，「一国两制」的概念可以适用在西藏谈判上。藏区自治官员的权力来源应该是民主选举，而不是协商分配。他已察觉到中国广大民意的愤怒，因此不断重申绝不反华，绝不反奥运。

谁也没想到，北京奥运圣火传递遭遇了海外藏独人士和西方援助组织的近乎暴力的抗议杯葛，而西方媒体充满偏见的报道也激怒了海内外的中国人，一场没有硝烟的中西媒体大战由此开打，海外华人的示威游行浪潮从欧洲北美延烧到澳洲，东西方民意进入了新世纪以来罕见的对决状态。

而这场世纪风波的各方面，都把藏传佛教的最高僧侣，也是西藏流亡政府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再次推到风口浪尖。在北京执政者眼里，他是乱源，是「披着羊皮的豺狼」；在西方政客和媒体的眼中，他是六百万藏民的合法代表，也是被迫流亡的政治受难者；在海内外华人眼里，他是善变的政治和尚，藏独的总头目；而在西方民众的眼里，他是堪与甘地、马丁．路德．金媲美的非暴力主义倡导者，也是排解现代化焦虑的「心灵导师」。围绕着达赖喇嘛，东西方之间竟然矗立起一座无形但却危险的高墙。达赖喇嘛到底是这场对立的受益者，还是被东西方政治摆弄的工具？是达赖喇嘛被政治误解，还是达赖喇嘛蒙蔽欺骗了世界？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达赖喇嘛的声音，还是应该被倾听的。

四月十二日早上我们赶到西雅图凯悦饭店，达赖喇嘛在这里会见中文媒体。或许，达赖方面已意识到过去只跟英文媒体打交道是公关上的重大缺失。几天前，我接到达赖驻纽约代表处邀请的时候，已经提出独家专访的要求，他表示会考虑安排。

达赖喇嘛与媒体的会见场地布置在一楼，因为当天达赖喇嘛参加为期五天的「慈悲心种子」的活动演讲在下午，所以饭店的大厅没有太多的异样，人也很少，只是比较多的保安人员在各处「站岗」。我们和西雅图当地的一些中文媒体在会场等候的时候，突然警方要求清场，采访的机器设备则可以留在原处椅子上，随后安全人员牵着两条素有训练的警犬，进入会场搜查，可见美方对达赖喇嘛的安全保护级别相当高。

但我们回到现场不久，达赖就带着招牌笑容进入会场，坐在一把准备好的椅子上，简短开场白后，与在场的十多位媒体记者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记者问答。记者招待会结束后，达赖方面的人告知我，可以安排与达赖喇嘛的单独会晤。达赖喇嘛用完餐后、在去参加六千人演讲会之前，简短接受了亚洲周刊的独家专访。

不用讳言，达赖喇嘛在会见媒体和独家专访中，尽量表达了「百无禁忌」的真诚，甚至还承认五十年代初中期在与毛泽东和平协商解决西藏问题的时候，自己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曾经要求入党的往事。不过，他连篇累牍地披露其大哥代表他与中央沟通的内幕，显然期待通过中文媒体的报道，来「拨正」北京对其猛烈抨击的「宣传」。亚洲周刊记者直截了当提出，干扰奥运圣火的粗暴行为是否激进的藏青会策划，达赖喇嘛如何能够与其划清界线？

中间道路仍是主流民意

另外，记者还问，藏青会领袖公开宣称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已经失败，这是否是表明达赖对他们的影响已经衰退，更遑论控制？达赖喇嘛?避直接回答藏青会势力坐大的问题，却对中间道路进行了辩护，认为放弃追求独立，争取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仍然是流亡藏人中的主流民意，也是藏区人民的主流民意。达赖喇嘛说：我问「那些人」，你拿什麽追求独立？西藏真的能独立吗？尽管达赖喇嘛表白，他只能劝告藏青会不要走激进道路，但是，作为半退休的领袖，对藏青会这样的民间组织，他无法「下命令」让他们「闭嘴」。

不过，达赖喇嘛显然也不愿意承认，他已对藏青会丧失了影响力。为此，他特地举出一个内幕，那是拉萨三月十五日暴动之后，他召集藏青会、妇女会等五个组织的十多人谈话，劝说他们放弃推动从印度「徒步到拉萨」的抗议活动，「最后，他们似乎听取了我的意见」。不过，得意的神色在达赖喇嘛脸上稍纵即逝，藏青会的激烈对抗，尤其是对其中间路线的否定，显然已经是达赖喇嘛的心头之患。达赖喇嘛没有否认我们的质疑，也就是藏青会与其说是达赖喇嘛与北京谈判的政治筹码，不如说是与北京建立对话平台的重大障碍。达赖喇嘛再次警告，如果非暴力的中间道路被边缘化，他将「辞职不干」。不过，迄今为止，达赖喇嘛或许还没有意识到，有朝一日，藏青会如果「哈玛斯化」，可能会成为西方媒体转向的催化剂。

