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晚年：处处被限制 很想回中国

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归葬杭州。日前，记者探访了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她讲述了司徒雷登的晚年境况。

应召回到美国

司徒雷登1949年末应美国国务院所召，返回美国。随行的有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一家。司徒雷登当时已是73岁的老人了，知道自己离不开傅泾波。傅泾波来华盛顿得到了马歇尔将军的特批。

当年正值新中国成立之时，美国对华关系十分微妙。司徒雷登在中国时就曾有过与中共方面接触的想法，结果未能如愿。司徒雷登一回到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立即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

司徒雷登及傅泾波一家先是租公寓住，1953年，傅泾波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凑了3万美元，买下了现在这所房子，一家老小搬了进去，司徒雷登当然也就成了傅家的成员之一。

由于国务院有令，司徒雷登的社交十分有限，大多是参加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活动。有一次，司徒雷登前往纽约参加一个基督教团体的聚会，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在火车上不幸中风，摔倒在厕所里。这一摔就摔成了半身不遂。

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凡是与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有过关系的人都受到监控和盘查，像有名的中国通费正清都受到围攻。司徒雷登是从中国回去的大使，当然也不能例外。

傅海澜说:“麦卡锡的一个部下罗伊·科恩来到我们家，那人长得挺帅，但说起话来凶巴巴的。”科恩和傅泾波见了面，说了他来的两个目的，一是传司徒雷登“过审”，接受官方的当面质询，诸如出席听证会什么的；二是他们收到情报说，司徒雷登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要求他交出在中国期间的日记。

傅泾波以礼相待，但客气中给他一个软钉子。傅泾波说，司徒雷登由于半身不遂，已不怎么能说话。再者，行动不便，司徒雷登一般呆在二楼，很少下楼。他出去接受当面质询可以，但先得签一个书面协议:如果司徒雷登因出席听证会或其他质询时，病情出现异常或其他不可知的后果，美国政府必须承担一切责任。

听到这个要求，科恩与他的同行者商量后表示，“过审”可以免了。接着又提到了日记，傅泾波说:“是吗，我怎么不晓得，那得问司徒雷登本人。”科恩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秘书夫妇视他为父

司徒雷登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他父亲是美国去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所以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从小说的是杭州话，11岁时被送回美国的弗吉尼亚州上学，直到大学毕业后又回中国传教。1919年~1946年间，司徒雷登在北京创办并担任燕京大学校务长27年，1946年，鉴于司徒雷登能说、能写中文，学生又遍及世界，其中有不少是国民党、共产党中的高官，美国政府任命他为驻中国大使。

司徒雷登的儿子杰克也出生在北京，杰克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市当了牧师，收入很低，没有能力照顾父亲。司徒雷登得病后惟一的指望就是傅泾波。傅海澜说:“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我们几个孩子一直用英文叫他‘爷爷’。”

司徒雷登得病后，先在海军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回到了傅家。司徒雷登对康复治疗特别积极，所以半年后病情有所好转，可以用右手写字、吃饭，也可拄着拐杖上下楼，并从屋内走到院子里。傅泾波到美国后没找工作，也没做什么生意，基本上是围着司徒雷登转。俩人一天到晚不是写信，就是去散步。

司徒雷登与傅泾波家有两世交情。傅泾波是满族人，祖籍中国甘肃，属正红旗。司徒雷登的父亲来中国传教时，正逢傅家出现变故，傅泾波的父亲离家出走，几乎发疯的母亲带着他，还有亲戚家的两个孤儿，生活很艰难。司徒雷登的母亲对傅母很关心，给了她很大的勇气。

司徒雷登到中国后，傅泾波的父亲和他谈起想送儿子上大学。司徒雷登说:“好呀，我们正办燕京大学，把他送到那里好了。”于是傅泾波就进了燕京大学。有一段时间，傅泾波交不起学费，司徒雷登还替他交了学费。毕业后不久，傅泾波就当起了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美国任命司徒雷登担任驻中国大使时，司徒雷登提出一个条件:要傅泾波继续担任他的秘书。

遗憾没能再回中国

人们一般会认为，司徒雷登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怎么说也该算个有钱人。但司徒雷登根本没有多少积蓄。

司徒雷登刚回美国后，采纳了傅泾波的主意，没有辞去大使职务。当时他们有两个考虑，一是担心美国派新的大使去台湾，给美中关系造成麻烦；二是从现实着想，不辞职就可继续享受大使待遇，每月拿1000多美元。但两三年后，美国国务院还是从多方面施加影响，司徒雷登不得不辞职。幸好，美国的一家慈善性机构“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委员会”每月给司徒雷登600多美元的生活费。1954年，司徒雷登出版了《在中国50年》的英文回忆录，出版此书的蓝登书屋给了点稿费，但由于印数不多，也没有再版。

傅泾波夫妇膝下有三女一子，傅海澜的大姐出钱给司徒雷登和傅泾波买了医疗保险。这样让老人们既有了保障，又有不依赖人的感觉。

1962年，司徒雷登不幸患病，在医院去世。傅泾波于1988年去世。

傅海澜告诉记者，司徒雷登常常念叨一生中有两个遗憾:一是1949年夏天没有听傅泾波的话，来个“先斩后奏”，在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之前，就从南京前往北京与中共接触，造成既成事实。二是没有机会再回中国。他中风初期，积极参加康复锻炼，内心中潜在的一个意念是，恢复健康后再回中国去。他常说，他回到中国“可以更正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