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勾结利益集团 已成复兴大患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近日发表文章，痛陈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不断坐大对中国社会的伤害，呼吁中国高层拿出老一辈革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勇气，与政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周瑞金曾任上海《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上世纪90年代初，他与人用笔名“皇甫平”发表《改革不可动摇》系列评论，为当时停滞不前的改革摇旗呐喊，引发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交锋。1992年初，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力挺改革派，“皇甫平”声名大噪，成为宣扬改革的一面旗帜。

周瑞金最近这篇约两万字的长文本月11日发表在中国治理与选举网站上。文章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在庆祝中国国庆60周年之后，中共必须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以推进基层民主，遏制基层权力失控，以反思维稳逻辑维护长治久安。

文章说，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寻求非法资本回报。

文章认为，“特殊利益集团”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盘踞”，而且表现在他们寻找政治代言人，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并已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他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上下要挟，左右逢源。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中共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

文章指出，权力、资本和资源的结合不仅滋生腐败，还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近年来，许多有见识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正是看到了中国这种资源、资本、权力三者如此高度的集中，将导致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危险性。

最为严重是“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法系统的渗透。中国现阶段由于法律规范不完备，给了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现行体制对公检法机关的监督力量十分薄弱，给贪赃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2006年深圳中级法院五名法官被“双规”或逮捕，其中包括一名副院长、三名庭长、一名已退休老法官，卷入调查的法官、律师多达数十人，令人心惊。2008年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被免职，令最高法院“颜面扫地”。

而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表明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老百姓被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四大难题”压得喘不过气来。目前贫穷人口已从农村蔓延到城市，就在各个发达地区和繁华都市的灯火阑珊处，都有为数不少的贫民在生存线上挣扎。

对于官方高度重视的维稳，文章指出，有些地方和职能部门常借维稳之名，任意夸大社会上某些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以恐吓和绑架上级，换取更多的财政投入，制造政绩。这种不负责任的“维稳”实际上已经“产业化”了，距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操守更远了。

同时，在维稳防乱的旗帜下，一些地方把那些普通而复杂的利益矛盾政治化，上纲上线，超常规地强化各种传统的管理机制，遏制普通老百姓正当的利益诉求，无视和拖延社会深层矛盾的解决，无期限地推迟本该进行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管理体制改革。

文章强调，正是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勇于与传统政治经济利益结构切割，毅然放弃自己参与缔造的传统理念和执政手法，壮士断臂，大破大立，才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因此，文章呼吁领导层要痛下决心，与只图眼前灯红酒绿而不管将来洪水滔天的“特殊利益集团”毅然切割，要像明史记载的那样：“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