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舆论：中国官方写作组的前世今生

写作组：曾经一篇雄文动天下

——用写作组来“正本清源”，是中国政治中的一种独特形式

20世纪70年代，写作组在中国大陆曾经领导舆论。影响最大的是以“梁效”为主要笔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和曾用“罗思鼎”等笔名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其次还有以“初澜”为笔名的文化部写作组、以“唐晓文”为笔名的中央党校写作组、以“洪广思”为笔名的北京市委写作组等。当时的中国，普遍实行政治学习的制度，一般每周学习至少半天，而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两报一刊”的重要文章。写作组在当时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写作组盛于文革，却并非始于文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经济上“大跃进”的开始，文艺的“大跃进”也被提出，运动中提出“集体创作”与“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所谓“三结合”创作法。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争和分歧，中共起草和发表“反修”文章，特别是“九评苏共”的发表，让人们对集体写作班子的力量刮目相看。写作班子多为中央领导机构临时筹集，无固定人员。

文革写作组：运动的鼓手与号角

到了文革，写作组就成了发动“文革”的鼓手与号角。一些知名的写作组以后几乎成了常设机构，他们经常或偶尔采用的笔名不断地见于报端。遇有重大事件，必有写作组“指导性”的文章出现，写作组成了中央文革小组及相应组织的代言人。直到“文革”后期，所谓“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仍是通过写作组写文章，引导批判指向，传达“最高指示”。

北有“梁效”、南有“罗思鼎”

梁效，即“两校”的谐音，是文革时期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主要笔名。“罗思鼎”，谐音“螺丝钉”，是文革期间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主要笔名。梁效名义上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大批判组”，实际是毛泽东借助于江青组织起来的御用写作班子。而罗思鼎则是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的写作班子。梁效和罗思鼎这两个写作组是文革中声势最大的两个写作班子，形成了“北有梁效、南有罗思鼎”的格局。

写作组的化名，透露着隐秘的信息

写作组的文章，通常以化名出现，取其谐音的居多，也有一些不取谐音而取某种含义的。除了最最著名的“梁效”和“罗思鼎”，还有下面这些：

写作组的政治影响力巨大

在当时，写作组的政治影响力非常之大，比如初澜一篇批判晋剧《三上桃峰》的文章，将“桃峰”与王光美下乡蹲点的“桃园经验”联系在一起，给这出戏扣上了“为刘少奇鸣冤叫屈”的大帽子。这使数以千百计的官员挨了整，下了台，有的还被关起来隔离审查，山西省委的领导机构也因此改组。

组织严密纪律严格，“写作”范围无所不包

以“梁效”、“罗思鼎”为代表的写作组，在组织纪律性方面，要求甚为严格。编什么材料，写什么文章都是保密的，在没有公开发表前，不能向外人透露，甚至也不能向组内与此事无关人员谈及。写作组成员不得随便请假，不得向外面（包括自己家人）透露工作内容。写作文体也多样，政论、史论、杂文、教材……

写作组还是写作组，但人已不是旧时人

——“郑青原”的作用正受到新鲜世界的冲击

写作组履行的是特殊的政治斗争功能，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将文科知识分子编入写作组，服务于政权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意图，是文革时期的一种执政方式。这种方式在过去的一段年代里，确实引导了舆论、塑造了人们的世界观。但如今时代已变，虽然写作组还存在着，但人们更新自己世界观的方式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单一了。

丰富人头脑的，不再只有“郑青原”

时代巨变，沧海桑田。从自我封闭的文革十年走出，中国人才知道“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含义。在阶级斗争的封闭年代，党报文章、领袖语录塑造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如今国门已开，普通人能够用自己的知觉去感触世界，来自新鲜世界的资讯每天都会向人们涌来，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不断更新，他们已经有足够的判断力，来选择他们认为真正好的事物

若想改革，不如多听听民众怎么说

普通人的见识多了，更加知道自己的需求，便有了自己的呼声。所以，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收入分配等其他改革，民众的呼声才应该是正确的方向。同样的现象，在政府眼中和民众眼中，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拆迁）；同样的事实，政府的看法和人民的看法也可能差异很大(例如GDP)。所以，若真想改革，不如多听听民众怎么说，多了解一下民众的切身体会。

人非旧时人，已慢慢走出那种影响

过去，“郑青原”告诉人们怎么做、做什么、怎么走，朝什么方向走，那时候，人们缺少选择，“郑青原”绝大多数时候代替了普通人的决定。如今，“郑青原”依然在告诉人们怎么做、做什么、怎么走、朝什么方向走，但世界观不再单一、眼界不再狭隘的人们在经过自我感触和比较之后，已经可以自我做出决定。选择和决定的权利，正在渐渐转移到在每一个普通人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