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之弊:中国会因此而落后印度

我们对于计划生育的认识是该改变一下了，做爱和生孩子被计划，再加上经济包袱的重压，中国的生育率只会有减无增。而青年人是国家的希望，是人口红利的主要创造者，印度的人口增长势必会给它的国家带来长远的福利，而我们正在又一次远离梁启超所热烈期望的“少年中国”。

在本世纪下半段，印度肯定要超过中国。很多人认为印度赶超中国是因为它的制度，我不认为如此。——北大教授姚洋

在过去一年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们听到很多关于中国和世界脱钩的问题，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中国是国际分工的一部分，中国从国际分工里实际上是得到好处的，分工不仅仅是对美国有利，对中国也有利。当然这其中会产生很多问题，也就是所谓全球失衡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个问题呢？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负面作用到底是什么，如何去矫正呢？

听到最多的矫正方法是，增加国内消费，减少出口，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我觉得这样一个政策建议，首先是没有理解我们为什么会有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其次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所以才不可能见效。这里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如何来降低经济增长模式的负面作用。

中国经济模式的两大特点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出口导向。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确立的，有两个理论支持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一个是所谓的“梯度理论”，也就是说把全国分成梯度：沿海地区、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我们应该先发展沿海地区，然后根据梯度慢慢发展中东部地区，再发展西部地区，这是为出口导向政策奠定了一个基础；第二个理论支持是所谓的“大进大出”理论，其实就是搞出口加工业，进口原材料，在中国组装生产，然后再出口。这两个理论奠定了我们出口导向政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通过采纳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经济都增长非常快，比如说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还有稍后崛起的所谓新兴化国家，他们的增长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

再有一个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美国的结盟，这点非常重要。邓小平主政之后第一个正式访问的国家就是美国，访美时记者问他，你当了副总理第一个访问的国家为什么选择美国？邓小平说了意味深长的两句话，他说，你们看战后凡是跟着美国走的都富裕起来了，战后凡是跟美国作对的都还很穷。

这些都奠定了我们在80年代的基调。美国也是投桃报李，帮中国进入反苏联盟，然后给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待遇——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对美出口可以享受美国给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优惠条件，比如说它对法国的关税率只有5%，那么中国的关税率也必须是5%，这对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起了关键性作用。

实际上如果我们说16、17世纪西方世界的崛起是搭上了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的快车的话，那么现在则是中国搭上了美国所构造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快车，全球范围内认识到这点非常重要，就是说中国是现存世界体制的受益者。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2001年入世之后中国的出口加速。90年代或更早的时候，贸易的增长速度每年只有百分之十几，2001年之后增长速度突然加倍，完全融入世界体系，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是无与伦比的。

第二个特点是高投资低消费。我们的投资率一直是在30%~40%，储蓄率当然更高了，过去这几年总储蓄率高达52%，也即是说我们创造的GDP的一半以上都给存起来了。但是投资率只有42%，这意味着还有将近10%的储蓄没有用起来，没用起来的部分就变成了国家的外汇储备，给外国人花了。这就是我要说的，我们有浪费性的储蓄。当然，如果投资率很高，反过来消费占的比重就低。在过去的30年间，我们的消费从占整个GDP的70%下降到现在的48%。这其中居民的消费量只有32%左右，其他16%实际上是政府消费贡献的，也就是说相对而言老百姓还是很穷的。这就是我们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两大特点。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经济模式

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增长模式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增长模式是跟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增长模式是有经济学道理的。

那我国的人口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是巨大的农村人口。第二是城市化水平很低。低是和世界平均水平来比较的。举个例子，菲律宾的人均收入是2200美元，我们的人均收入是3400美元，但菲律宾的城市化率是55%，而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45%；第三是较低的人口抚养比。什么是人口抚养比？就是不劳动的人口除以劳动人口，不劳动人口是指16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中国的人口抚养比是0.4，也就说一个劳动力只负担0.4个非劳动力，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美国、印度都是0.6。

以上的三个条件加起来就会造成三个后果。第一劳动力供给非常充裕；第二劳动力工资上涨比较慢；第三劳动者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可能上涨，甚至可能下降，这就意味着国内市场比较小。这三个结果要求我们必须依靠出口。工厂需要一定的规模经济，中国造的鞋占全球70%~80%，也就是说中国造的鞋供全世界消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有个规模经济在其中。中国由于狭小的市场我们必须出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选择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不得已在经济学上来说就是合理的，而且是最佳的选择。

