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弩加燃烧弹:外籍钉子户誓死保卫祖居

一位是新西兰籍上海人，一位是下岗工人。她们曾经在同一个学校度过青春，如今她们又同样为祖居被拆迁而心力交瘁。新西兰籍的用汽油燃烧瓶保卫房子，下岗的只能不停上访。
12月2日下午4点，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庭。一场延续了两个下午的庭审，即将在这里落下帷幕。

“本案将定期宣判，现在宣布休庭。”当面无表情的女法官说出这最后一句话时，站在被告人席上的新西兰籍上海人张龙其，身子顿时轻轻摇晃起来，戴着手铐的双手在桌子上不由自主地颤抖着。站在张身边的另一个被告人，他的妻子潘蓉脸色苍白，身子同样在轻轻摇晃。

法警打开审判区和旁听区之间的隔离门，旁听席上的唐素娟冲进去，一把抱住摇摇欲坠的潘蓉，悄声安慰她别哭别哭，自己的眼泪却忍不住下来了，两个四十三岁的上海女人顿时哭作一团。

唐素娟来旁听的这个案子，是上海第一起外籍人士因拆迁纠纷被控犯罪的案件。只有区区两页纸的上海市第一检察分院起诉书，仅仅用96个字就概括了案情：

“2008年6月12日上午，为阻碍中国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依法组织实施的拆迁行动，被告人张龙其、潘蓉在本市闵行区吴家巷村陆家弄24号三楼阳台上，向现场执行拆迁的工作人员及车辆投掷其自制并点燃的汽油燃烧瓶。”

被告人之一潘蓉的祖居已经夷为平地

这个案情十分简单的刑案，一审定在中院管辖，主要是缘于其中的涉外因素。站在被告人席上的潘蓉和张龙其夫妇，既是传统意义上的上海人，也是新西兰籍公民。

20年前的老同学

潘蓉是唐素娟20多年前的高中同学。

唐素娟的老家是闵行区华漕镇，潘蓉娘家是长宁区。按照上海人通常意义的说法，唐素娟只能算是上海乡下人，潘蓉则是标准的上海城里人。在20年前的上海，这个城乡区分多少还是有些泾渭分明。

但这并没有妨碍两人在中学成为好朋友。1985年两个人从同一所高中毕业，唐素娟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潘蓉则到上海教育学院学幼儿教育。两人读的都是两年制的专科，毕业后各自分配了一份工作，乡下人唐素娟进入上海市环卫局下属的水上管理处，潘蓉则到一家当时很知名的国企工作。

此后的7年间，像每个令人感叹的人生际遇一样，这两个上海女人的轨迹渐行渐远。1990年后，唐的单位由行政机关转制为国企性质的运输公司，随后又遭遇集体下岗和分流。2002年，这家企业正式倒闭。这期间，劳累过度的唐又因双眼视网膜脱落，从此戴上1600度的近视眼镜，靠每月991块社保工资生活。

在唐素娟渐渐步入困境的时候，也是1992年后上海开始起步飞速发展的时候。也恰在此时，潘蓉成为最早一批移民国外的上海人之一。1994年，她和丈夫张龙其一起技术移民到新西兰并入籍定居，在随后的几年里，她的父母和哥哥也都陆续移民到新西兰。

这对老同学的再次见面，是在2006年的春天，世博会前夕的上海。

20年后的拆迁户

唐素娟是在拆迁办碰到潘蓉的，她早听说这个20年前的老同学移民新西兰了，但这次才知道她嫁的老公居然就是和自己一个镇的张龙其，回国也是为处理和自己一样的拆迁问题。

1994年出国前，潘蓉的公公张全余将三间祖居产权赠与张龙其和潘蓉夫妇，这套由公证机关办理了公证手续的房产，位于闵行区华漕镇吴家巷村陆家弄24号。2005年，从新西兰回国发展的张龙其将其重新翻盖成一栋近500平方米的四层小洋楼。

唐素娟的老家华漕镇范巷村康更弄是一个260平米的小院，下岗回家后她就和妹妹以及母亲住在一起。在她心里，希望按照拆迁政策落实一户一宅的政策进行合理估价来拆迁。

两家的房子相距不到五百米，都在虹桥机场边上，都面临世博会前的上海虹桥机场交通枢纽工程扩建的拆迁问题。具体到潘蓉的拆迁方是上海机场集团，唐素娟的是上海申虹投资有限公司。

