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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邓烈女手刃淫官到“嫖宿幼女”轻判

这两天,公众的目光聚焦在湖北一个山野小镇的民女邓玉娇激情反抗手刃无良淫官一案上,评论、呼声淹没了网络,至于邓玉娇如何在法律上承担何种责任,是民众期盼的的结果,还是不伦不类的稀里糊涂的结果,还是“依法严惩”的结果,都还是未知之数,言之尚早。

网上流传的邓烈女照片。真难想象这样一个娇柔的女子面对凌辱以死抗争需要多大的勇气!

看最新的报道,除了多次肯定基本事实:即淫官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商协调办公室主任邓贵大案发前要求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并拿出一沓钱在邓玉娇面前显摆,还两次将邓玉娇按倒在沙发上。被邓玉娇用水果刀刺中喉咙身亡。此外,还更加强调了一条,即邓玉娇长期患有“抑郁症”,而且,在办案人员到场时,“警方准备将她带离现场时,她又用玻璃杯攻击办案人员。”(《京华时报。)

草民以为,无论邓玉娇患有“抑郁症”与否,并不能改变什么,因为邓玉娇是秉承在“梦幻城”这样的暧昧场所求一口打杂饭吃,但“卖力不卖身”的做人原则,在即将发生的以暴力强行要求的“特殊服务”面前的激情反应,这跟“抑郁症”无关,即便邓玉娇真有疾病,而淫官邓贵大欺辱一个病人,罪孽更深。从传统民俗语言说,邓玉娇可谓为“烈女”是也,刚烈、无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但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去审视邓烈女的行为,绝非一个简单的罪与非罪的平铺直叙,民众的反应如此强烈,恐怕与邓淫官的基层官员的身份,和邓淫官们出入“梦幻城”这样的暧昧场所,如入无人之境的现象的一种反问:为什么会这样?

毋庸讳言,“梦幻城”、“按摩房”、“洗脚屋”这样的场所,从最繁华的大都市,到巴东县野三关镇这样的偏僻乡野,遍地开花,这些场所的泛滥,其中暗藏的或者半公开的嫖娼卖淫,贩毒吸毒,已经几成“惯像”,电视的法制节目,这样的案例见多了。

邓烈女之所以“烈”,在于其身处险境,每天都面对金钱的利诱、威逼,最终还是未为屈从,但邓烈女的行为,以某些时代贤达的眼光,有失“落伍”。

把女性的肉体当作商品买卖,任意蹂躏,把玩,是几千年男权社会酿就的毒瘤,封建时期曾经有“道德家”痛呼“万恶淫为首”,但却无法改变延绵的罪恶,至今阴魂不散,是几千年封建社会、几百年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这个毒疮溃烂的脓水,至今仍在流淌。淫官邓贵大之所以拿钱出来显摆,无非就是几千年男权主义和现如今金钱至上思维的媾合。

在中国,1949年解放后的两三年间,曾经一举消灭了存在几千年的娼妓制度,将数以万计的妓女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这个壮举,是举世公认的,这个状况,维持了30年。

其实,在民间,普通百姓还是视肉体买卖为丑恶的,往往老百姓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拿此当骂人的话语,性买卖被民间大众视为是一个很重的侮辱性词汇。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还是渴望有一个“干净”的社会环境的。

但是,冷眼观去,恰恰是一些所谓“上层”,权力上层、财富上层、知识上层对于这样的肉体买卖身心认同,富人、官员“包二奶、包三奶、包N奶”,知识精英主张“卖淫合法化”,最后落实到一点,就是一个钱字。无非就是一种心理,在金钱面前,没有买不来的东西,包括妇女的贞操和肉体,可以形成“市场”、可以形成“产业”。

80年代初,曾经在广州的一间宾馆听一位海外的华人渔民“抱怨”,说“没有红灯区不好玩”,然在深圳的罗湖电影城一带,已经有“站街女”的身影了,偷偷摸摸地问买票的人陪不陪。没有想到,20年之后,内地偏僻小镇的邓淫官们已经公然开口要服务员提供“特殊服务”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财富、权力已经屡屡突破国人基本的道德底线,富豪身故,二奶、三奶跑出来争遗产,官员落马,肯定有情妇牵涉其中,吉林副省级官员米凤君,嫖娼数目竟达百人。

最令人不能够接受的,是刑法中竟然出现了“嫖宿未满14岁以下的嫖宿幼女罪”的法条,是对广大未成年少女、幼女的反向伤害,等于是把“卖淫女”的恶名强加给未成年少女、幼女。从逻辑上说,未成年少女、幼女不具备完全或者完全不具备独立行为能力,属于需要监护的群体,这样的一个群体说人家是“自愿卖淫”,不合理。

而比如,四川在线报道,宜宾县国税局白花分局长卢玉敏以6000元价格与该县未成年学生何某发生性关系。三个月后,受害人何某在其姑妈的陪同下来到天池派出所报案。警方经过侦查,卢玉敏行为属于不知道何某是或可能是不满14周岁幼女而嫖宿不构成犯罪,决定对其给予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5000。

岂有此理的“法理”,岂有此理的判例,正是这些岂有此理,直接或者间接印证了贪官淫棍们“理直气壮”地掏钱买卖妇女、幼女肉体的恶习。从习水侵害幼女案、宜宾轻判淫官案,再到巴东侵害邓烈女遭反抗案,这一切都再问:为什么?

