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写真：三位90后农民工的生存故事

编者：他们进城追逐梦想,却不想重蹈父辈的旧辙；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却被许多城里人指指点点。在“80后、90后”之外,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标签是“新生代农民工”。据统计,中国现有农民工2.3亿人左右,新生代农民工占六成有余。

诚然,在他们身上,确实存在“三高一低”现象——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作一名生产线上的工人,他们的父辈可能会更加合格。但是,无论是他们对工作环境的“挑三拣四”,还是日常消费中的“寅吃卯粮”,人们悄然发现,以个性与自由为特征的公民意识,正在一个个新锐的灵魂上悄然发育。历史的车轮,开始被他们推动。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认为,目前呈现的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大部分是媒体、学者、官员赋予的,而真正的新生代农民工缺乏自我表达渠道。近日,南方农村报记者走近东莞新生代农民工,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探寻他们的内心世界,发现属于这个群体的青春与梦想。

正文：

3月18日晚8点,来自重庆的公禄和广西的阿欢穿上了崭新的溜冰鞋,在东莞塘厦镇莲湖广场上来回穿梭。他们同是1990年出生,在同一个电子厂打工,住同一间宿舍,前一周同到商场各买了一双价值五百多元的溜冰鞋,“刚发的工资用去了一半”。

阿欢一个漂亮的旋转惹来路人的阵阵喝彩,一旁路过的几个“厂妹”露出了崇拜的眼神。

在她们身后,鸭脖店老板海波大声地叫了一声“好!”。海波来自湖南,和这几个溜冰的哥们混得很熟,因为他们经常会在溜完冰后到自己店里买根鸭脖啃。而公禄和阿欢甚至索性把新买的溜冰鞋寄存在海波的店里。

“留守童”公禄 攒钱替父还债 开店为母圆梦

“我当时就痛恨爸妈,怪他们为什么不管我!不过出来打工了,就知道父母的艰辛了。”

公禄出生在重庆奉节的一个小村庄里,不过到现在他还没有去过重庆城里。

公禄11岁那年,他的父母就前往南方打工,小公禄便成了千万名留守儿童中的一员。

和大多数留守儿童一样,他小时候每个月控制的金钱比同龄人更多。哪怕只是区区两百元,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学生来说,已经足以在朋友面前炫耀。虽然生活费充足,而不懂得照顾自己的公禄,最常吃的却是炒饭和炒面。

“我当时就痛恨爸妈,怪他们为什么不管我!”公禄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一直在摇头,“不过出来打工了,就知道父母的艰辛了。”

15岁那年,初中还没毕业的公禄就被父母带到广东打工,刚开始每个月的钱都给母亲保管,一年能存下四五千块。

曾经在印刷厂干过的公禄说,当时为了学点印刷技术,必须忍受很封闭的环境。因为印刷车间要控制温度,所以空气流动性差,而印油味又很浓,工人们从来不戴口罩。很多人皮肤过敏,从鼻子两边开始发红,“以前那个工厂里每个人都是红鼻子。”

公禄觉得这是件“搞笑”的事情,所以干没多久就辞职了。

体验过了工厂的苛刻和赚钱的艰辛后,公禄仿佛在一夜间长大了,他开始替父母着想。

家里去年盖了两层的房子,还没装修,父亲说欠了1万多块。公禄暗暗给自己下了个任务:把这钱慢慢还了,然后再把家里装修一下。

为了攒钱,公禄花钱开始节制起来,他给自己定下规矩:手机话费50元钱封顶,打到欠费了就不打了,等下个月发工资再充。

今年工资涨了100元,可公禄觉得涨得太少了,自己的“攒钱大业”一年半载恐怕很难实现。

“我现在就想找个人督促我,存点钱,不然都花光了。”公禄想把家里的房子搞好后再赚个四五万,然后在老家的一个学校旁边开个小卖部,专做学生生意——这曾经是母亲的梦想。

“月光族”阿欢 泡女找自信 辞工嫌菜辣

“你养我好么?”

“我哪养得起?”