在访谈中，达赖喇嘛显然对北京持续拒绝与他的直接对话感到焦虑与无奈。他说，既然北京统战部在二零零六年初与达赖代表的第五次圆桌会议中，已经「认知」他放弃了追求独立路线，而他也公开说出了台湾不应该追求独立，为什麽北京突然又指责他闹独立呢？

期待胡温开启对话

针对这次拉萨骚乱，他表明只要有公信力的调查，任何违法的事情，都可以依法惩处，如果他牵涉其中，也可以照此办理。至於奥运火炬传递风波，达赖喇嘛坚持他从开始就支持北京举办奥运，伦敦、巴黎出事后也致信三藩市（旧金山）藏民，不能暴力示威阻挡火炬。言下之意，他已经做到北京提出恢复对话的前提条件，但北京不谈，他也无能为力。他甚至再度提及邓小平说的「只要不是西藏独立，什麽都可以谈」的往事，也赞扬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文革后视察西藏，在看到藏民落后生活后掉泪，并改变西藏政策，期待胡温能够开启与他的对话大门。

但我们提醒他，他的大藏区计划无疑要改变目前中国领土四分之一以上的行政区划，不说是贪婪，至少是不可行的，难道这不是障碍吗？达赖喇嘛倒是信心十足，他坚持六百万藏人是一个整体，他自己都是青海人，从保护和延续藏人文化和语言的角度来看，必须是一揽子自治计划，才能兼顾每个藏人。

一如台湾的「一中各表」，北京迟迟无法接受，因为担心陷入「两国论」的困境，如果达赖喇嘛大西藏区的高度自治提法，在北京看来也是「包藏」着「藏独的祸心」，因此难以由此展开对话谈判的进程，那不妨换一个提法又如何呢？毕竟，开始对话才是重要的。如此，北京熟悉的「一国两制」的概念能否用在西藏谈判上？达赖喇嘛毫不犹豫地说，一国两制当然可以。以香港为例，北京拥有国防和外交的权力，在大西藏驻军，主导大西藏的外交，而地区的资源，中央政府在兼顾环保的原则下，当然可以开发，造福全国人民，但也必须依据全球化的惯例，让本地人民能够分享一定比例的资源。

当我们质疑，达赖喇嘛一直批评汉人大量移居吞噬西藏传统，但北美宪法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迁徙自由，如果汉人自愿移到藏区，难道不是人权？达赖喇嘛也用香港经验来回应，说中央政府考虑香港人口密度太大，也有限制内地移民，藏区不也是如此？他强调，绝不是要赶走汉人，汉藏混居可以，但应该从保护西藏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对汉人的迁入合理限制。不过，达赖喇嘛也承诺，如果一国两制能够成立，未来藏区的孩子教育，应该推动双语教育，毕竟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是藏区生活改善的基础，藏人的双语优势可兼顾传统文化和经济提升的需要。

北京治理西藏五十年，也培养了数十万的藏人干部，如果藏区能够自治，他们的前途又将如何，是否应该分享权力？达赖喇嘛立刻强调，藏区地方自治官员的权力来源应该是民主选举，而不是协商分配。

鉴於班禅的灵童转世问题引发巨大风波，也对藏传佛教带来巨大困境，而达赖喇嘛也不排除在境外寻找转世灵童，势必造成十四世达赖之后，可能再次产生「双胞胎」，记者追问，如果与北京的对话一旦开启，达赖喇嘛能否承诺继任者应该在中国藏区内产生？达赖喇嘛没有正面回答，但强调达赖喇嘛的「机制」不会是与北京对话谈判中的议题条件，他重申，后世是否还有达赖，应该由藏民来决定，他个人将在藏区获得自治和有限度的自由后，完全退休，只做一个普通僧人，不要任何权力。

因奥运火炬传递的风波，达赖喇嘛已察觉到中国民意的愤怒，因此不断重申绝不反华，绝不反奥运，也分别发出告汉人和藏人的公开信，但他对自己危机处理的效果，也只能「随缘」，在他公开宣布的个人使命中，占据前两位的是宣扬人性慈悲的价值和提升宗教和谐，为藏人争取自治和有限度自由只排在第三，这是否是一种悲观情绪的折射？

当愤怒的华人在西雅图抗议达赖喇嘛的时候，十万以上的美国人涌进达赖喇嘛弘法讲座，渴求他的心灵开释，这至少说明，无论哪一方，用一个简单的政治符号来定位达赖，都与真实的达赖相差很远。

奥运越来越近，但北京达赖的直接对话还十分遥远，在西藏问题上东西方不和谐，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又何时能从口号变成真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