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首位华裔陆军将军傅履仁逝世

美国首位华裔陆军将军、百人会前任会长傅履仁先生因心脏病发作，于5月11日在马里兰州国家海军医疗中心逝世，享年75岁。傅履仁1934年出生在北京，父亲傅泾波是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秘书。傅履仁毕业于乔治城大学，在美国陆军服务33年，任职军法处总监，成为美国第一位华裔陆军将军。退役后曾担任麦道中国总裁、波音中国副总裁。2006年，年逾七旬的他接任美国华人精英团体百人会掌门人。

北京出生的美国华裔将军

傅履仁1934年出生在北京，1949年，15岁的傅履仁跟随全家到美国。

在乔治敦大学读二年级时，傅履仁在一个聚会上认识了还在读高中的宗毓珍，两人后来结为伉俪。宗毓珍出生在苏州，1937年来到美国。宗家有五个女儿，号称“五朵金花”，宗毓珍排行老三，她最小的妹妹，就是后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担任女主播的宗毓华。“我认为太太是五朵金花中最漂亮的！”傅履仁开玩笑说。

步入军界发展，对于傅履仁来说完全是一个意外。

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实行强制兵役制度，所有20-25岁的美国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傅履仁在上乔治敦大学的时候，部队到大学里征兵，应征入伍后就可以参加预备役军官培训课程，毕业后就可以当军官。但只有美国公民才有这个资格，而此时傅履仁尚未加入美国国籍。

从乔治敦大学毕业后，傅履仁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学习。临近毕业的时候，他收到了征兵的通知。这个时候，傅履仁正准备结婚，如果是入伍做普通士兵，则无法养家。“很幸运的是，这时我拿到了美国国籍。”于是，傅履仁开始联系入伍事宜，“我当时海陆空军都联系了，空军因为我戴眼镜，不要我；海军陆战队需要参加极其艰苦的训练；陆军不需要这些，所以我最后加入了陆军。”

最初，傅履仁的打算只是服满三年兵役。当时他的服役地点是旧金山，条件很不错。三年期满，陆军方面希望他能留在军队，傅履仁提出的条件是到欧洲工作，“他们说：‘没问题’。就这样我成了职业军人，而且很幸运，一步一步做到了美国陆军法务总监的职位。”

原本3年的服役，最后成了33年的职业。1984年，傅履仁晋升准将，1989年再升为少将军衔，他是美国陆军第一个得到将军头衔的华裔。

在长达30年的戎马生涯中，傅履仁研究和制定了一系列军事法律，出任过美国驻越南陆军检查部行政及民事法律处主任、陆军军法部诉讼处主任等要职。

曾经有人问过傅履仁作为一个华裔在美国的军队获得快速晋升的秘诀是什么，“好好做事！”他这样回答道。多年以前，有一次他以上校身份跟随部队出访英国，一名英国军官如此对他说，“对不起，我无意冒犯，但你这样的身份若是在英国一定不可能有晋升。”这个评论一度使他心生疑惑，不禁对自己的前途担忧起来。当他把这样的担忧告诉长官时，“好好做事！”他的长官这样告诉他，从此这四个字也成了他工作时的座右铭。

在美国并没有因为华裔的身份受到过特殊待遇，回到中国却碰到了尴尬事。1988年，傅履仁跟随美国陆军代表团访华。这是他自1949年离开中国后第一次回国，心里非常感慨。一次，代表团一行在上海的友谊商店参观，陪伴他们的是一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群人当中，长着一张中国人的面孔却穿着美国军服的傅履仁特别“醒目”。友谊商店的一个营业员忍不住问他，“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呀，你怎么跟他们(美国军人)穿的一样，你是不是冒充的？”对此傅履仁有点无奈；“如果我们与美国打仗你站在哪边？” 那个营业员继续锲而不舍地问，傅履仁想了想，“你想我站在哪边呀？”他这样回答道。

