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昌星保佑加中两国犯罪嫌疑人互窜

一位53岁的华裔会计师陈英扬(Ying Yeung David Chan)，涉嫌两项讹骗5,000元以上财物和两项洗黑钱罪名，被多伦多警方通缉，警方表示，陈英扬可能已逃往中国。

根据警方的说法, 陈英扬为多间公司处理员工发薪事务，包括在员工薪酬中扣取加拿大退休金计划，就业保险金和先扣税款时,将受害人的金钱拨到一些与受害人完全没有关系的第三者，令到这些人能够获得加拿大税局的优惠，他藉此共讹骗了660,000元。

陈英扬是否犯罪，应由法律去判断，在陈英扬去无踪的前提下，他有没有诈骗，诈骗了多少，都无法厘定。但有个问题，倒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即自从赖昌星逃往加拿大后，加中两国犯罪嫌疑人互窜，这种现象全托赖于赖昌星，赖昌星的问题一日得不到解决，加中两国司法合作就无法展开，这种胶着的状态，犹如在加中之间，建立了一条“胡志明小道”，两国犯罪嫌疑人，在面临案发曝光时，纷纷向对方逃跑。像2001年，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许国俊等因涉嫌贪污公款达4.83亿美元露岀蛛丝马迹后，携带全家紧急逃往加拿大，至今未能归案；而在加拿大，因涉嫌杀害其女朋友赵巍的李昂，利用加拿大法律在警方的注视下离境回国，尽管加拿大警方声称掌握有李昂的犯罪证据，但中国因加拿大政府在“赖昌星问题”上的不合作，对李昂采取了网开一面的做法，据闻李至今仍消遥于中国。

如今，李昂尚未遣返，又岀了个陈英扬，中国叫板加拿大再多了一枚砝码，加拿大政府假若想获得中国政府的支持，先要回答中国：赖昌星怎么办？这是加中两国司法合作的前提。

从目前的情况看，根据加拿大的法律，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赖昌星的问题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这不等于说明两国政府的合作可以停留下来。因为这样的“停留”对双方都没有意义，得益者是那些罪犯，他们借助两国间的“牙齿之争”，纷纷在对方国寻找避难所，这样发展下去，对两国政府的声誉，以及各方面的合作都不利。

加中两国政府应该反思了。目前的状况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两国间的合作更为重要。两国政府不应将合作的步子，停留在赖昌星的卷宗前；两国政府更应该放下成见，寻找更积极有效的合作，解开死结，这是唯一可行的阳光道。

寻求加中两国合作进入良性发展，这对中国尤为重要。据中国媒体报导，目前有数千名贪官逃往国外，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专家大致估计可知，仅1997年至1999年两年间，外逃资本总规模为约520亿美元，由此看来，堵截贪官外逃，比引渡赖昌星更加迫切。中国政府不应该因为一个赖昌星，而堵塞了与加拿大实行国际司法合作的道路。
关于国际司法合作，目前中国与大多数国家都没有签订引渡协议，在没有双边引渡条约的情况下，对于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只能采取“友好合作”的方式遣返，遣返成功的关键要看对方国家的表现。

无可置疑，近年来，中国与许多国家在司法合作方面取得了共识，但这种“和谐合作”与实际要求相比，远未足够。中国要谋求国际上更广泛的合作，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应该在东西方司法理念中求大同。譬如像赖昌星案，由于“加拿大已经废除了死刑。”，因此，假若加方真的将“免除赖昌星一死”作为“遣返他的前提条件”，中国坚守自己的法理理念，似不是解决“死结”的上策。

中国要加大打击贪官，除了完善内部基因外，尽快将中国的法律制度与国际接轨才是关键，这也是打击出逃者的必要措施。正如加拿大刑法改革国际中心高级研究员、澳门科技大学教授杨诚先生2000年上书中国政府负责人的文章中提到的“如果你取证不符合国际惯例，那么在国外的法庭上，人家不会承认你的证据。出逃者的引渡要求就可能被驳回。”而清华大学一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加强国际合作，可以让中国的资本外逃数量下降50%。”显然，解开加中司法合作的“死结”，责任不但在加方，也在中方；中方主动些，实际些，就是得益者。 (林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