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诸葛亮的"隆中对"是历史骗局?

诸葛亮是个受罗贯中著的《三国演义》渲染神化的人物。

从史书来看201年，刘备带兵投荆州牧刘表，屯兵新野，抵抗曹军追击。经徐庶推荐，刘备三顾茅庐，访求隐居在隆中（湖北襄阳西）的诸葛亮。诸葛亮是当时荆襄地区士人的领袖。以刘备当时寄人篱下讨生活的处境来看，他尚不能自保，而当时的形势变数又很大，谁也不能预料有曹操的赤壁之败和孙权的态度，诸葛亮凭什么能对刘备指画形势、提出占据荆州、益州为据点、“西和诸戎，南扶夷越”、东联孙权、内修政事、等待时机、进兵中原、“匡复汉室”的“隆中对”。我始终认为，著名的“隆中对”的远见卓识是后世的文学作品。

208年，刘表病死，少子刘琮继立，曹操趁机率领二十万军队南下荆州，刘琮新立，大权又由母亲蔡氏掌控，惧曹军强大，便纳表投降。刘备只得从樊城率军民向江陵撤退，行至当阳长坂坡时，为曹操率精骑赶上，刘备大败，转而东走樊口（湖北鄂城西北），并派诸葛亮到东吴劝说孙权共同抵抗曹军。

诸葛亮来到江东，谈孙、刘联合，共抗曹操一事，双方一谈即合。

赤壁之战以后，刘备积极谋取荆州的南郡、长沙郡等四郡后，于216年，进军益州，迫使刘璋让出益州。219年，孙权乘蜀将关羽北上与曹军作战的机会，命吕蒙偷袭江陵，杀关羽，夺取了荆州。222年，曹丕见蜀、吴之间有隙，封孙权为吴王。刘备为夺回荆州，亲率大军出巫峡，攻吴。据说，大军连营七百里。孙权任命陆逊为大都督，在夷陵（湖北宜昌东南）火烧连营。刘备大败，退往白帝城，病死。229年孙权在吴称帝。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223年，刘备病死以后，其子刘禅继位。诸葛亮受遗命以臣相辅佐。当时诸葛亮联吴抗曹，这是必然的方针。因为对于一直打着与代汉的曹魏“不共戴天”的蜀汉王朝来说，在政治上必然要对曹魏采取攻势，这就必然要顾及处在长江中下游的东吴的态度，既然蜀汉不能同时既反对篡汉的曹魏，又反对有仇的吴国，将自己置于不利的“两线作战”境地，那就必然要选取对自己政治上有利的对外政策。由于对曹魏的关系是不能“两立”的“公忠”之事，而同孙吴的是“私仇”，因此，诸葛亮权衡再三，毅然决定实行联吴抗曹的方针。派邓芝到吴国修好。吴国也认识到自己真正的强敌是曹魏，因此，也愿意同蜀汉修好。蜀汉也趁同吴国修好的时机，向南用兵，巩固后方。

当时，西南夷的大姓，益州郡雍闿、牂牁（贵州遵义）郡太守朱褒和越隽（四川西昌）夷王高定等乘刘备病死，发动叛乱。225年（蜀建兴三年）诸葛亮为了巩固政权，解除后顾之忧，亲自率军南征，他采用了参军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实行在军事上用兵，政治上安抚的政策，使战争进行的很顺利。此时，益州郡的雍闿已为孟获所替代，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使孟获口服心服。军队南征回师以后，诸葛亮又吸收少数民族酋帅参加蜀汉政权，担任各种官职。还以蜀汉的文化技术帮助少数民族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经济，诸葛亮在南方少数民族中实行的这些军事、政治、经济措施，对于巩固蜀汉的后方，扩大蜀汉的政治统治，并对以后补充兵力、人力、物力同曹魏抗衡起了一定作用。

诸葛亮还大力整顿朝政，革除刘璋以来法令松弛的积习和官吏办事因循守旧的问题。他厉行考绩，坚决采取“任人唯贤”的政策，选拔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干练之士充任各级官吏，又制定汉科作为官吏办事的规范，据说当时“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历，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史称诸葛亮治蜀。

在曹魏、孙吴、蜀汉三国中，蜀汉最小，又要进行长年的战争，因此诸葛亮十分重视蜀汉的农业生产，除鼓励农民努力生产外，还组织屯田。在都江堰专门设置官兵，对该堰实行管理、保护和维修。他对生产蜀锦和煮盐等手工业也很重视，将这些手工业产品同曹魏和孙吴两国进行贸易，以增加国家收入。为同曹魏作战，需要山地运粮，他总结了劳动人民的经验，创造出一种简易方便的运粮车，称之为“木牛流马”。此外，他还发明了一种能够连发的弩箭，用于作战。

对于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攻势，司马懿都采取守势，当时诸葛亮每次所率的十万左右大军，一切军需和粮食都需从剑南运到前线，千里馈粮，士有饥色。诸葛亮也往往因为粮尽而不得不退兵。234年（曹魏青龙二年）二月，诸葛亮第六次出祁山时，十万大军由褒斜道北抵渭水南岸，司马懿依然采取战略防御的方针，率二十多万军队驻扎在渭水南北两岸，并不应战。诸葛亮分拨一部分兵力在渭南屯田，佯作久驻之态势。两军对峙六个月之久。无论诸葛亮用什么方式来激司马懿出战，司马懿都不为所动，坚持不出。该年八月，诸葛亮在渭南的郭氏坞病死，终年五十四岁。他为蜀汉政权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死后，蜀军退回汉中。

我们再来分析诸葛亮为政。在刘备死后，蜀汉这个政权在政治上不易收拾。当时全蜀“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在这么一点人口中，却有“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不说刘备征东吴，损失了多少蜀地子弟，即在诸葛亮主持蜀汉军政大事时，战士的人数竟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近二户要出一个战士，八个人负担一个战士，这是多么沉重的负担。不管诸葛亮治国能如何“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讎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亲必戮……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但诸葛亮要靠这点“家底”和政绩，屡年“穷兵黩武”，这样滥耗军力民力，我认为其战略眼光和贤明就另有别说了，如果不是因为还有其他原因的话。是否同益州土著地主集团的反抗有着密切关系，还需要认真加以研究。

（详情请参见张绥著《中国人的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