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陕北肃反，习仲勋差点被活埋

多维社特约记者薛元海报导／习仲勋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但毕竟二十年前就退出了政治前台；然而他的儿子习近平2007年成为中共王储，使这位浓缩了七十年恩怨血泪的元老，回到人们视野。明镜出版社(mirrorbooks.com)最近推出《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温相著），将一段刀光血影的惨烈历史展现在读者眼前。

温相认为，中共党史是一部政治斗争史，更是一部恩怨纠缠史，而陕北“肃反”始终是官方设置的禁区，其酷烈的本来面目始终没有得到翔实揭示。笼罩在重重黑幕下的这段历史可以说占据了中共党史上的恩怨纠缠的大半篇章，习仲勋一生两次濒临灭顶，都与陕北肃反史前后的恩怨息息相关。周恩来、刘少奇、康生、高岗、陈云、张闻天、彭德怀等悉数卷入，作为中共两代政治领导核心的毛泽东、邓小平，不得不先后出面收拾残局。

可以说，陕北“肃反”，是从中共创始前后就肇始的党内恶斗的延续，又是高层后来交锋乃至政治运动的源头之一。无论是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1954年“高饶反党联盟”，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以及1962年以小说《刘志丹》为导火索的大清洗，都可以看作是这场“肃反”的引申和变异；要认识“文革”中先后整垮刘少奇和林彪，甚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某些人事浮沉，也都必须在陕北“肃反”中找到解读的钥匙。

《高层恩怨与习仲勋── 从西北到北京》正是以探求陕北肃反史与习仲勋两度沉浮的真相为主线，将中共党史教科书的传统说法以及选择性失明一一剥离。原本被粉饰的“正面人物”的谢子长（西北苏区创始人之一，烈士）、阎红彦（昆明军区司令员，上将）、孔原（中共中央情报部门主管）、朱理治（中央驻西北代表团团长）、程子华（当时任红 15军团政治委员，“文革”后任民政部长、中顾委常委）等人，都在书中恢复他们过去从未曾大白于世人的黑暗一面。作者原原本本地讲述了刘志丹与谢子长、习仲勋与高岗、习仲勋与阎红彦、毛泽东与康生、毛泽东与高岗、毛泽东与林彪、毛泽东与刘少奇、毛泽东与王稼祥、陈云与高岗、毛泽东与饶漱石、毛泽东与江腾蛟、孔原与朱理治等等复杂的历史渊源、纠葛、恩怨。中共历史上扑朔迷离的“三甲塬缴枪事件”、“阎家洼子会议”、“诱捕习仲勋”、“高敬亭遇害”、“高饶事件”、“阎红彦告密”等都再现其原貌。

《高层恩怨与习仲勋》写道：陕北肃反的帷幕是从1935年9月下旬拉开的。首先秘密逮捕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等人，随后秘密诱捕正在前线抗击国民党军队的刘志丹、高岗，“肃反”大网又劈头盖脸向习仲勋、张秀山（后来任东北局第二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委）、刘景范（刘志丹之弟，1949年后任监察部副部长、地质部部长）等人扑来，原红26军及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几乎悉数遭到清洗。甚至连张秀山、王兆相等人的父亲也被株连，被用铁锹砍头。

谢子长和刘志丹常常在中共党史书中并提，但《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一书中用大量史料揭示：谢子长站在左倾路线立场上，多次向上级密告刘志丹是“右倾”“富农路线”，导致刘志丹被整肃，差点被处决。

书中引用回忆录等史料披露，大量的知识份子干部都成为屠戮的对象，最后发展到别钢笔的、戴眼镜的的都在该杀之列。后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徐深吉中将回忆说他当年在谈话时偶然说出“牛顿”的名字而被怀疑是知识份子，险遭不测。书中写道：被捕的人都给戴上黑布袋，只留下两只眼睛看路。知道某些领导底细比较多的很快就被秘密处决。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长冯树立死时年仅24岁，他对陕甘边苏区的文化、教育立下汗马功劳，是个亦文亦武、军政双全的干才，却惨死在中央代表下令的秘密屠杀中，至今连他遇难详情也不知道，直到1978年以后才获昭雪。

凡是被捕的人员包括刘志丹、高岗在内，一律遭受政治污蔑和肉体酷刑。10月的西北夜晚寒冷，可是被捕人员在政治保卫局长戴季英明令下一律不准盖被子，手脚捆着睡觉，绑人的绳子上面都长满了虱子。半夜翻身都要喊报告，动辄就要受到皮鞭、刀背的殴打。刘景范是戴季英等人重点逼供的对象，保卫局负责审讯的人昼夜不停地殴打他，刘当时已经患有重病，被打以后接连吐血。原红26军营长于震西被保卫局人员一刀刀碎剐逼他承认是“反革命”，于至死也没有低头。

陕北肃反期间的政治保卫局长戴季英（1906－997），拷打、杀害许多革命同志，后来虽然受到党纪处分，但仍然以“革命前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身份得享天年。

《高层恩怨与习仲勋》写道，身为中共西北代表团负责人兼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亲自莅临审讯张秀山的现场，审讯人员当着朱、郭的面多次给张秀山用刑，张几度昏死后泪流满面地哭喊：“我死，没有问题！26军创造不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呀。”“你们可怜可怜26军罢。”张秀山的哭声远达内外，不但战友为之流涕，连看押他的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也震动不已。

在逮捕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这些人时，已经不准备给他们留生路，准备一杀了之。朱理治下令在瓦窑堡挖了一个两丈深、三丈长、八尺宽的大坑，习仲勋后来说：“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他们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曾有中共史家感叹：共产党杀自己人比国民党杀共产党还无情，有人对这一说法表示怀疑。本书披露的陕北“肃反”的大量血淋淋的史实，再次验证这样的论断。例如，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李景林“左”得离奇，原来保安县民团四五十人带着武器投奔中共陕甘边特委，就因为这些人是刘志丹做了工作才投身革命，李景林便与政治保卫局长戴季英合谋，在他们会餐时全部予以缴械并逮捕，将之全部秘密处决。

1932年初的习仲勋。他在甘肃两当县领导国民党军一个营发动兵变，起义部队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任中共队委书记。

陕北“肃反”到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干部群众，至今中共党史界仍旧不敢触及。书中还举了一个例子：主持肃反者连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冯向学也没有放过。冯向学不过是因为区苏维埃主席朱生奎不识字，给他代笔写了一封呈递给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的信，就被定为肃反对象加以毒打直至斩首。据亲眼目睹冯向学惨死的王华回忆：“他的头被砍下，放在身子一边，面部被辣椒水什么烧烫，腐蚀得血肉模糊，面目不清。衣服剥得净光，一看生殖器周围阴毛还未长起。一个十三四岁尚未成熟的天真活泼的少年，奉区主席之命起草报告，向边区政府主席请示有何罪？”

《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也如实描绘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人不仅坦然接受审查，决不逃避，当有人暗示可以帮助习仲勋逃走时，习只答了四个字：“为党尽忠。”而且在后来中央解救他们，他们回到高位之后，对整肃自己的人，也没有以牙还牙。但刘志丹和习仲勋都是中共党内的异数，其他许多人，包括高岗在内，却是一旦翻过身来，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政治对手也往死里整，“翻烧饼”成为中共党内斗争的常态。於是党史也就成为一部翻案史，平反史。

《高层恩怨与习仲勋》还首次披露大量珍贵史料，包括康生同毛泽东之间的通信手稿，借此展现毛康的真实关系，为解密毛泽东提供新的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