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该忘记：加国华裔英豪丹心写汗青

(加拿大都市报)11月11日是加拿大国殇日，有些华人出于加拿大曾经在朝鲜战场和中国军队对垒过的原因，不愿意佩戴那朵具有纪念意义的罂粟花。移民后忠诚于谁的问题，的确向新移民提出了一个不小的挑战。事实上，华人在加拿大的历史地位，也是因为经过战争的洗礼才完全被改变，而那些曾经战斗在加国情报机构的华人，可以说是这一切关键之所在，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对加拿大的忠诚，换来了政府对华人的尊重。

在二战时，英军特别行动局（S.O.E）的136旅是顶尖的情报机构，它属于在敌后执行高度危险情报任务的特殊部队。英军特别行动局是一个很年轻的机构，1940年由当时的三个主要情报机构合作组建，包括英国情报局6处这样重量级的机构。该局虽然只有13,000人，却参与全球范围上百万次行动。

盟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英军特别行动局起初主要是针对德国和意大利，其下属情报部队136旅是在印度组建的，原计划是防止德国入侵那里。1942年以后这种威胁消除了，他们的工作就转向负责东南亚战区，负责对日军作战的敌后情报工作，并在1944年3月正式更名为136旅。由于战事吃紧，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开始感到本土人力紧张，兵源不足，因此加拿大成为其兵源所在地是理所当然。

当时英国情报部门最大的问题是要有有效的通讯系统，使在被占国家工作的情报人员可以同伦敦总部或别的基地保持联系。敌后特殊环境工作，对情报人员的素质要求是与当地同族同语言，可以混迹当地人群之中，这成为征召特工的必要条件。不过在当地寻找谍报人员是一件十分危险和困难的事情，英军很难核实和考察当地人的忠诚度，而且很多日军占领地的居民对日军并无敌意。甚至由于历史上与英国曾经交战的原因，他们反而帮助日军做事，视英军为敌。因此，英军特别行动局把目光转向加拿大、英国本土上那些来自敌战国的侨民，他们甚至降低了原有的标准，以前认为有安全隐患的也被考虑进来，一些刑事犯人甚至也被征召加入谍报部队，在实战中加以考察。

136旅谍报员的任务是将收集的情报发送出去，他们通常会选择很难攀登的绝壁之上，抓紧时间把最新的情报发送回去。由于总部的命令和给养的供给都要靠谍报员来传达，因此谍报员的工作相当重要。如果谍报员不慎牺牲或者被俘都会导致行动的彻底失败，为防止泄密谍报员每人都有一片剧毒药片藏在身上。

鲜为人知的是，先后有14名作为首批被选入136旅的加拿大华裔军人，经过特殊训练，成为以往绝对不让华人涉足的谍报人员，并被派往战场经受血雨腥风。二战后期他们被空投到缅甸、马来亚等地，发挥他们的语言优势、才智和技能，向英军总部通报敌情、保持通讯畅通、率先受降、协助当地政府工作等。对于我们华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卓越工作，对加拿大的忠诚和热爱，改变了加拿大对华人的看法，也改变了加拿大华人的地位和命运。

历史将记住肯代尔少校

1944年，在卑诗省美丽的Okanagan湖滨峡谷中，专门成立了一个加军的特训基地。一派湖光山色的田园风光中，13名血气方刚的青年华人在这里受训，其中就有电子工程师出身的Roger Cheng，他之前加入加拿大皇家军团通讯部队，但是首次进入谍报部队。

为了磨练他们的意志，训练营的厨房和餐厅在湖边，驻地却在300米外的悬崖上。因此他们不得不每天跑几个来回，还要在冰水中进行游泳、划船训练。他们被分为2组，4个人训练无线电通讯，其它的则学习各种作战、侦察技能和机械拆装技能等，被培训为敌后特种破坏专家。经过5个月每周7天的魔鬼训练之后，这群20多岁的华裔军人都被提升为军士奔赴战场。这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战前，华人不能从事专业工作，不能在政府工作，也没有投票权。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加拿大的华裔和日裔侨民也曾踊跃捐款、为军队做义工，也有300多人参军，但是当时加拿大还有一条命令，就是禁止招收华裔和日裔侨民参与海外谍报活动。

