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专访：20年海外民运的分裂与衰落

《多维月刊》特约记者马天成／朱嘉明，1980 年代参与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开放。1989年6月出走美国。1990年10月至1993年8月，先后担任民主中国阵线和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理事长和《中国之春》董事长。1993年9月至今，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经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担任经济学家，维也纳大学教书。

以下为朱嘉明2009年5月接受多维社专访摘要：

八九年始终处于矛盾状态

朱嘉明。

问：六四发生20年了。你在海外生活了20年，从中年步入老年。很想听你谈谈这20年，特别是你所经历的海外民运的经历和心路历程。先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大致情况吧。

朱：是的，我也觉得有必要在1989年“六四”事件20周年之际，回顾我所经历的海外民运，重新反思和评价海外民运，是基于我对自己，以及对历史负责的心愿。在“六四”十周年之际，我尚没有今天的思想境地；而十年后的30周年之际，对所有当事人而言，则过于久远。

我于1989年6月1日持公务护照和美国商务签证，自广州离境，经香港，6月2日中午抵达波士顿，从此客居海外。我与海外民运的关系始于1989年9 月在巴黎参与民主中国阵线成立。从1990年10月至1993年8月，我先后担任民主中国阵线和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理事长和《中国之春》的董事长。1993 年8月，我辞去在海外民运中的职务，退出民运组织。之后，从1993年9月至今，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经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担任经济学家，维也纳大学教书。

问：那么，你出走海外前在做什么工作，当时有什么想法，到美国之后的打算是什么？

朱嘉明在柏林墙前。

朱：在出走中国之前，我担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以及中国西部研究中心、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负责人。对于自1989年4月中旬开始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所谓民主运动，我始终处于矛盾的思想状态：一方面，我在体制内，直接参与了1979至1989年的十年改革开放，在理性上清楚，逐渐升级和事实上失控的街头运动，势必导致社会动荡、混乱，十年改革开放的局面出现大倒退，甚至毁于一旦。另一方面，我对于胡耀邦之死伤心遗憾，崇尚自由、民主、人权，有被称之为“自由化”的倾向，感情上同情学生和民众。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我参与了5月19日“三所一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所、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国际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关于当前时局的《六点声明》的讨论。其实，我对于这个声明的实际效果和发表方式是有不同意见的。我在5月20日的一封信中曾写到：“几个所，昨天下午1点起草了一个六点对时局的声明。我对这个声明不是没有保留，但是，在这样的时刻，还是表示了赞同。”与此同时，我与何维凌（中美中小企业中心主任）等朋友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促使学生停止绝食和返回校园，但是，5月24日北京出现更大规模游行表明，所有努力都已经不可能成功。我称学生和市民的街头运动是“无法坚持到底的”“非渐进的历史行为”。

我于1989年6月2日美东时间中午到达波士顿。十几个小时后，从电视里看到了“六四”事件的场景，我悲伤、担忧和羞愧。在国家和民族的非常时刻，我却远离了自己的国家，没有也无力承担应尽的历史责任。但是，那时的我，并没有打算参加海外民运，因为：第一，我有对中信公司领导和其他朋友的承诺；第二，不想让年迈的父亲和家人担心；第三，我的学术偏好，已经决定在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心研究十年改革和“六四”的关系，并开始撰写《重建中国经济》一书。

观察和认识民阵成立大会

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海外民运的？

朱：1989年8月，陈一咨经香港到美国纽约。在长岛，陈一咨请在美国的“三所一会”有关人员开会，告知他是民主中国阵线（民阵）筹备组组长，其他筹备组成员还有严家其、万润南、吾尔开希、苏绍智、刘宾雁，并当众希望我参与筹备。我说，参与筹备就不必了，我可以去会上看看。此时，有人讲，成为最大国家的最大反对组织的创始人这是值得的。我没有准备也没有承诺参加民阵的筹备工作，也没有考虑成为民阵成员，但是决定前往巴黎，想成为历史目击者。1989年9月中旬，在民阵成立大会之前五六天，我到达巴黎，参与了“民阵宣言”的起草和“民阵章程”的讨论。我所起草的“民阵宣言”初稿，被苏晓康等一些朋友否决，大概是因为我写的宣言少有激情，过于温和，将民阵定位于旨在改善中国人权为目标的组织。我之所以参加民阵早期活动，今天想起来，陈一咨在内的一些朋友邀请和推动固然是原因，但是，根本的原因还在我本人：我不赞成当时处理危机的方式，从内心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需要政治改革的支持，需要有制衡执政党的力量，我把民阵的成立当成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它抱有希望，也愿意有所贡献。

1989年9月22日，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正式召开，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不少于五百人。几天的会议开下来，我观察和认识到了一些问题：

第一，在民阵的宗旨和目标上，留学生、流亡学生、知识分子，有过体制内经历的人，以及由《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代表的“老”民运成员，有相当大的差别。但是，会上没有进行充分地讨论，达成共识。来自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袖成为中心人物，理性的声音被亢奋和过激的情绪所淹没。

第二，作为筹备组秘书长的万润南及其“南方四通公司”的成员，实际负责筹备工作和会议组织，包括接受和管理捐款。然而，财务管理混乱的情况开始显现。捐款广泛，数量可观，但是，他们没有全面公布其来源。会议的吃住行、文件印刷、会场组织，没有很好体现节约和珍惜捐款的精神。整个会议支出，最终没有清楚地说明和报告。

第三，民阵主席的选举过程陷入一个困境，只有正式代表具有投票权。而在代表资格和人数的确认上始终存在争议。

第四，民联和民阵的磨擦已经出现。会上出现了民联成员可以自动成为民阵成员的提案，为此发生过激烈辩论。民阵筹备组否决了这个提案，原因是，如果这样，不仅会影响选票，并会引起留学生的反感，影响即将成立的民阵的凝聚力。

第五，在新成立的民阵第一届理事会，在很大程度上所关心的不是民阵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而是资源和利益的分配。

第六，会后，万润南和陈一咨的矛盾公开化。作为会议筹备组长的陈一咨没有当选为民运负责人，事实上出局。主要原因是有一种舆论认为陈一咨来自体制内，身上有共产党的“习气”。（全文请见即将出版的《多维月刊》六月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