拆迁办的人来谈了几次，双方的目标总是无法谈拢，无论是面积还是估价和补偿金额。在潘蓉和唐素娟的印象里，整个2007年是在焦灼和不安中度过的。这种紧张的气氛，到2008年上半年日渐白热化，闵行区房地产局的强制执行行政裁决也已送来，唐素娟每次见到潘蓉，总是会说起周围邻居们的房子被强制拆迁的消息在不断传来。

潘蓉总是安慰自己，如果依照新西兰的法律，即便是涉及到公共工程的拆迁，先是政府给出一个评估价格，如你觉得不公道，政府会出钱给你，让你到市场上随机挑选两个权威的评估机构，选择平均评估价格支付。她希望自己的新西兰籍身份，能多少提供一点安全屏障。“如果实在谈不成，就等法院的裁决结果好了。这是在上海，总不会一点道理都不讲吧？”

但到了6月10日，拆迁办来人通知要准备强拆，潘蓉心里也忍不住有点发慌，她开始给新西兰驻沪领事馆官员电话，给上海市政府办公室打电话。11日晚上，她的表弟徐均过来吃饭，说政府应该会考虑国际影响的，不会强拆外国人的房子的，为了安慰她，当晚留宿在潘家。张龙其则开始把汽油桶往家里搬，为了壮胆，他甚至把从网上买来准备带回新西兰打野鸭子的弓弩也搬出来。

这一天晚上，唐素娟也没睡好，她总觉得老同学的房子未必能保住，又觉得应防万一，于是连夜悄悄找人安排好DV准备万一强拆就留下证据。

电喇叭里的宣传战

6月12日一早，潘蓉就被挖掘机渐行渐近的履带声惊醒， “我还以为又地震了。”潘和丈夫看到窗外逼近的拆迁队伍，慌忙给领事馆打电话，又给市政府办公室打电话，这时都还没人上班，最后打110，对方说这是执行公务。惶急而无助的潘蓉最后翻出一瓶威士忌，灌下几口后就和丈夫一起爬上房顶，留下徐均在卧室照看孩子。

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这时唐素娟的准备发挥了作用，她把找来摄像的师傅悄悄安置在附近的工棚里，留下一段十分钟的现场录像。

在画面里，潘蓉和丈夫站在房顶平台上，戴着牛仔帽的张龙其身着一身黑衣黑裤，一言不发地站在平台正中，背上斜跨着一架黑色的弓弩，脚下是一堆散落在平台上的啤酒瓶，里面灌满了汽油，用布条塞住。

潘蓉也是一身黑色T恤和沙滩裤，与携带着冷兵器时代装备的丈夫相比，站在楼顶东侧的潘除了手里的一个电喇叭，手无寸铁。

画面里，这对黑衣夫妇站在房顶上，楼下是数十人组成的强拆团队，几台挖掘机是前导。现场可见明显的警戒线，近处是两台消防车，和全副武装的消防武警。远处停着一部警车，七八名身着警服的警察站在警戒线边上。警戒线外的工棚附近，一些拆迁户在围观。

潘蓉和丈夫试图捍卫的这幢孤零零的四层小楼，实际上已经在四面林立的脚手架包围之中。搅拌机的轰鸣声中，钢筋混凝土丛中的起吊机长臂此起彼伏，时不时从这对夫妇头顶上掠过。

这场强拆是从两个喇叭之间互相喊话开始的。

手持电喇叭的潘蓉，宣言般地向楼下一遍又一遍地宣示：

“我们是新西兰公民，请你们不要做出任何的举动，否则会发生流血事件！”

回应她的也是一个高音喇叭：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如果不遵守中国的法律，同样要遭受查处！”

“你是什么法律？是强盗！你代表法院吗？拜托你，我是新西兰人，你现在讲的话，代表法院吗？新西兰公民都是守法的公民。”

对方的喇叭沉寂了一阵，突然响起一句简短的咒骂：“你这个卖国贼！”

这场强拆与反强拆斗争，在这时似乎很快就演变成一场以民族主义为内核的意识形态宣传战。

张龙其双手插在裤兜里，依旧不发一言，这个看上去有点焦躁不安的男人在屋顶平台上走来走去，时而爬上房顶高处向后张望，听到从房屋背后袭来的挖掘机声音，他担心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潘蓉还在举着喇叭不紧不慢地回应，她始终在强调拆迁的合法性。

“你代表法院吗？如果有法院的裁决书，我欢迎你们进来，没有问题。如果没有，你就是强盗，侵占我的财产！我就要反抗，抵制！你是违法拆迁，我就要以暴易暴，就要发生流血事件！”