从军界到商界

1993年退役后，傅履仁加入McGuire Woods，Battle＆Booth律师事务所，成为华盛顿所的合伙人，主要负责国际业务，为中国和香港地区投资客户提供咨询。

1995年，经由美国前国务卿黑格将军推荐，他进入美国麦道航空公司（后被波音公司收购），出任美国麦道飞机公司副总裁兼美国麦道（中国）公司总裁，全面负责公司在中国的战略发展和商务，包括市场开发，麦道90飞机的生产和销售等，并经常与中国政府的重要领导，航空公司和飞机制造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打交道。1998年，他又担任美国安然国际(中国)公司董事长，负责安然在中国的全部业务，包括能源项目的开发和运作。2001年，傅履仁又进入SPECTRUN GROUP咨询公司，该公司主要由退休的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组成，提供市场信息和咨询服务。

与美国其他出身军界的管理人才一样，军队的管理经验让傅履仁在商界游刃有余。“在军队的时候，我管理着1600名军官，还有差不多2000名士官。所以在进入麦道、波音这样的大公司时，在管理上还是有相同之处的。”当然，傅履仁的华裔身份和会讲汉语对麦道公司也很重要，“那时候中国的人才还少，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来帮助他们开拓市场。后来中国本土人才越来越多，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也逐渐本地化了。”

出任百人会会长

在2006年5月正式出任美国百人会会长一职之前，傅履仁已经是百人会多年的成员。他的家族背景、从军经历以及在华盛顿公共政策机构“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担任理事等因素，让他显得更为适合完成百人会的任务：促进中美的相互理解。上任后首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傅履仁表示，自己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很想在家享受天伦之乐，可是几个老朋友极力相邀，他只好答应，但说好只做两到三年。

成立不到20年的美国百人会，虽然已经是美国华人团体中的佼佼者，同时在大中华地区也享有非常高的声誉，但是仍然需要做大量工作以提高在美国的影响力。傅履仁希望在任期间能在华盛顿地区提高百人会的声望和影响力，尤其是在国会的声望和影响力。“一句话说，就是增加接触，提升影响（increase visibility and influnce）”。傅履仁认为，让美国国会增加对中国的认识非常重要。“有一些国会议员是没有护照的，他们从来没出过国，在制定对华政策的时候要依靠他们的助手。”

百人会致力于提高华裔在美国的地位。 1996年，百人会就美国12家主要媒体和国会委员会对被卷入政治捐款事件的美籍华人展开的不公正调查提出异议，并为受冤华人辩护。2000年，百人会领导16家美国亚裔团体，为美国大众了解李文和事件不公正处理过程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是为了寻找和平，我们希望公平合理地对待每一位公民”傅履仁说。

由于百人会是一个民间团体，在影响美国国会方面就要采取特殊的办法。“我们不是政治游说团体，所以我们必须很小心。百人会一般都是通过与国会议员的私人接触来增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比如著名艾滋病专家何大一先生，他到华盛顿，我们会请几位国会议员来共进早餐，我们只谈何先生现在做的事情，他对中国社会的贡献。我们不谈政治问题，那不是我们做的事情。”

关于美国百人会

1989年，贝聿铭、马友友以及40名其他杰出的美籍华人创办百人会，它是一个由美籍华裔杰出人士组织的非政治、非赢利组织，宗旨是加强美、中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为美籍华人争取更多的各种机会。

经过10多年努力，百人会已经成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华人民间团体。1998年，应白宫之托，百人会为准备克林顿总统访华的国家安全顾问贝克新编再版1996年撰写的美中关系白皮书《求同存异》，克林顿总统在访华期间发表讲话时引用了白皮书的部分段落。每年，百人会都召开年会，在年会期间，会邀请美中问题专家学者，美中两国政府官员来演讲。

百人会成立时人很少，只有五六十人，也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和工作人员。现在会员已增加到149人，总部设在纽约。不但有了全职的工作人员，而且组织机构也比较完善。

