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并非“负面价值”的代言者

为青年人构建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和良性的社会流动机制，使“富二代”不会因其富而承受不该承受的来自原罪的道德压力，“贫二代”也不会因其贫而承受不该承受的来自物质的压力，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让中国更好更快地走向“富N代”的“共富社会”。

当下的中国社会，“富二代”、“贫二代”、“房奴”、“蚁族”……一个个急速刷新的热门词语，以撞击公众敏感神经和刺痛社会软肋的“另类”话语，形象而精准地刻画了青年群体成长的原生态，敏锐而独特地隐喻了社会深度转型和阶层显性分化过程中叠加在青年群体身上的精神标签。

“贫二代”：不甘“向下的青春”

据学者调查，“蚁族”中50％以上来自农村，20％来自县级市。“也就是说，七成以上的‘蚁族’来自农村和县城，来自省会和大城市的‘蚁族’不足7％。他们是典型的‘贫二代’，很多家庭年收入不超过5万元。一个‘蚁族’从家里出来，身上肩负了父母的希望、弟妹的嘱托和全家的期望”。

“他们有的是背景，我有的是背影儿”——在当下越来越丛林化的社会竞争中，社会阶梯的攀爬显得更加困难。“贫二代”和“富二代”两者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可比性。试想，当你在某偏僻的乡村高中焚膏继晷、日夜苦读，掌握书本知识时，人家可能已经从美国留学归来，操作起一个公司的业务。再试想，“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无论是人生起点还是社会实践，都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先天优越的生存条件，为“富二代”注入了别样的成长激素，这使得他们“天然地”在社会竞争力上要强于普通人。“贫二代”则相反，随着民间财富高速增长，他们却背负着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双重压力，在求学、就业或创业途中，难免遭遇有形、无形的困难，需付出更多努力。

然而，作为一代成熟而理性的青年公民，要敢于直面各种问题乃至不美好的事情，毕竟不能只做“温室里的公民”。对于各种不美好的社会现象，基于理性的判断，才不会流于愤世嫉俗，才不会以发牢骚为快，才不会遭遇挫折就灰心丧气。再完美的社会都有不公平的瑕疵，再不公平的社会穷人也可以出头。在我们身处的这个还不完美的社会里，“贫二代”既然不可能在畸形的“拼爹游戏”中获胜，理所应当努力成为“拼二代”。

没有人说，“贫二代”一定更坚强或者一定更颓废；也没有人说，“富二代”一定更堕落，或者一定更精英。其实，如今的富人群体、精英群体，其祖辈有几个不是农民或贫民？那么，照这样看来，即便是“有背景”的“富二代”们又何尝不是“贫后代”？“2009中国大学创业富豪榜”，对1999年以后我国普通高校的毕业生、结业生、肄业生、辍学生和在校生“自主创业”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上榜的创业富豪基本上都是白手起家，或自筹资金，约占上榜人数的九成，有家庭资助的仅占一成。

“富二代”：并非“负面价值”的代言者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富二代”本身就是一个带有强烈的阶层暗示意味的符号，它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占有极大财富的阶层正在试图以财富持续增值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但贫与富不是衡量一个群体品性优劣的标准，富不是什么罪过，只要是通过合法途径发家致富，人们无权加以指责。

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家族财富的世代传承，不仅困扰着中国的富人们，也一直是世界性难题。麦肯锡的一项研究表明，约有70％的家族企业未能传到下一代，87％未能传到第三代，只有3％的家族企业在第四代及以后依然经营。然而，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地，经久不衰的商业家族也比比皆是。美国的福特、洛克菲勒、福布斯这样的家族到现在都没有衰落。而日本有的商家买卖往往从江户时代就开始，至今还是家门兴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笔者认为，关键还是要调整人们的价值期许：要还原“富二代”道德与社会责任的公民标准、而非富豪标准；健全新富阶层的法治环境，杜绝财富特权。曾经，“拿钱搞定一切”的少数纨绔子弟，其一桩桩恣意炫富行径、一起起血腥飙车惨案，硬生生地将整个“富二代”群体卷进了道德舆论的漩涡，在社会放大镜和显微镜的过度渲染和聚焦中，整个“富二代”群体一度“很受伤”地成了“负面价值”的代言者。

的确，把“富二代”的问题，简单归结为“富人有问题”，绝不是一种理智的态度。但“财富是道德的包袱”这句西方谚语告诫人们，更不能助长金钱逼退社会底线的风气。可以说，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平等意识，不光是当今“富二代”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不富的人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后富起来的人们，同样可能寻找权钱交易的新空间与新规则。

推动中国走向“富N代”的“共富社会”

社会转型在加速，贫富差距在拉大，如何塑造一个平等、和谐、共富并且充满活力的未来中国，不光最大限度地考验着社会各界的包容意识和承受能力，也考验着执政者的管理智慧。“衙宅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温家宝总理有句名言：“推动社会公平正义是政府的良心。”优化社会结构，改造社会大环境，撬开贫富层际流动的壁垒，消弭贫富层际心理的断裂，使青年群体尤其是“贫二代”们公平地分享与其奋斗打拼相值的发展际遇和改革成果，已是政府的当务之急。

如果社会是公平公正的，“富二代”不会因其富而承受不该承受的来自原罪的道德压力，在精神上就可以更加舒展，更加坦荡；“贫二代”也不会因其贫而承受不该承受的来自物质的压力，在求学、求职中能有公平的机会，从而就会更平和、更自信。但是，我们不能不为之担忧的是，改革开放30年后，社会中的阶层分化与贫富壁垒进入固化过程，近年开始出现的“富二代”、“贫二代”、“房奴”、“蚁族”现象，都凸显了出身命运的世袭化、阶层流动的凝滞化、社会结构的板结化、社会竞争的不公平化、发展际遇的非均等化和改革成果的非共享化……“贫二代”所能获得的上升机会渐少，上升流动的空间和通道渐窄，贫富二代的父辈差距正被复制到子代身上，如此循环往复，“贫二代”只能看到自己不太美好的未来，甚至自己下一代不甚美好的未来，这恰恰是日益加深的社会隐忧。

对一个社会来说，“贫二代”能否获得成功是比“富二代”能否成功更为深刻的一个社会命题。要知道，“贫二代”消失得越快，更能证明社会流动渠道的畅通性和公正性，更能显示社会的生机与活力。

为此，笔者建议，按照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政府应该大力改革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等，努力建立一个开放的、能流动的、有活力的和谐社会，努力形成中产阶层比较大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使公众尤其是青年看到向上流动的希望。

政府应进一步修正与完善公共政策和制度，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建立较好的社会保障，减轻公众尤其是青年所负担的国民生活成本，使“贫二代”在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坚实基础上，对生活和未来充满希望。而“富二代”的成长同“贫二代”一样，需要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他们需要的是社会大熔炉，而不是什么小灶。这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工程，也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理想和目标。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在许多大中城市，由于房价越来越远离许多普通家庭的实际支付能力，住房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在某种程度上已演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城市房价虚高下的“住房挫折”，对于作为“房奴”、“蚁族”和“新生代农民工”的青年影响最为深远。青年要成家立业及维系家庭健康发展，对住房有新的刚性需求。因此，应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青年住房这一事关民众福祉、社会稳定和政府权威的重要问题。

身处一个民族复兴和国家兴盛的时代，我们不仅要关注转型期青年价值观的重塑和引导，而且要下大力气构建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为青年人构建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和良性的社会流动机制，使他们朝气蓬勃、神采飞扬。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让中国更好更快地走向“富N代”的“共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