在加拿大，当时华人对战争的看法也不一致。有人认为：华人既然被视为二等公民，何必还要参军为加国卖命，效忠加国而不是效忠自己的祖国中国呢？也有人认为，参军是为加国而战，是争取民主自由和世界和平。只有融入加拿大社会，参与国家事务，华人才能表现出对加拿大的忠诚，引起加国政府重视，自身权益的争取才能有转机。事实证明，这种做法真的消除了加国民众对华人忠诚度的怀疑，令华裔在加拿大免受歧视，以及为后来的平权运动埋下伏笔。

同样，加拿大国防部眼看兵源不足，却又不能招收能吃苦的华裔。如果可以招，如何训练，和其它部队混编还是独立，华人可不可靠等问题，都让国防部头疼不已。令困局得以打破的，功劳归于一位36岁的英军特种部队少校肯代尔（Mike Kendall）。

肯代尔原本是温哥华人，从小在香港长大，后来到中国大陆开矿，因此可以流利地说几种中国地方语言。日军入侵中国后他逃到香港，在那里他服务于政府的难民救济机构，负责管理一个难民营。1940年他被英国军事情报局9处吸收，任务是负责秘密组建一个代号为Z的非军事的间谍组织，这样他们可以携带武器执行一些不太道义的特殊任务，而又不违反相关法律。他本人在新加坡的英国情报局训练营接受了秘密训练，包括无线电、武器、爆破等。他也经常利用在难民营工作的机会，在香港周边的山区密林中熟悉各条小路的地形，为日后作准备。他还在城区设立多个商铺作为接头地点，也深入中国各地设立自己的秘密谍报网，为英国军事情报局提供了大量情报。

1944年他代表136旅奉命亲自到渥太华，开始游说加国政府解除禁止华裔加入秘密机构的命令，同年3月，他终于大功告成，说服了政府和军方首脑，允许他开始挑选合适的人选。

华裔谍报组剑出鞘

肯代尔少校乘坐火车，在全国范围内从加军华裔军人中进行甄选。他们原计划是招募13名能讲粤语和英语的华人，参与代号为Oblivion的行动，把他们送往香港，与那里的中共游击队一同搜集日军情报。

这个特别小组被外界称为肯代尔小组，备受情报界的关注，毕竟是把英联邦军队的核心通讯机密交到了一群华人的手中，决策者们无不为之担心，他们的忠诚和智慧都在接受着考验。经过几个月的训练，肯代尔长吁了一口气。他表示，训练之初不少人担心这些中国人会不会对英军的安全构成威胁，经过训练营的集体生活，他仔细观察了这批年轻人，信心十足地向上司保证，他们绝对忠诚可靠。

首批招募的13名人员在集训的同时，军方对于他们未来的任务也是变来变去，甚至有时候不知道该把他们派向何方。他们原来的主要目的地是香港，但行动最终被英军统帅部和英国首相丘吉尔所取消，他们想把这些尖刀插到东南亚英军的战区活动。因此，首次任务被派到东印度群岛婆罗州的Sarawak。那里的岛屿自1941年以来就被日军占领，是一个闷热潮湿、暴雨频繁的地区，鉴于复杂的气候和恶劣的环境因素，英军在1944年3月25日才首次派遣特别分队抵达那里。而Roger Cheng和其它5名加拿大华裔军人（Billy Lee、Jimmy Shiu 、Roy Chan、Louey King、Norman Low ）组成的无线电小队，在同年8月6日由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投送到该地，协助当地的一支英军特种侦察分队活动。他们利用岛内四通八达的河网和居民的协助下，整日同日军和鳄鱼周旋，收集、分析和传送有关日军的部署情报。