加入百人会有严格的标准，申请者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要在全美甚至全世界都有建树，愿意利用自己业余的时间为推动百人会的宗旨尽力，同时必须有3个会员推荐，百人会还有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进行审核和批准。百人会包括了几乎所有美籍华裔中的精英，如雅虎创始人杨致远、美国唯一的华裔州长骆家辉、著名爱国华侨陈香梅、好莱坞著名电影导演吴宇森、著名音乐家谭盾、著名流行病研究家何大一等。

尘封往事：我的“爷爷”司徒雷登

提起傅履仁的父亲傅泾波，就不得不提起另一个人的名字——司徒雷登。

1918年秋，在天津，傅泾波与当时身为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的司徒先生结识；此年，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校长，傅泾波也从北大转到燕京大学边读书，边给司徒雷登当助手，自此有了长达44年的追随。司徒雷登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培养了许多中国学生，有不少后来成为国民党、共产党的高官，包括后来的外交部长黄华。

1946年7月9日，杜鲁门正式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提出两点要求，一个是任期结束后希望回到燕京大学继续教书，另一个是希望傅泾波继续担当他的助手，美国方面同意了。

1949年8月，国共和谈彻底失败，主要调停人司徒雷登带着助手傅泾波无奈返美，几十天后傅履仁与母亲一起前往美国与父亲团聚。在国内，毛主席《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传阅大江南北，而远在美国的傅家人对此一无所知。

“我并不是一个政治家。”回到美国后司徒雷登经常这么跟傅履仁说，但对于青年时代的傅履仁来说，他无法体会这位外国老人说这句话时心中的苦涩。司徒雷登一生并无积蓄，晚年偏瘫，全赖傅家的照料。临终之前，他拜托傅泾波两件事，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给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葬在中国。

1962年，司徒雷登在美国抱憾去世。为了完成司徒雷登的遗愿，1972年，傅泾波曾偷偷回了一次国，但终没有成功。1988年，傅泾波离开人世，将司徒雷登的骨灰留给了儿子傅履仁。

没有人知道司徒雷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些什么，也没有人知道，是否他对1949年在南京作出的那个决定后悔。

那时，各国大使纷纷从南京撤离，而司徒雷登留在了南京。在傅泾波的帮助下，他与曾经的燕京大学学生、时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的黄华取得联系，提出希望北上北平，与中共领导人会面。在后来的日记里，司徒雷登写道：“毛泽东称，我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

司徒雷登于是电请华盛顿批示。在等候批复之时，傅泾波数次劝说司徒雷登“先斩后奏”，促成与中共领导人会面的事实。然而一生中对傅泾波言听计从的司徒雷登这次没有按照他的劝说行事。1949年7月2日，华盛顿复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

很多年后，《纽约时报》的老中国通西摩·托平写道，如果当时北京和华盛顿的对话渠道能继续保持，则“很多误解和以后20年亚洲的许多苦难都有可能避免”。

这个判断也许有些乐观，“司徒雷登只是一个大使，而当时华盛顿的局面很复杂。”傅履仁说。但他同意，如果当时司徒雷登能够成行，历史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写。

1995年，从军队退役的傅履仁出任麦道公司驻中国总裁。回到中国后，傅履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了美国驻华大使馆，他说：“司徒雷登曾经做过美国大使，他的相片还在你们这里呢”。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在北大做演讲时再一次提到了司徒雷登的名字。

50年之后，相片上傅履仁那只曾搀扶司徒雷登的手，现在则用来推动中美的相互理解。

2008年接受中国记者采访：小时候就盼着中国能强大

记者：您只在北京生活了15年，但至今您仍是一口流利的京腔，可见北京在您少年时代留下了深刻印象吧？

傅履仁：我1934年出生，1937年就发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和日本军队占领中国，而在此之前中国也是饱受外国列强欺凌，我小时候就觉得中国太弱了，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所以，我小时候就希望中国人有朝一日能站起来，盼着中国能够强大。现在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也强大了，我感到非常自豪。

