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千里下广州，捐遗体向广州人报恩

南方都市报7月15日报道 “我过世后要留在广州，即便是浸泡在福尔马林里”，江西男子姚龙孙罹患晚期肝癌，连夜坐火车来广州找渠道，目的是死后捐献自己的遗体。从千里之外的江西吉安，乘火车一路站着来到广州，对一个肝癌晚期患者来说何其艰难。

昨日下午1时，已经两天未进一粒米的姚龙孙，坐在了羊城马路的石基上。在姚龙孙的生命最后时刻，他选择了曾经工作生活了17年的广州，不为治疗或者得到其他帮助，只为捐赠自己的遗体。

癌症患者：两日未进食千里下广州

最后看了一眼10岁的大女儿，昨日凌晨2时，姚龙孙揣着三个哥哥给的600元现金，离开了自己的家。肝癌晚期的姚龙孙，执拗地决定了再不踏上回家的路，以免给家人带来负担。“我母亲、女儿都是哥哥们在抚养，而我的疾病也花了哥哥妹妹们很多钱，实际上我大哥在江西当地还是一名农村低保户……”。说起自己的决定，这个身材干瘦、面色蜡黄、紧压左腹，走上10米就要歇息很久的汉子眼角湿润。唯一让他遗憾的是，他自知难以再见到快满周岁的小女儿。

大约一年前，也就是小女儿出生时，姚龙孙在广州打工时被确诊为肝癌晚期，随后妻子抱着还没满月的孩子回了娘家，并在事实上与他分手了。

姚龙孙花了90元买了一张开往广州的火车站票，在见到记者前的48小时里，姚龙孙没吃任何东西，因为“一吃东西，腹部就会很痛”。由于将遗体捐献给广州医学院校的愿望已经坚定得牢不可破，姚龙孙如同进入生命倒计时般直奔广州医学院遗体捐赠接收点。但不知何故，他被接收站点拒绝了，困惑的姚龙孙找到了记者寻求帮助，以完成遗愿。

广州过客：羊城留下了爱情和温馨

当得知记者可以帮助其完成愿望时，姚龙孙一度欣喜得忘记了疼痛。昨日下午1时，姚龙孙在记者的劝说下勉强进食。他喝了一口面汤，说起他曾经在广州的点点滴滴。

1993年，姚龙孙来到广州白云嘉禾打工，受到当地居民的特别照顾。姚龙孙说，工厂那个姓陈的老板，总是在他手头紧的时候“借”钱给他。“每次只要打给电话给他，他就会送500块钱过来”，但是每次姚龙孙还钱的时候，却总是被老板拒绝。姚龙孙也总是在农忙季节，到这位老板家帮忙收割稻谷以作报答。

一提到“广州”这两个字，姚龙孙的眼里闪出光芒，“我喜欢广州，这里的人很有人情味”。姚龙孙说，在这里他不光遇到好的老板，就连坐公交车也时常见到有人让位，这在老家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文明。最重要的是，他在这里还遇到自己的妻子，“我们曾经很相爱”。说起妻子，姚龙孙眼泛泪光。他们在白云新市的溜冰场相遇、相知，在广州有了第一个孩子。而今，快乐、不快乐的都将化为泡影，“我活不了几天了”。姚龙孙说他舍不得广州。

“过世后，我的名字会被刻在广州市遗体捐献者纪念碑上，而红十字会也会给捐赠者颁发证书。这些我在广州打工时、报纸电视都曾宣传过。”，姚说，证书会留给女儿，也算是对她的一种鼓励。以后女儿有出息了，真希望她能来广州看看纪念碑上父亲的名字。

热血男子：我不想再打扰任何人

在咨询了广州市红十字会的意见后，记者带着捐献意愿近乎狂热的姚龙孙来到了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遗体捐赠接收点。考虑到他举步维艰的身体状况，接收点的林汉忠老师拿出一式四份的广州市公民遗体捐赠表，供姚龙孙在栖身的树阴下匆匆填写。

“其实我的遗体捐赠意愿早就得到了三位哥哥的同意，不然他们也不会给我600元让我去南昌咨询这事（遗体捐献）。但我在了解了南昌市红十字会的捐献程序后，还是决定回到我待了十多年的广州完成捐赠。其实这个意愿在我诊断出晚期肝癌后就有了，只是当时还希望着能治好。但这几个月来突然出现的肝区疼痛，让我不得不立即做出这样的决定。为防不必要的干扰，我更换了手机卡，把大部分亲朋好友的联系方式都删除了，身份证都没带，只为这一刻。”娴熟地填写完四张表格后，姚龙孙如释重负。

“我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最多半个月，最少两三天。这些情况一年前确诊晚期肝癌并出现转移时，医生就说过了。但这种剧痛让我太难受了。现在可能有人会觉得我这么做很傻，但若干年后肯定有人会佩服我的。至于亲人，我不想让他们找到我，我亏欠他们太多，不想让他们太辛苦。虽然没少麻烦三个哥哥和一个妹妹，这次生病，几万块钱的医疗费用也都是他们到处借钱拼凑出来的。时日无多的我还把大女儿托付给哥哥们抚养。”

“至于剩下的这段时间，自己也不打算去在广州工作的妹妹家住，就随便走走，累了就在街边椅子上休息。我也不去住旅店，万一倒在人家旅店里，那是害人……”。姚龙孙不愿打扰亲人、更不愿打扰以往的工友，即便是那些一起干装修多年的老友，一起在广州46路公交车上抓过小偷的同事。姚龙孙只愿自己身故后依然能“留”在广州，选择个对社会有益的捐赠遗体形式。

执拗兄弟：兄妹不能挽回的决心

可即便姚龙孙再怎么不愿打扰家人，他捐献遗体的程序却不得不让他拨通了老家三哥和广州妹妹的电话。因为他快速填完的那四份表格，却空缺着直系亲属的签名确认。在姚龙孙填写的直系亲属名单上，有67岁的老母亲，三个哥哥、一个妹妹和10岁的女儿。

而一旦身故后需开具的死亡证明也需要身份证。身份证被姚龙孙藏在了老家的某个地方，只有拜托哥哥去找。在这之前，他需要为自己照一组小一寸证件快照，特意要求保留一份光盘。“我还真没发现自己原来这么靓仔的，这张照片放大后应该可以用作我的遗照。”，姚略显轻松地自我调侃了一番。他使用了很广州腔的“靓仔”一词。

但姚龙孙随后与感情甚笃的妹妹的沟通却不那么顺畅，火速从白云区黄边赶来的妹妹一见到他就泪如雨下。而姚龙孙似乎只在意妹妹能否快速完成直系亲属的签名。“如果妹妹能代笔，那就不用文化不高的哥哥们写授权书再传真过来了，他们甚至连什么是传真机都不懂。”，姚龙孙告诉记者。可妹妹只是一个劲的责怪他更改电话号码，无故消失让家人担心。

“我能同意的只是他继续治疗，从他去年被确诊恶性肿瘤后，这是我看到他最消瘦的时候。他是来广州很多年了，我们兄妹俩在广州逛街时的快乐光景都历历在目。但我实在无法接受他就这么把自己给捐出去了。”五妹姚四华哭泣道。

这一被姚龙孙看来是死脑筋的说法，最终在兄妹间江西方言的争执中，上升到了全家五兄妹的电话会议。半个小时后，四兄妹没能挽回姚龙孙执拗的决心，答应了愿帮助他完成最后的愿望，但前提是姚龙孙必须放弃独自流浪广州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