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许家屯：忆在香港工作的重大事件

多维社记者高伐林／许家屯回忆说：晚上11点钟，我直接打电话给赵紫阳——本来给北京打重要电话，为了保密，防止窃听，我通常是回到深圳来打，但那次是从香港打的，有意让港英知道我与中国领导人直接通话。赵紫阳接了，说我们这里正在讨论这个问题

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1990年以“旅游休息”名义，经香港来到美国。2008年1月因感冒引发肺炎，随后又跌断肋骨。在此之前一个月，多维社记者登门拜访这位93岁高龄的前中共高官，他说：现在许多事情可以说了

香港回归，最重要的是人心回归

多维：你到香港工作重点是什麽？

许：很关键的一点是争取香港人心回归。

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避祸出走隐居美国南加州已经17年。（多维社记者高伐林摄）

对於基本法，不管是起草委员会，还是咨询委员会，与会的人都很认真，一条一条，一字一字，推敲，讨论，争论。香港人有不少人担心，回归以后，已有的自由丧失了。所以基本法起草的时候提出来：这个自由，那个自由，都要写清楚。当时我在会议上内部讨论的时候就主张：凡是香港人提出来的要写的这个自由那个自由，可以同意的，都写上；不管是从正面提出来要保护，还是从反面提出来，不允许怎麽样，都写上，不要怕。自由问题就写了正面的、反面的三四十种。

我之所以这麽主张，是因为胡耀邦、习仲勋他们都表示过这个意见。我长期以来在一个省里主政，没有怎麽接触自由、民主这些话题，到香港前在中南海接受任务的时候，吃饭时间到了，每人领一份，边吃边漫谈，胡启立讲：民主、自由，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不要认为是西方的东西，就加以排斥。这番话我听起来很新鲜，印象很深。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的这些争论，好处是报纸上马上就反映出来了，实际上变成全民性的讨论，加上港英政府也派人专门单独开会，一字一句地讨论基本法草案，他们的意见，通过两个渠道反映到起草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一个是参加这两个委员会的同英国关系比较密切的人，另一个是通过外交途径，像英国驻华大使和驻香港的机构，将他们的意见正式反映出来。这就成为香港全民加上中英政府，多方面广泛参加议论的过程。成为争取香港人人心回归的核心工作。

多维：关於港人签名要求大亚湾核电站迁址的争论是怎麽回事？

许：香港人和香港媒体，对大亚湾核电站建设的问题很关心，担心将来一旦发生像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那样的事故，会造成灾难，纷纷签名要求北京别在大亚湾建这个项目。他们不是反对核电，是不同意这个地点，希望建到离香港远一点的广东山区。我认为，这个意见未尝不可以考虑，我一方面到大亚湾去向有关技术专家和负责人了解关於核电安全的情况，并且请他们组织人到香港来做宣传；另一方面，我将香港人的意见、建议向中央反映、转达，我没有多讲自己的看法，但我实际上是同意的，不止一次发电报。结果邓小平讲话了，不同意迁址，我也就坚决执行了。我认为我的做法没有错，我是在做香港人人心回归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争取香港人心回归还有另一个重要工作：香港经济在八十年代初期，1982、83年，陷於萎缩困境，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全球石油危机之后，没有恢复；另一个是人们对香港前途感到茫然，影响信心。香港总督麦理浩去北京谈新界租借条约到1997年届满后的前途问题，希望“续租”，中国外交部那时对这个问题一点准备都没有，不敢就此作决定，邓小平接见麦理浩，明确地说中国要收回。可港督回来，不敢明白地公布中国要收回九龙和香港，只一味地“要香港人放心”。他越讲，香港人越不放心：“文革”后很多人逃到香港，他们不相信中共；海外对中共负面宣传得也很厉害，人心惶惶，经济怎麽能正常？

许多大中企业濒临倒闭，求救无门，港英政府和银行对他们的危机、要求，表现得不积极，他们反过来向中国求救。我那时刚到香港上任，从争取香港人心回归的角度出发，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和工委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主要是中资驻港机构，特别是中信集团的老总，讨论决定：有些大的项目，报中央、国务院核批，对这些困难的大中企业，有工业，金融业，地产业，证券业，交通运输……不同程度地进行了资助。在1984年中英公报签订之后，人心安定下来，经济也就好转了。

1987年、88年亚洲金融风暴，我们同样也是报请中央、国务院，支持港英政府，共同出面，维护香港。股灾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香港的财政司和汇丰的董事长，到新华社来找我，董事长要求我们给以支持，要中国银行拿出三亿港币，汇丰拿两个亿——具体数字我记不太清楚了。我一方面批评他们：你们才出两亿，要我们出三亿？一方面表态同意支持股市。晚上11点钟，我直接打电话给赵紫阳——本来给北京打重要电话，为了保密，防止窃听，我通常是回到深圳来打，但那次是从香港打的，有意让港英知道我与中国领导人直接通话。赵紫阳接了，说我们这里正在讨论这个问题，让张劲夫跟你讲讨论的决定。中央财经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在电话上同意共同支持，经过努力，度过了这次股票危机。

香港有人反映：英国的企业在股灾中得到了好处，但我们还是救了他——我们是救了港英政府，更救了香港人、香港经济。这个意思，我跟赵紫阳也讲过。

（《多维月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