“你能代表法院吗？是哪一个法院？哪一个法庭？代表谁？”

这时张龙其已经消失在画面里，他站到屋顶的另外一侧，准备迎战从后侧袭来的另外一台挖掘机。画面里突然响起围观拆迁户的声音：“反对强拆！”孤零零的潘显然得到了鼓励，不失时机地继续喊话“你听到了吗？这才是老百姓的声音！”

拆迁队伍里一个男声在警告：“你别忘记了，中国人民被欺负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潘蓉回应，“你们也别忘记了，不管是哪国人，老百姓维权的权利总归还是有的！”

弓弩和燃烧弹

这场意识形态宣传战没能持续几分钟，很快就被低吼着前行的挖掘机打断。在消防水龙头的护卫下，混凝土围墙很快被挖掘机推倒。潘蓉此时已经无法再文质彬彬地站在屋顶一角宣讲，她放下喇叭，跑到房顶中部，拿起自制的燃烧瓶点燃，奋力向下方的推土机投掷过去。

迅速燃起的火苗被水龙头压住，挖掘机往后退了几步又重新前进，挖斗探向二楼，只一下，阳台被挖掉半边。

潘再次点燃汽油瓶掷下，火苗燃起，挖掘机蹒跚退下，水龙头扑灭火苗，机器再次高举着挖斗扑上来。如是场面反复进退了数次，宛若国际新闻里电视画面中常见的中东战场。

潘的表弟徐均带着潘5岁的小儿子正呆在二楼卧室里，潘后来回忆，她已经听到孩子的哭声，儿子在喊妈妈：我不要死，我害怕！

这时消防水龙头几次直冲上四楼房顶，潘被冲得站立不稳，她侧起身弯曲着臂膀，试图挡住水柱，摇摇晃晃地从水帘中钻过去，提起放在房顶上的一桶汽油，奋力倾倒在房顶上。

在半年后的法庭上，潘解释她当时又气愤又伤心，这样做是“不想自己的家园就这么眼睁睁地被人毁掉”。

在接下来的画面里，短暂的僵持迅速被打破。画面里有人在大声发号施令，徒手投掷的人群退下来，东侧一台挖掘机平伸出破除鎚，吼叫着推进到楼底下，钢制的破除鎚只用了一下，防盗门窗就摧枯拉朽般被捣破拽倒在地上。

仿佛是陆军部队里坦克和步兵结合的推进战术，十几个人从拆迁队伍里蜂拥而出，从这个被挖掘机撕破的突破口涌进这栋小楼。

不到十分钟，潘蓉和丈夫张龙其被这群人从楼房里带出来。瘦小的潘蓉被拉扯到最前面，眼镜已经不见，几乎被推倒跪在地下。警戒线边上的几个警察迎上去，潘和丈夫被推进一直等候在边上的警车里。

至此，仅仅花了不到两个小时，这场祖居保卫战就以潘蓉夫妇的完败告终。潘蓉夫妇当天即被刑事拘留，送进浦东沪南路1760号上海市看守所，那里也是杨佳曾经羁押了5个月的地方。

挖掘机和推土机高举着吊臂，从四面八方围拢过去。机器轰鸣声中，浓重的灰雾升腾起来，这栋在2个小时前还美轮美奂的四层小洋楼很快变成了一堆废墟。

穿越炎夏的抗争

唐素娟的眼泪下来了，在亲睹了自己这个新西兰籍老同学的悲惨结局后，她已经知道自己祖居的命运已然无可挽回。

潘蓉夫妇的祖居被拆迁后，强拆以势不可当的速度迅速推进。唐回忆，一个礼拜内，潘蓉祖居所在的吴家巷村就强拆了三户人家，邻近的光华村也被拆掉了十几家，一些原本还在坚持讨价还价的拆迁户，也纷纷开始签下协议。

一个月后的7月17日，唐素娟自己在范巷村康更弄的祖居也被强拆了。拆唐素娟的房子，依据是闵行区房地产局的一份裁决文件，这份在2008年4月下达的裁决文件结论是：先拆迁腾地，再处理补偿纠纷。摆在唐面前的补偿方案，是要么去25公里外北桥镇瓶安路的安置房，要么领取52万补偿费用，按照这个价格，唐被拆掉的这个房子是457.5元每平方米。

唐选择了最传统的方式抗争，8月22日和11月13日，她两次进京上访，向国家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出示了拆迁户们取得的违法拆迁证据，拆迁许可证上的面积是1382400平方米，而委托拆迁合同上竟然是超出十倍的14209557平方米。

