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事件非民族矛盾 经济改革是祸根?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汪晖指出，去年拉萨“3·14”事件的原因很复杂，不能视为简单的汉藏民族矛盾，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事实上，这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和经济一体化引发的社会危机有关。中国各地都发生过群体性事件，只不过是因为“3·14”事件发生在民族地区，所以才显得异常敏感。民族政策面临的挑战是在社会变迁中发生的。

汪晖也是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访问教授。他昨日下午在中华总商会礼堂以“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为题公开演讲时指出，“3·14”事件发生后，有些中国学者认为是民族政策出了问题，比如各级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在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汉族）间造成了隔阂，因此纷纷呼吁政府重新思考现有的民族政策，他表示同意其中的一些分析，但并不认为应该废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应该加以根据新的条件对之进行改善、补充。

汪晖说，中国政府在1950年代制定民族政策时，虽然参考了苏联的民族政策，但并不是全盘复制，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创新。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中国并没有采取苏联式的加盟共和国那样的联邦制，而是根据本身的民族情况，建立了以民族区域而不是以族群为单位的自治区制度。

他指出，中国的民族自治制度有三个大原则：一、以民族平等为前提，强调民族合作，反对分立；二、在承认民族多样性的基础上，以民族区域而非族群为单位；三、强调各民族的共同发展。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民族政策是行之有效的，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问题。那么，为什么近年来，却发生了“3·14”事件之类的暴力事件呢？

汪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虽然在经济改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伴随着市场化和经济一体化也而来的一些副作用也出现了，如收入差距、城乡差距等，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社会危机，中国各地屡见不鲜的群体性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而“3·14”事件也是群体性事件，只不过是因为是发生了拉萨这样的民族地区，而西藏问题又是高度国际化的问题，才会使得问题变得异常复杂。

不过，汪晖并没有完全排除政治因素的作用。他在演讲结束后回答本地马来社群知名华文学者耶亚华（Jaffar Kassim）的提问时，就明确表示自从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一百多年前插足西藏事务，形成了不同的区域格局和问题，在殖民主义时代和冷战时代，外国势力的干预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而这也正是西藏问题成为国际问题的原因之一。

谈到一些海外藏人提出的“西藏文化灭绝论”时，汪晖承认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在市场化过程中，掌握汉语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也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学生愿意进入汉语学校学习。如何加强双语或多语教育，以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他指出如何兼顾平等与保护多样性，是重新重新思考中国发展问题的关键问题。

这场讲座的反应非常热烈，现场座无虚席，用讲座主席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李元瑾副教授的话说，“还有三十多人得罚站”。演讲由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与南大毕业生协会、联合早报联合举办。

汪晖是中国知名历史学者，被誉为新左派领袖。他在1984年获南京大学硕士学位，1988年获中国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清华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海德堡大学等学府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

汪晖将于10月9日下午2点在南大校园内的华裔馆礼堂举行一场“跨体系社会：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区域视角”的英语演讲，由南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郭建文副教授担任主席。

许多藏人家里供奉毛泽东画像

中国政府1959年在西藏自治区推动土改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赢得了绝大多数藏民的拥护。而当时的中国领袖毛泽东在藏民心目中一直享有崇高地位，被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至今仍有许多藏人在家里供奉着毛泽东的画像。

汪晖教授昨天在演讲中指出，去年拉萨“3·14”事件后，一批年轻学者到藏区做了调查研究，结果发现虽然中共当年在藏区推行土改的过程中，存在着过度暴力的问题，但是绝大多数的藏人，尤其是翻身农奴，确实从土改中得益，农牧业、手工业等经济领域都取得了很好的发展，而中央政府也因此建立了统治的合法性和认同感。

经历过土改时期的老一辈藏人，有很强的认同感，基本不存在离心问题，但1980年代后出生的新一代藏人认同感就比较弱。而这里头的原因是很复杂的。

在答问时，汪晖还提到了藏族民众对毛泽东怀有特的感情。他说，许多藏民至今仍然在家里供奉着毛泽东画像，即使是达赖喇嘛，也曾经公开表达对毛泽东的敬佩之情。据悉，达赖喇嘛1954年到北京见过毛泽东后，就在次年亲自撰写了《毛主席颂——实语祈祷无坏常乐赞文》，把毛泽东比喻成太阳，保护藏族人民的慈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