我小时候家里生活很苦。在发生了珍珠港事件后，我父亲傅泾波跟当时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一起被日本人软禁了起来，我们家人口多，有20多口人，都吃不饱肚子，经常靠亲朋好友接济。我小时候经常吃窝头，最苦的时候只好吃“混合面”，那种东西其实是喂牲口吃的。

我至今还记得，在1945年的时候我父亲接到了一个电话，禁不住说了句“阿弥陀佛”，原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我们当时都非常高兴。在中国内战期间，我们辗转于北京、上海和香港，1950年到了美国。

记者：在1988年，阔别中国40年后，您首次回国，当时您觉得北京发生了什么变化？

傅履仁：当时我是随美国的一个陆军代表团访问中国，代表团团长是一位四星上将，我们乘坐专机访问了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当时我们都穿着陆军制服。在上海的时候，商店里的一位女售货员就好奇地问我：你怎么跟他们穿一样的衣服啊？你是不是冒充的啊？看到我穿着美军制服却能说中国话，那位女售货员感到很惊奇，经常跟我问这问那。在南京的时候人们见了我们都喊：“苏联，苏联！苏联人来中国干什么来了？”原来，在那个时候，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好几年了，但来中国的外国人很少，好像只有苏联人才来，难怪人们会把美国人误以为是苏联人。

“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在改变”

记者：您1995年再次回到北京，先后出任美国麦道(中国)公司总裁、美国波音中国公司执行副总裁和美国安然公司董事长，在您眼里，那时的北京又是怎样的？

傅履仁：我从陆军退役后先在华盛顿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做事，后来麦道公司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去担任该公司驻华代表，我认为这是个机会，就答应了。我先后在北京差不多生活了5年时间，经常往返于北京、上海、西安和成都四地。

当时的中国已经非常开放了，经济得到了大幅发展，电视里也有很多广告，而且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经常能听到台湾方面“反攻大陆”的口号，但当时在大陆我就没有听到这类口号。此外，中国出现了很多的高楼大厦，而且承包商通常来自中国香港、新加坡或其它国家和地区。

记者：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您觉得这一政策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变化？

傅履仁：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在世界上已经成了经济大国，中产阶层增加了很多，贫困人口大大减少，这一点就连世界银行都为之惊叹。可以说，现在世界对中国、对中国人的看法都发生了改变。刚刚结束的北京奥运会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强大，大大加强了中国的“软实力”。加拿大媒体曾报道说，加拿大的华人对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其实美国的华人也一样。

记者：百人会曾在1993年和2005年分别就“美国人的对华态度”进行了民意调查，两次调查结果变化巨大。结合您个人的经历，您认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傅履仁：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美国人提到中国就只有两种印象：战争和贫穷，可见对中国的印象是多么负面。毫无疑问，现在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走上了正轨。当然，也有一部分美国人认为，他们失去了就业机会是因为中国的缘故，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尚需要做美国民众的工作。

“希望让美国民众更了解中国”

记者：百人会致力于促进中美交流，最近在这一方面都采取了哪些举动？

傅履仁：在去年11月和今年8月北京奥运会期间，百人会邀请了美国媒体的一些有影响的人物访问中国，他们好多人都是第一次去中国，回来后有的还在《纽约时报》上撰写文章，讲述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此外，他们也去了遭受地震灾害的四川，对当地居民抗震救灾的事迹很感动。总之，百人会希望增加美国基层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希望在促进中美交流方面做一些自己的工作。

记者：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过而立之年，也面临着新的复杂形势，您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期待？

傅履仁：我希望中国的经济继续增长，希望中国继续繁荣发展。虽然西方总是对中国的人权等问题横加指责，但对中国来说，稳定才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人权是能吃饱饭，中国在减少贫困问题上取得了多大的进步！中国需要时间，前途是无量的，我对中国前景感到非常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