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中纪委抓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续前）中纪委抓人，也是先找一个外界不知道的地方关起来。以前纪委抓人时，至少会通知单位的一把手，因为至少还是一级组织，现在连这个组织原则都抛弃了。很多被查人都是突然失踪，谁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据广东高级法院的人透露，广东省高级法院执行局局长杨贤才，2008年6月28日被抓，她的老婆、单位都不知道，多方打听，甚至动用了全球定位系统都找不到。一个副厅级干部莫名其妙失踪了两天找不到，他供职的法院是有责任的。于是法院只好报警，最后广东省公安厅经过各方面查询，才知道杨贤才被中纪委带走。
朱志刚的老部下早被边控
纪委开会（资料图片）
株连九族。所谓株连九族，就是一人犯罪，家庭成员与其共同承担刑事责任的刑罚制度。这一违背人性、情理的暴虐刑制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史载燕王朱棣（明成祖）率兵入京师，夺得大权后命方孝孺替他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不从被害。当时受株连而遇害的达847人，他是被灭十族的。除“父三族、母三族、妻三族”的九族外，又加上了他的学生。现在，法律上是没有了，毕竟共产党要建设一个文明国家，但中纪委办案过程中，却仍然坚持著这个原则。
据一些曾被迫接受过调查的人事后讲，纪检监察部门的办案，往往威胁被查对象，诸如判你的刑，让你倾家荡产，你老婆也要关进来，谁管你父母，你孩子的工作还要不要，或者孩子还想不想上学之类的。在利诱威逼下，一些人只能协助提供证明。
为了查找朱志刚的罪证，在朱志刚被正式立案两年前，他的孩子就被秘密实行了边防控制，禁止出境采用非法手段秘密调查。
中纪委还先把一个和朱志刚关系比较好的老部下，后下海经商的寇姓商人先边控，后以稽查税务逃税漏税为名查封公司，非法拘禁。结果可想而知。
告密窃听之风盛行
大兴告密（举报、诬陷）之风。人类越进步，越拒斥告密这种违反人权的行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认为“告密者不配称为人”。美国原安然公司副总裁莎朗·沃特金斯，虽然因为首先揭开了“安然丑闻”而成为美国2002年度《时代》周刊的风云人物。但从那以后，“风云人物”永远失业了。相反的例子有，如在 1889年,19岁的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训练中遭高年级生残忍作弄以至发生痉挛和昏厥。事后在接受法院对西点军校这种不光彩做法的调查时，他道出了详情。但当法院要他讲出恶作剧的学生时，麦克阿瑟不顾可能发生的前途危机没有选择告密而选择了沉默。这个选择使他赢得了学员们的普遍尊敬。而在中国，从古至今，统治者都喜欢并且严重依赖告密，这是每朝每代道德恶化的一个重要根源。
因为集权是产生告密者的制度根源，是催生告密者的天然温床。二十世纪，纳粹德国就以数量庞大、密布全国的特务机构盖世太保和告密制度来实行恐怖统治。二战后东德建立了更为庞大的同类机构斯塔齐和更为有效的告密制度。东德人口仅一千七百万，斯塔齐的特工人数竟高达十余万，再加上人数更多的告密者，几乎每 6.5个人中就有一个在为斯塔齐服务，每当有十来人聚在一起时，其中就必有一人在为斯塔齐竖起耳朵。
中国几千年专制统治时期不仅从来就少不了告密者，而且给了这类人最大的鼓励和用武之地。早在西周，就有周历王为压制人民的不满而聘巫师用所谓“神术”对人民进行侦察和刺探，发现有谁批评他便立即处死。武则天时期开始大规模使用告密人，并发明了“铜匦投书”，号召和鼓励告密，使告密具有了准制度形式。明朝朱元璋设“检校”，利用这类机构去察听官吏言行甚至生活琐事，并密报他本人。“ 检校”就是东西厂的前身，横行于整个明代，其淫威之大，令官民谈厂卫而色变。
现在无论是中央还地方，只要是每次中共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官员换届、内部民主测评时期，告密信就满天飞。这几乎成为一道举世罕见的独特风景。中国官场流行一句话：要想害谁，就说他要升官。因为告密信定会雪片一样涌向纪检部门。
中纪委调查李东升
中共十七大前，中宣部副部长李东升已经由组织部门考察完，要升调至正部级待遇的中共610办公室当主任，但马上有很多告密信如影随形地到了中纪委，中纪委派人调查了一段时间，等十七大一过，又不了了之，李东升要升正部级的事，也就没有人再提及了。
中宣部副部长李东升（中）要升调至正部级，马上有很多告密信到了中纪委。
这类告密信，其中有一些就是纪委的人帮自己的朋友搬倒竞争对手，亲自泡制的诬告。凭一份告密信，纪委就放出风，下来调查还美名其曰真金不怕火炼，还你人身清白。这一查，被调查的人得到提拔的可能性就没了。等过了换届期，又不了了之。这类手法在地方上十分普遍。
比如浙江省某市委书记就用这个手段逼迫一位副市长下台，该副市长为了保全性命，只好远离政坛，下海经商。还比如，一个省纪委的处室，可能直接无法对一位副省长动手，但可以通过让副省长的对手写匿名信、告密信的方式，对副省长的秘书或身边亲信下手，通过打击其亲信，让其在政治上失势，从而达到打击对手的目的。这也是一个省纪委处长可以让一个市委书记发抖的原因。所以，社会上有“组织部让你当官你可能能当官，中纪委不让你当官你肯定当不了官”的说法。