首先,这是一个“接轨”现象,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发达世界,却是有相当的“繁荣”历史和“繁荣”的现状的。媒体透露,美国制片人斯皮尔斯(Libby Spears) 制作了一部纪录片《游乐场》(Playground),反映了美国儿童性交易状况、美国相关法律缺失以及对外国和美国儿童所受剥削的观察。该电影援引了“终止童妓、儿童色情和儿童性贩运组织”(ECPAT)的数据。该组织称,美国公民占全世界儿童性游客的25%,有30万美国儿童面临被迫卷入性交易的风险。(人民网),就是说,世界上每一百个性侵害儿童的禽兽,有二十五个来自美国。

其次,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象,怎么办?“正人先正己”,从执政党做起,从党员干部、政府官员、党员知识精英做起,形成一种社会风气、监督环境,但凡党员干部、政府官员、党员知识精英一有涉及这些场所,涉及侮辱妇女,权色交易者,一律先按党规办了,国法也一并跟上,舆论也势同怒潮,人神共愤。让其身败名裂,权财两空,身负重刑。首要的是先砸掉其交椅、砸掉其饭碗,再严查其性犯罪的经济背景,“思淫欲”的钱从哪里来的?

什么是“毒蛇猛兽”,奸淫幼女的,欺男霸女的就是“毒蛇猛兽”,决不能容忍党员干部、政府官员异化为横行霸道的“毒蛇猛兽”,与社会丑恶现象做坚决的决裂,是民众对共产党员、党员干部的起码要求。

网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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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 女杨佳 金庸 废话一筐: 陈永苗曾经是南都和新京报的编辑。早年曾经和王怡一起,在网上主持《宪政论衡》,后来可能上了黑名单,不容于体制内,故流落江湖。我曾经和他在博客中国的一个栏目做过斑竹。我觉得,他近年来变得激进了点。 女杨佳的修脚刀,就是自由的钥匙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杨佳就义之前,无数个杨佳站起来,没被看见。 杨佳就义之后,无数个杨佳站起来,被看见了。 5月10日晚上,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招商协调办主任邓贵大等三名官员,到当地雄风宾馆梦幻城消费时,要正在休息室洗衣的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还拿出一沓钱拍打邓玉娇的头,炫燿。邓玉娇表示,自己不提供特殊服务,但被邓贵大两次按倒在沙发上。她于是抓起沙发边的修脚刀刺向对方,结果邓贵大被刺中动脉及肺部,伤重死亡。 邓玉娇是一个女杨佳。面临着被三官人轮奸,正当防卫造成死亡,是司法实践明白规定的,可以免除刑事责任的。别说轮奸,就是强奸也是这样。 改革时代左派、右派一向壁垒分明,泾渭分明,如今在维权上一致。无论在右派的天涯、凯迪社区,还是在文革遗老聚集的乌有之乡网,还是年轻爱国者的anticnn网,舆论一致齐齐力挺湖北省巴东县刺死官员的修脚女邓玉娇。这是最后的底线,不达成一致很难。 邓玉娇比杨佳的反抗,还多出两层意义,其一是就是官人用钱砸她脑袋,这是对权贵金钱淫威的反抗,其二是弱女子对三个男人带来的心理威胁的反抗,性权力的反抗。 当邓玉娇从金钱统治的梦幻城出来,到了政治统治的公安局,还要承受另外一种压迫。为了贬低杨佳抗暴的政治意义,必须把杨佳说成神经病。同样为了降低官员的罪恶,必须把邓玉娇说陈抑郁症患者。官方除了强制之外,还要在道义上压迫受害者。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案子政治因素齐全,是中国改革时代政治结构的缩影。一横二贪三淫,都是专横权力的体现,从乡镇到北京,这样的图景无所不在。存在着三种权力:政治权力、性权力、金钱权力,这三种权力,都是一种总体上专制权力的体现。对三种权力的总体回答是一把修脚刀,修脚刀是低贱的,然而却是天子之剑,布衣之怒。 极权主义和独裁,就建立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上。不怕死,慷慨然一击,就完成了主奴转换,权力就没有精神震慑力。奴隶者,就是权力上的依附,就决定了精神上的依附。就像古代中国的女子,你强行得到了她,她就是你的人了。她们有依赖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前者为主人,后者是奴隶。 奴隶存在怀着恐惧,经历过死的恐惧,对绝对主人的恐惧。死的恐惧在他的经验中曾渗透进他的内在灵魂,震撼过他的整个躯体,并且一切固定规章命运都使得他发抖。 黑格尔说,如果奴隶不努力想成为自由的人,那么,他应该永远为奴。想成为自由的人,就要遭遇死亡的危险。退无退处,只有反击,不怕死者,是自由的战士。邓玉娇,以弱女子之躯,打开了奴隶解放的新篇章:不怕死,方自由。女杨佳的修脚刀,就是自由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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