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国年轻一代眼中的六四

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已经过去20年了，如今的中国大学生很少思考政治和民主改革。他们成长在一个经济迅猛发展、不断繁荣的时代。他们为祖国的崛起感到骄傲。而在中国几乎没有一代人能像今天20岁的年轻人一样获得如此多的个人自由。他们的梦想大多是非常具体的事。20年前学生们的政治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对当代年轻人来说是极为陌生的。为此德国之声记者就此采访了一名中国女大学生。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地点是北京北部的海淀区。北京某大学的女学生刘维琼（音译）刚下课。她留着黑色的披肩发，手中还紧紧握着一只玫瑰色的手机。时尚的太阳镜的背后闪烁着一双警觉的眼睛。她开门见山地用英语说道：我打算自己开公司。三年来，刘维琼在大学主攻信息管理专业。她来自中国东南部地区的江西省，并拥有自己的宏伟计划。她打算明年去新加坡攻读硕士学位。她希望能得到奖学金或者是得到一个公司的赞助。因为她不想再成为已经离异的父母的负担了。

刘维琼说："我已经20岁了。然后，等我去那儿念书的时候，我已经21、22岁了。我觉得我已经这么大岁数了，在古代同年龄的女性都有孩子了。如果这还向家里要钱并不是特别光彩的事情。"

刘维琼对她的生活规划作了认真的考虑。她希望先积攒一些当经理人的经验，之后在中国创办一家自己的公司。钱对她来说很重要："没有钱的工作您会做吗 首先，我个人喜欢从商，还喜欢与人打交道。至于金钱方面嘛，这对我也很重要。毕竟我父母抚养我这么多年，父母现在也老了，也需要我供养他们。然后再加上我还有弟弟和妹妹。我还要资助他们念书。"

刘维琼为了自己能开办公司的梦想辛苦地工作着。为了新加坡的学业，她学习英语，并自愿参与大学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活动，帮助四川地震灾区的灾民。但这些并不是没有回报的。参加社会公益活动能够增大她出国留学获得奖学金的机会。她这一代人真的象她经常说的那么自私吗

"我觉得，自私地只想着自己的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人，而是人的通性。现在的独生子女，他们只有一个人，他们很孤单，而家里面又很呵护他们，促使他们怎么想的就怎样做出来。而原来有很多孩子，如果他们那样表现的话，父母就不会把目光放在他们身上。但是我觉得，其实这并不能改变人的什么本质。"

刘维琼的这代人自信满满地走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不像几年前，年轻人还对到欧洲或美国有些眼馋。而如今的年轻人，他们的未来在中国。他们支持政府的方针政策。许多人为他们的国家感到自豪：“"我觉得说不上是自豪。但是我觉得，我如果作为一个中国人站出去，我不会觉得我高你一等，但我也不会觉得我低你一等。我觉得我是中国人，我不会觉得我做美国人就更好一点。我觉得我就只是一个国家的人，但是我爱我的国家，我可以这么说。"

刘维琼不是盲目的爱国者。她十分清楚中国的问题所在：法律规定常常被忽视，这令她感到忧虑。她说，共产党腐败、不民主，但是这些不会对她有什么真正的影响。如今在中国经常能听到的她这样的言论："我觉得增长和发展才是最重要的。只要能够把发展搞上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你能保证，把我们的发展弄上去，那么你专政、贪污都Ok!美国你不贪污、不专政，但是你有经济危机啊。"

刘维琼是在香港对在1989年6月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抗议示威活动有所了解的。当时她在那里做实习。在她的教科书里或是大学的马克思主义课上并没有提到这段历史："中国的学生很勇敢。我觉得，如果我在当时的情况，我可能会加入他们的运动。今天的中国可能不会有类似这样的游行了。因为大部分人的看法其实跟我是一样的。毕竟中国这20年来的发展证明了很多问题。中国的经济现在以这种惊人的速度在增长。如果当时他们推翻了，还会有这样惊人的速度吗 我表示怀疑。"

刘维琼拿出她橘红色的课本。为了参加新加坡大学的英语入学考试，她必须学习。她相信，自己能在那里获得一个学习位置。毕竟她在她的年级里名列前茅。提到新加坡，她笑着说，"那里有很多中国人，这会让她在那里的生活变得更容易。"但是只要中国有一个好的机会出现，她就会立即返回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