上文所述江苏省泗洪县纪委公开招募的68名“特别监督员”，是当代告密制度化的一个反映。其实就是纪委借鉴了盖世太保、克格勃等秘密组织的手段，组建的一支“便衣纪检”队伍，让他们采取盯梢、暗访、跟踪等方式，对官员8小时之外的生活进行“隐形监督”和“秘密调查”，令所有官员提心吊胆、如履薄冰，惶惶然如惊弓之鸟。《江西日报》的一篇评论《利用锦衣卫反腐败靠不住》，就质疑这种制度是把“便衣纪检”弄成了“锦衣卫”。（《多维月刊》。未完待续）
（警号、保安号等信息是我即时用手机记录下来的，当时连一支笔都没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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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只因穿了一件文化衫，却招来了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3小时的额外之灾。
2009年5月12日下午5点多，我在广州市岗顶地铁站靠近C出口的地铁闸口外面等我女朋友。因为她带了很多书，所以我来接站。等了有10多分钟，左等右等还是不来。电话联系知道她已经快到了。
这时一个保安（胸牌号PT1776）径直向我走来，一双警觉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的衣服，一脸凶悍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在这里干嘛？”我说我在这里等我女朋友。这个保安瞪着凶神恶煞的眼睛，指着我的T恤衫说：“你的衣服不对，这是什么意思？不能在我们这里穿！”
我自制的T恤衫前面印了“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新华日报》”几个字，后面印了“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绝不是要建立自己的一党专政。——刘少奇”这样一句话。后面的字较小，现在被保安发现“不对”、引起阶级斗争警觉的是我恤衫的前面。
我反问道：“我的衣服怎么不对了？我穿什么衣服关你什么事？我在这里等人接人碍着谁了？”
这时，一个警察（警号是018464）来了，另一个保安（2409号）来了，地铁工作人员数人来了，其中地铁一人手持相机对我拍照。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以新奇和不解的目光注视着我的衣服和眼前突发的事情。在警、保、铁三方如临大敌、铜墙铁壁的包围中，在围观人群不明就里的注视中，我犹如汪洋中的一条独木舟。
“你上面这句话（指“一党独裁，遍地是灾”）不对，要跟我们去调查。”保安满脸阶级斗争。
女友短信及多个电话告知我已经到站。为了不耽误我的正事，我边环顾地铁出口寻找女友，边指着胸前的文字对保安解释：这是共产党自己说过的话，是新华日报的社论，如果你读过书的话，应该知道抗战时期有个《新华日报》，你可以自己去查，并且告知他我是律师，请你不要妨碍我的人身自由。
1776号保安暴跳如雷，露出了十足地痞的面目，当着警察以及众多围观人群破口大骂：“你个傻逼，管你是什么师，我读书比你多得多。”并且当众对我讪笑道：“就你这个样子也有女朋友？”面对这个满嘴喷粪的人渣，我怒不可遏，一阵恶心。
警察态度虽然没有保安恶劣，但是显然把我当嫌疑人看待，这让我很不舒服。我给他解释：这句话是1946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的社论，并跟他说，我女朋友已经出站了，现在她找不见我，我要去接她。警察不许，并要对我“进行传唤”。我指出这是对我人身自由的非法限制，我接不到女朋友，她会很着急。这时警察人数已增为几人，有的强硬，有的和缓。他们和保安将我推拽到一处空地上，然后地铁人员迅速地在我周围竖起了屏风帷帐，将我圈在墙边，以隔阻围观人群探寻的目光和我恤衫文字的对接。这阵仗有如一级战备，我头脑中迅速闪过了十几岁时看过的日本电影《追捕》中的一个镜头：杜丘带着真由美骑马逃跑，前有围堵，后有追兵，前面围堵杜丘的那一面面盾牌树成了一道长墙，背景音乐是以“啦呀啦……”为歌词的激动了整整一代人的粗犷豪迈歌声……《追捕》中堵截杜丘的那一面面盾牌和今天围堵我的地铁帷帐，何其相似乃尔！这种相似性让我哭笑不得。
我跟警察指出这是对我人身自由的非法限制，希望放我走，不要再阻止我接人，但是警察不允。警察和保安七手八脚将我拖入一个密室里面“要调查”。拖拽中，我的左臂肘部受到擦伤。
到了密室里面，1776号保安更加肆无忌惮地逞凶，当着多个警察和保安的面对我破口辱骂“操你妈！”并且撸胳膊挽袖子冲过来要打我，这时被警察拉住。后来警察在没有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一众人马就对我前前后后地拍照，我很坦然地主动摆好“pose”，配合他们拍照，大概照了有十来张。
警察问我衣服上这句话的出处。我向他们作了详细说明，并且提出愿意帮助他们在网上搜索这句话，警察说这里上不了网。但是我相信他们通过一定的渠道验证了这句话的存在。后来见到的警察有039780、039722、018552，其中018552号警官是地铁派出所张姓副所长（警号、保安号等信息是我即时用手机记录下来的，当时连一支笔都没有带）。