除了日军和凶狠的鳄鱼，队员们最痛恨的是雨季、蚊子和疟疾，他们打趣地说：如果你战胜了这三样东西，你就可以活下去。巧合的是，他们潜入之日也是美军在日本投下原子弹之日，因此他们的工作任务不久就由侦察变为接受日军投降。协助转移憔悴的盟军战俘是他们新的工作，还要帮助后续部队收缴日军武器。

除了这支6人加拿大华裔军人之外，还有另外6个加拿大华人分队在澳大利亚为代号为Z的一支特种情报部队效力，更多的后备力量则在印度接受培训。到了1945年初，加拿大华裔应召入伍的速度越来越快，先后有143人在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英军特种部队工作工作，还有几百人在其它军种服役。由于战争的迅速结束，这种招募行动才中止。虽说华裔军人不算很多，但是按照当时华人的比例来说，几乎达到适龄人员的百分之百，堪称一个旷世奇迹，也让加拿大政府看到了华人的报国热情决非戏言。

在战争中见赤诚

在这些华裔军人中，郑天华堪称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他不仅是首批加入英军情报部队的华裔军人，而且后来成为首位国会议员，可见战争中的赤诚相见，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二战时期，为了改变加拿大华裔的地位，郑天华和其它的年轻人应召入伍。当时有些华人认为，加拿大对我们这么差，我们为什么要为加拿大打仗卖命。而郑天华等人认为：这里是我的家，我是加拿大的一份子，我尽我的义务，也会要我的权力。

郑天华被称作“缅甸之星”，在很多关于他传记中，都称他一直在加拿大军队服役，实际上是不确切的。由于当年英联邦国家军队几乎不分你我，往往是根据作战需要打乱分配，郑天华最早服役的战斗部队属于澳大利亚军队的特种情报部队，在太平洋西南战区服役，后来转战到东南亚，战争结束后特种部队解散他才转到加军，最终到上尉军衔退役。

战后，郑天华得益于加拿大老兵安置计划，1953年他从卑诗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和法律双学士学位。并在1955年称为卑诗省首位华人庭辩律师，由于自由党过去的一系列种族歧视立法，郑天华发誓绝不加入自由党。1950年他加入了进步保守党，1957年又成为首位华人国会议员。

郑天华还曾做过加拿大联合国的代表，当时有一个有趣的插曲。联合国的保安人员看到他带领加拿大代表走向加拿大的位子时，就马上提醒他：这是加拿大的位子，中国的座位在那边。郑天华则回答说：我就是加拿大代表。他的这句话，几乎成了他的名言。

华人的地位靠自己创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加国内华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起点和诱因。加拿大华人踊跃参军，共有600多人在军队服役，他们被派至英联邦各国，直接参与反法西斯战争。他们中最为出色的14人，能够参与特种情报部队投身敌后，其中4人获得了最高荣誉的“军功勋章”。不仅如此，加国华人还通过踊跃购买战争债券，从经济上支持这场正义战争。加拿大政府战时曾发行胜利公债，全国总共不到千名华人，竟然就认购了1,000多万加元。这些都直接推动了加拿大政府不得不开始改变对国内华人的看法，二战后加拿大各省逐步废除了1923年的排华移民法，并恢复了华人的基本权利。

一位新移民在国殇日感言中写道：很多人说加拿大人像小孩子，思想单纯、幼稚，甚至有些傻傻的。但是不要忘记，虽然小孩子没有经历过那么多人情世故，但是他们可以感受你是友好的还是可怕的。因此，生活在这个接纳了我们的国家里，付出我们的忠诚和爱，就能得到他们的“童心”。我们既然选择了移民加拿大，也等于是认同她的价值观，尊重是平等的彼此的，忠诚于我们希望子孙都可以生根落叶的加拿大，是值得自豪和光明正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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