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土改：中国农民为注定失败的实验买单

“我认为10月份中央会议在农地改革问题上不会做出重大突破，且这种改革不是出于经济学的理 由，而是基于社会公正，或是基于维持政权长治久安的考虑。”文贯中在接受多维专访时说，“中央每次在农地问题上修改幅度都很小，只是把那些很荒唐的东西去掉。”

有消息传出，中共中央将在10月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对“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村土地问题做重大改革，称之为中国“新土改”，对“重大改革”之说，研究中国农村土地问题二十年的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教授持不同看法。文教授曾在1999年于海南一次土地研讨时提议建立土地私有化特区，被指责会导致千万人头落地。“置两千多年的土地制度传统于不顾，不采纳绝大多数国家的经验，中国改革三十年非要在农地制度上另辟蹊径，难道全世界的智慧都不及中国？谁为这注定失败的实验买单，只有中国农民。”文教授说。

尽管中国在农地改革上没有进展，但言论的尺度却不断松动。2005年之前，文贯中教授的文章不得在中国的刊物上发表，现在他已应邀在富有影响力的《经济观察报》上发表十篇系列文章专论农地问题倡导农地私有化，今年11月和12月，他还将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的邀请，参加农地制度的研讨。

世界最大的城乡收入差

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一个发生经济奇迹的国家不仅拥有相当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在所得分配上也表现合理。但伴随中国经济近三十年高速增长的，是其越来越大的城乡收入差别。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一份报告，提及中国城乡收入差仅比世界最落后的津巴布韦稍好，但如果把城市居民隐形的特权收入如住房和子女入学等计算在内，中国实际上的城乡收入差名列世界第一。

文贯中教授说：“这一切竟是在被誉为世上最好的土地制度中发生，土地公有化使中国农民沦为世界上最悲惨的人群，比任何土地私有化国家的农民都悲惨。”

“改革开放后，中国各阶层人民都可以用自己掌握的生产资料来增加收入和财富，惟农民例外。过去党要求知识分子听从召唤，理由是他受的教育是党给的，改革后，读书人纷纷去到能充分实现自己人力资本价值的地方，如跨国公司、政府部门等。在政府垄断的行业之外，民营企业家被鼓励用自己的资本获得更多的财富。工人也没有受到限制，他可以自由地从上海到北京，或是从城市到农村，不受身份限制。只有农民受制于身份，农民可以来城市做短期的农民工，却无法安居乐业。”文教授对多维分析说：“更不公正的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但土地必须为集体所有，农民个人不得拥有。这‘集体所有’也局限在农业生产时，一旦转为非农用途，它就不再归属农民，而是归国家所有了。”

农民名义上的集体所有，实际所有权却缺位，因为权力掌握在当地村镇干部手中，这些干部受制于地方政府权威，或是被开发商利诱，常背着农民廉价出卖土地，贪污贿赂盛行。文贯中教授说：“集体所有成为一种讽刺，大部分农民无权参与土地使用的转化，无权参与土地升值后的分成。”

文教授认为，土地问题造成了中国农民工、贫富不均、产业升级、贸易摩擦、城市化成本过高等一连串问题，中国的贪官十之七八与土地有关系。“在城市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劳动、资本等多个要素都能比较自由地寻求自己价值的极大化，唯独土地不被允许自由流动，特别是名义上属于农民的土地不能自由流动。在这种不对称的情况下，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每况愈下。”

市场经济不允许歧视农民

在对中国农地问题的研究中，文贯中教授发现较之私有化，“土地的农转非”更易发生。“最早在临近港澳的珠江三角洲，外来投资需要将一些农田转化为非农用地，而由国家低价收购再转化的做法，受到当地农民甚至是集体的强烈抵制，因为当地人受港澳影响，对土地的价值很敏感。于是当地政府网开一面，国家收购政策被灵活变通为允许集体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农村建设用地，用于建设工厂和住宅等，但其土地所有权仍控制在集体手中，上面的建筑业也不能进入市场交易。”

继广东之后，全国很多乡村要求将部分土地划为农村建设用地，便于乡镇企业发展。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条例，严禁非农用地进入土地市场。另外，一些农村集体还避开政府监管主动与开发商合作，在城市周边的耕地上建设“小产权房”，形成连片的小区，农民每家按人头多少分配到大小不一的住宅，多余的房子用来出租或出售，收入由全体农民分配。由于这“小产权房”没有缴纳国家的土地转让金，有的房价只有一般市场的四分之一。“如野火秋风一般，在中国所有城市周边都出现了这样的小产权房，我去看过，有高层，也有五六层的房子，很不错。”文教授说：“中央得知小产权房蔓延之后，三令五申要严肃处理，有的省市紧跟中央，甚至用爆炸的方法拆除了一些小产权房。”

“小产权房”的出现和被禁，引出了一个法律问题，那就是国家将土地所有权给予农村集体，农村集体为什么不能处置自己的财富呢？城市中，工人可以随意转卖自己的二手房，知识分子和资本家都可以自由处置自己的财富，唯有农民不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和生产资料，但却不能自由处置，这就是按照身份来歧视人，身份歧视是市场经济的大忌。”文贯中教授说，“在市场经济中，歧视可由价格产生，但不能因身份、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等产生，而人人都可以通过劳动来追求价格。这就如剧场中的观众区，某区规定票价在500元，你买得起就可以去坐，决不能因为你是农民而不允许你进场。根据人的身份来决定什么可为和不可为，是封建社会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