在这两次上访间隙的9月，唐还不忘到闵行区法院起诉闵行区房地产局的裁决方案违法。

唐素娟的房子被拆掉时，潘蓉刚被取保候审出来，而她已被批捕的丈夫还羁押在看守所。从小到大，连派出所都没去过的潘蓉，第一次尝试到了囚徒的滋味，她对前来看守所探视的新西兰驻沪领事官员说，从没想到此生还会有这么一遭经历。

潘被保释的理由是5岁的儿子需要照顾。从看守所出来的她，见到寄放在表弟家里的孩子，忍不住悲从心来，孩子却惊骇得躲进表弟妹的怀里，不愿叫她妈妈，原因是这场变故，使得这个四十三岁的文弱女人在数天之间面目全非。

这个在新西兰出生的儿子，2年前跟着潘回到上海。孩子无法理解自己家里的大房子怎么突然就给拆了，更不懂为什么爸爸妈妈突然不见了。潘蓉的表弟妹说，潘在看守所的时候，孩子有时看到小区里着制服的保安也会吓得跑回来，问舅妈是不是他们又要去拆家里的房子。

潘蓉没有办法给孩子解释这一切变故，她只好让也已移民到新西兰的哥哥又赶回上海，把孩子接回新西兰。按照法律规定，保释期内未经警方批准她不能离开上海，心力交瘁的她，也已经没有精力再来照顾孩子了，得准备延续这场祖居保卫战，还得给丈夫和自己的这场刑事官司找律师。

这两个女人的抗争，穿越了这个2008年漫长而炎热的夏天，到深秋的这个法庭上，又交汇在一起。这次，潘蓉是被告人，唐素娟是旁听者。

法庭上的辩护

这个案情并不复杂的案子，延续两天的庭审中，控辩激烈，潘蓉从北京请来的辩护律师夏霖甚至当庭提醒法官必须保持必要的中立。

在法庭上宣读的公诉词里，一位女公诉人宣称，这次拆迁关系到虹桥交通枢纽工程的建设，这是关系到世博会能否顺利进行的重大工程，也是关系到上海形象的工程。公诉人指称房屋2005年翻建时潘蓉以上海户籍冒名报批，“本是新西兰公民，为何一定要伪装成中国的农民？”夏霖则提出房产赠与有公证合同，翻建申报时是以家庭成员身份而不是户籍。

控方和法官都质疑潘蓉既然要看到法院裁决才肯拆迁，为什么不起诉拆迁方而诉诸暴力对抗。在律师看来，诉讼不过是当事人的一种权利，而不是责任。唐素娟则不以为然，就在这次庭审几天前的11月25日，她告房地产局的行政诉讼已被法院判决败诉，“我们每个拆迁户打的行政官司，基本都是这个结果，有什么用呢？”

庭审争议的高潮，在控辩双方当庭播放的拆迁现场录像时出现。再次看到这些画面，潘蓉失声痛哭，几欲晕倒。法庭不得不宣布庭审中断，召来医生。

新西兰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葛西兰女士旁听了这场庭审，唐素娟和二十几个拆迁户们填满了旁听席。这群看上去衣衫褴褛的人，总是随身带着厚厚的材料，随时准备散发给他们认为能帮上忙的人。

他乡和故乡

在虹桥机场南侧的旷野上，已经看不到任何潘蓉和唐素娟的祖居痕迹。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到处是林立的钢筋柱，频繁往来作业的机械，2公里处即是不断起降着飞机的虹桥机场。

在未来几年后，这里将成为亚洲最繁忙的机场，这个聚飞机、铁路、地铁和磁悬浮等各种现代化交通方式在内的庞大的交通枢纽，将更迅捷地吞吐着从世界各地来往于这个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的人群。

但现在这一切，对于潘蓉来说已经没有意义。她现在只希望尽快了结这个案子，等丈夫出来就回到新西兰的亲人身边，找心理医生疗治创伤，“我已经没有他乡和故乡的感觉了。”

她的律师夏霖估计，如果被判罪名成立，极有可能是被驱逐出境，5年内不能再回大陆。她的一位朋友开玩笑，说你们当初要是移民到一个大国就好了，这次要是真被判了，可真成了金庸小说《碧血剑》里的袁承志等，“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

她的老同学唐素娟则感叹自己这一辈只有认命了，“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相信这法律，相信上访，我们这样的人只有这两条路。”她一边忙着办丈夫的低保，也不忘越来越严厉地督促正在上初二的女儿好好读书，希望她将来能出国留学考得远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