刚才所讲到的是国民收入支出的部分，下面要讲的是收入部分。从收入部分看，劳动者收入在进入21世纪之后就一直在下降，下降12%。而资本的收入在上升，利润率在上升。另外政府的税收所占的比重在上升。这是我们国家很重要的特点。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老百姓相对变穷了。老百姓收入的绝对数字是在增加，人均收入每年是以6%、7%的速度在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却低于GDP的增长速度，GDP的增长速度每年达到9%以上。

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消费少了。我们知道资本收入有很大一部分又重新投回生产中，或者被企业家分红，但企业家都是较富裕的一群人，我们知道越富有的人，他的平均消费占的比重就越低。比如说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比尔·盖茨，他的年收入应该有四五亿美元，而他每年的消费有多少呢？满打满算有 5000万，可以看出消费占他收入是很小的一部分。但一个穷人他的消费占他收入的多少呢？90%，甚至更高，有些人是负债生活。所以说穷人更多的收入会被消费掉，富人有更多的收入储蓄起来。

工薪阶层收入占的比重相对在下降，结果造成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下降。我们国家的国内市场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储蓄率就会上升。要知道中国多数的储蓄不是老百姓增加的，特别是这几年，存量是老百姓占的最多，增量部分主要是企业和政府带来的，而不是老百姓带来的。还要纠正大家的一个看法，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愿意存钱，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国老百姓的储蓄率与印度差别不大，居民储蓄约占GDP的20%。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储蓄高。这些年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长非常快。2007年，北京市税收的增长是45%，一年增长了将近一半，到12月份税收就不收了，收了的话增长可能更多。这种状况对我国经济结构的两个特点影响非常大。

印度和中国采用了不同的发展模式，我们听到的说法是，印度是世界的办公室，中国是世界的工厂。印度人听了特别高兴，因为他们比中国高级，中国是给世界打工的，我们是给世界服务的。这都是胡说。印度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占GDP的比重不足5%，雇用的人数不超过5%，倒是服务业占GDP的55%左右。印度 40%的人不识字，而中国识字率达到92%。实际上印度没有搞制造业不是因为他不想搞，而是想搞而搞不了。因为印度没有我们国家这么好的劳动大军。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印度和中国只不过是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已，从收入、人口结构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虽然在同一条发展的曲线上，但却在不同的阶段上。印度最终还是会跟随中国走，特别是它想经济高速发展的话，最后必定会走上中国这条路。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1979年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急刹车，使得我们人口红利的窗口变得非常窄小，这项政策到现在已经有30年了，通常估计还有15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到2035年我国的人口是要下降的。如果真的发生的话，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空前绝后的。日本人口在下降，现在的人口是1.2亿，如果不做改变的话，到2050年日本人口只有8000万。我们总说日本的挑战，我觉得日本对中国绝对构不成挑战，它是个衰落的国家。为什么美国还能保持世界霸主地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发达国家里唯一一个人口正增长的国家。看人口的增长，主要指标是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也就是一个妇女一生生几个孩子。

现在中国一个妇女一生只生1.8个孩子，而很多人口学家说只有1.6个，这是非常危险的。美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2.2，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保持活力保持人口增长非常重要。看英国，国力增长的时候都是人口在增长的时候，而衰落的阶段也都是人口下降的阶段。英国是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阶段，英国所谓人口红利阶段，即人口转型的第二阶段，较高的出生率和较低的死亡率持续了150年。估计印度也会持续100年，在这个意义上印度会超过中国，就因为它的人口。

在本世纪下半段，印度肯定要超过中国。很多人认为印度赶超中国是因为他的制度，我不认为如此，因为制度在长时间段里是中性的，中性的意思是大家都会学，中国在过去30年里学了多少制度，只要肯变就能学，但人口是学不来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直在鼓吹中国要改变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要从现在开始，不能等再过10年人口快下降的时候再改，那来不及了，到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生了。现在如果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话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是问问周围有几个人想生两个的。哈尔滨做过一个调查，调查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有多少人愿意生两个孩子，结果是几乎没有。因此现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对我们整个国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