“那就等你养得起再说吧。”

性格迥异的公禄和阿欢因为同一份工作相识,现在这个电子厂不用经常加班。他们看中了这家工厂的自由。

阿欢出门打工5年,现在烟酒不离。每月一发工资,阿欢便去买一条哈德门烟,5块钱一包,最快3天就抽完了。

“我们平时很自卑的,走到哪里都觉得低人一等,主要就是没钱。”阿欢叹气。

而面对外面的诱惑,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能做的只有把赚来的钱花光。之前,阿欢还能每个月寄两三百块钱回家,现在总是有诸多借口不寄钱——买MP3,充话费,买衣服……月薪1300元的阿欢经常举债度日。

去年某月,阿欢一发工资就买了3套衣服,花了近1000块,都是名牌。有些很闪亮的衣服,专门在溜冰场里泡女孩子用。

在溜冰场,5元钱的门票能换来极大的满足感。

“我一上舞台,就毫无顾忌。”因为溜冰技术好,阿欢总是能吸引很多女孩子的目光。

经常有女孩子跑过来要手机号,阿欢总会装糊涂:“要手机号干嘛?”

“教我溜冰啊。”女孩低声地说。每当这时,阿欢就会有种飘飘然的感觉。

“泡妞靠三大法宝:金钱、身材、口才。”阿欢一脸坏笑,他说自己就是口才好,另外两样都没有。

阿欢最得意的事情是一天把三姐妹都“泡”了:一个约滑冰,一个约唱歌,一个约逛街。

一场让他刻骨铭心的恋爱。

自己跟那个女孩在同一个工厂打工,两人感情很好,一下班就黏糊在一起。可是女孩的父母也在同一个厂,发现两人关系后,嫌阿欢没钱,强烈反对两人拍拖。

有一次阿欢去找女朋友,被其父亲等几个人拉到偏僻地方打了几巴掌。阿欢从小到大从来没受过这样的侮辱,本想找几个兄弟报仇,但是念及自己跟他女儿有真感情,此事最终作罢。过了几天,阿欢离开工厂,流浪街头。流浪的那个星期,阿欢每天只花1元钱买个面包度日。“花花公子”阿欢对女孩子也很无奈。

他追过的一个女孩子曾问他:“你养我好么?”“我哪养得起?”阿欢咋舌。“那就等你养得起再说吧。”抛下一句话,女孩扭头就走。

而对于工作,阿欢则显得有些“挑剔”。他有一次辞工,就是因为嫌饭堂的饭菜太辣了,“全是红的、绿的,怎么吃啊?”

“幸运者”海波 亲戚支援开小店 高峰利润月过万

“我们90后不像你们80后,我们对创业没有激情。”

和公禄、阿欢相比,海波比较幸运,因为他现在有了自己的小店,收入也比进厂高很多。在别人眼里,他是成功的“创业者”。

海波的父母长期在湖南株洲打工,自己从小在湘潭跟着奶奶长大。2005年初中毕业在家玩了两年后,他便跟着亲戚到了湖北武汉学做湘菜。不到几个月,就跟着师傅到了长沙的一家五星级酒店,月薪1500元。2009年春节期间,海波在老家开摩托车飙车,出了车祸,就没有再去学厨。2009年下半年,自己跟堂姐加盟了一家卖鸭脖的连锁店。“搭棚用了2万多,加盟费5000多元,管理费1000多元,储物柜2000多元。”海波仔细地算起账来,加装修、传单等杂七杂八的费用,这个小店的前期投入也有四五万。

去年11月,海波的店开张。很快,他就尝到了甜头。每个月小店的利润有七八千,过年那时可以过万。

和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一样,晚上收摊后海波会出去吃宵夜,喝啤酒,“每天都要活动,存不了钱。”“我们90后不像你们80后,我们对创业没有激情。”海波对记者说,因为创业确实很辛苦,什么都得自己干,从上午10点开店一直忙到晚上11点多,关店后还要清洗,很麻烦。

海波觉得自己的创业很幸运,也很偶然,其他人未必能得到亲戚的支持。不过,海波还是想念学厨的日子,“每天只上4个小时的班,不像现在从早干到晚,枯燥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