我要求警方向我出具对我进行留置或者其他类别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但是警方称没有。我要求做笔录，先是被拒绝，后来在变换了一个拘禁地点后，才应允我。我于晚上19时自书了一份《我被非法拘禁的经过》交给警方，要求对方“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我告诉警方：这是非法拘禁，我作为律师日后将会告你们，并且会把这件荒唐的事情传上网。
一位警察态度明显和缓，要和我“交流思想”，称：“抗战的时候，国民党很独裁，那个时候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所以发表了那篇遍地是灾的社论。但是这句话放到现在，就很敏感……”云云。
我回应道：我是一个律师，做的是法律工作，我判断是非的第一尺度是法律，符合法律规定的事情没有人能够阻止我去做，违反法律的事情我压根不会去做。“依法治国”不是已经入宪了吗，是依法治国，不是依“敏感”治国。
一警员经过较长时间的伏案工作，终于敲出了一份针对我的“讯问笔录”。我粗略地看了一下：上面关于涉嫌违法的事由是“制造谣言和扰乱社会秩序”。我讥笑着对张副所长说：“你不觉得这太侮辱公众常识了吗？如果把它放到网上去，你不怕这个东西会气死躲猫猫？”张副所长无言。鉴于笔录中多处与事实不符，并且警方不同意我复印该笔录的要求，所以我顺理成章地拒绝在那份笔录上签字。
或许是警方已经查证了那句“敏感”话的出处，或许是与我对程序的熟知和严谨苛责有关，或许是警方觉得凭一件文化衫就拉一个人太过意不去（特别是那个喷粪保安的行为太过出格），或许是受我要告他们和上网的声言所影响，最后警方人员摆出了要和解的姿态，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的要求已经写在纸上，就是“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警方说：如果你愿意，可以让那个保安来给你赔礼道歉。我说：除了赔礼道歉，还要赔偿损失。
晚上8点10分，我离开岗顶地铁派出所。从开始在地铁闸口被盘查，直到被放走，前后历时近3小时。
在和女友回家的路上，我满脸疲惫，感慨万千。今天的环球已然大不同于抗战时期，星星不再是那颗星星，月亮也不再是那个月亮。我不知道，在人类近三分之二的国家已经采用民主制度的今天，因为将某一政党昔日曾经揭示了客观规律的一句历史名言印在恤衫上，而受到后世同一政党（政府）如临大敌之生猛对待的，在当今世界扳着指头数，究竟还能扳倒几个指头？
（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士辉2009年5月15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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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号都记得这么清楚，记忆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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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大妓院转来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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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行吗？某个官员被双规，马上就被外界、家属知道了，行吗？那得有多少说情的啊，好多都勾着联着呢，外界知道了行吗？混蛋啊你！！！！一旦外界知道了，马上会串供、销毁罪证、转移赃物，外界知道了行吗？白痴啊你！！！！
现在基本没有株连九族的事情，在国内一人得到鸡犬升天，你不知道吗？一个人升官后，其他的家人也可能升官或是一起跟着贪、跟着淫，这时把他们一起揪出来不好吗？就叫株连吗？可笑啊你！！！
另外，中纪委抓人，也不会抓我们老百姓，抓得都是当官的，抓得好，都死有余辜，可以肃清党内的毒瘤，净化空气。我们老百姓举双手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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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贪官，不严不密都跑到国外去啦，此文作家咋不说跑到加拿大美国的贪官拐带了多少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挥霍！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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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在拍电视剧，看看越狱把，你的美国主子也干净不到哪去。官官相互，哪里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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