如何矫正

那么，怎么降低我们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负面作用呢？

我具体地评论一下我们听到的一些建议。首先是汇率，有人说我们应该让人民币升值，但作用非常有限。长期而言只能解释中国对美贸易盈余的2%，所以汇率的作用不大，不用去看经济学分析，单看2005年汇改之后到2008年，人民币升值了20%，可是外贸出口每年仍然以29%的速度在增长，说明汇率基本上没起什么作用。再者调汇率有分配功能，调了汇率之后，人民币升值5%，我们的企业就要损失5%的利润。另一点会打击出口和就业，还会造成不平衡，对有钱人有好处，对收入低的人没有好处。我自己必须承认我会得意，人民币升值对我的益处太大了，因为我儿子在国外读书，人民币升值10%，我就省了10%的学费。但对国家而言不会有好的影响。而且一旦让人民币浮动起来，一下升到5块人民币对1美元，这意味着多数企业都要死掉，没办法跟顾客去谈了，价格要涨是不可能的，那出口一下就要下来，出口一旦下来，人民币必定要贬值，可能一下会贬回到8，那人民币就在5和8之间动荡，这样的动荡对其他发达国家来说没关系，但对发展中国家却经受不起。

我们的目标是在今后20年或者30年之内，把人民币变成国际货币。国际货币一定是个坚挺的货币，一个高度浮动的货币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为什么这些年来周边的国家都愿意持有人民币，就是因为持有人民币有升值的预期。

第二，提高国内消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困难。我们的收入增长非常慢，老百姓的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还在下降，在这个时候还要谈增加消费有点天方夜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来的时候，当时国家就在谈要增加国内消费，特别是要启动农村消费。就在那个情况下，林毅夫教授提出新农村运动，我们还为国家做了一个项目：如何启动农村消费。但做了之后根本没用。过去10年之间农村消费根本没有起来。如果要提高国内消费就必须要有大的结构性的改变。没有大的结构性的改变，提高国内消费是纸上谈兵。

第三，既然老百姓不消费，那就让政府消费。48%的消费中政府消费占16%，已经很高了。还要去增加政府消费么？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长远之计。现在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增加投资是有利的，因为政府投资直接而且快。但长期而言不应该这么做。政府投资效率不是很高，而且过于集中，对增加就业影响很小。

第四，很多人说要降低出口依赖。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出口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对我们有好处，而且出口多并不是错，出口多增加储蓄。错就错在没有把出口带来的储蓄用起来，而不是出口本身错了。

我的建议有几个。第一个是改善国家的金融体系，更有效地利用出口形成的储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储蓄没有被利用起来？就是因为金融体系太落后了。首先我们的服务质量就很差，我最怕去银行，每次去都把你弄得焦头烂额，我想象的是20分钟半个小时就可以，但实际上你不在里面待两个小时根本出不来；其次是产品非常单一。

更主要的是金融结构就不对，金融业是向国外开放的，但不向民间资本开放，中小银行非常少，中国的银行数是多少？大概不超过160家，还有几千家农信社，但农信社基本上是维持经营，甚至是亏本经营。相比之下，美国有7000多家银行，9000多家信用社，还有几百家存贷款协会之类的机构。但是美国的人口是我们的1/4，说明我们的金融结构是很不合理的。美国有很多小银行，但我们几乎没有，而这种银行才会给中小企业去贷款。

为什么中小企业贷款有好处呢？中小企业吸纳就业。投10万元到一个大企业，可能就业的人数只有1个，但投10万元到中小企业，就业人数可能就有五六个。制造就业有什么好处？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而且是增加穷人的收入。穷人有了收入他才会消费。这就是一个结构调整，这样才能从结构上把消费抬上去。这些年有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企业越来越资本密集化，劳动就业弹性越来越低，这对国家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很大的。

第二，没有资本市场。我国的任何一个省份拿出来都相当于世界上一个中型国家到大型国家的规模。浙江是4000万人口，相当于韩国的人口，韩国是世界上前10大经济体之一。但是我们没有地区性的资本市场。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过地方性的资本市场，浙江非常多，农村叫信用协会，但是没有监管。后来政府开始管了，说这是非法集资。因为政府没有允许正规的地方性资本存在，所以才会出现所谓的非法集资。地方性资本市场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所有的人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是没办法让大家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因此金融业要对民间资本开放。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政府这么担心民间资本进入？当然有安全性的考虑。比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印度尼西亚民间银行出了很多事。小银行多数都是民营资本，自己有工厂，攒了很多钱，然后开银行，把储蓄通过关联交易发放贷款，把贷款都发放到自己的企业里面去了，其实整个银行就成了他的钱口袋。危机不来不知道，危机一来发现他的银行早就资不抵债了，但钱却追不回来。

但我觉得关联交易是可以通过监管解决的，不能因噎废食。的确，国有银行在过去十几年里效率是在提高，因为剥离了很多坏账，坏账的成本由老百姓承担，通过缴税、购买国债最后把它给消化掉。这是银行效率改进的原因。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是其近期在浙江长兴县的一次讲座，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