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面汇报得宋平欢心 胡锦涛关键的第一步

1980年，是胡锦涛仕途上福星高照的一年，“福星”是当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说起过宋平。他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以及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一样，都是中共的“12·9干部”，即曾投身过1935年12月9日爆发的抗日爱国学生运动。不过蒋南翔、姚依林入党早，是“12·9”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而宋平当时只是一个摇旗呐喊的热血青年，1937年才加入中共。

宋平1938年来到延安后的革命生涯，使他与中共各个派系的众多元老相识相熟：他曾任周恩来掌管的中共南方局的助理祕书，四十年代曾在重庆担任《新华日报》社祕书长，后来在南京梅园新村更任周恩来的政治祕书，以及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的发言人，这对于宋平日后在权力场上纵横捭阖助益良多。四十年代后期，宋平受命出关在东北从事工会工作，与陈云有了密切接触。中共建政以后，他长期在经济领导部门任职，担任过国家计委的劳动工资局局长，后又当过劳动部副部长和国家计委副主任——这段时间他的妻子陈舜瑶，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教务长。

“文革”前夕，中共鉴于与苏联关系紧张，为“备战备荒为人民”，作出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加强三线建设的决策，宋平调任西北区计委主任。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施展，“文革”就爆发了，计委被砸烂，宋平当然也免不了吃点苦头。好在他到西北时间不长，原单位对他鞭长莫及，在当地又没有太多辫子被抓，也未来得及在当地官场上树敌结怨，所以还算幸运，仅仅被打入冷宫，没被斗得死去活来。1970年庐山会议使林彪集团受到重挫，周恩来不失时机地佈局谋篇，宋平被启用，在1971年2月中共甘肃省代表大会开过之后，当上了省委书记（相当于后来的省委副书记）；林彪事件之后，1972年7月5日，宋平被任命为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当时任甘肃一把手的是洗恒汉。据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宋平在甘肃》一书，以及香港《广角镜》等杂志刊发的文章披露，那段岁月，明明甘肃农村连续几年旱灾，粮食失收，农民生活很苦，但是洗恒汉仍然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形势大好”。宋平忍不住，“当著周恩来的面”，汇报了许多农民“没有饭吃、没有裤子穿”的真相，引起周恩来的重视，派人调查赈灾，才挽救了许多飢民的生命。1977年5月，洗恒汉被免职，宋平升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兰州大军区第二政委，三顶桂冠连翩而至，一直到1981年奉召调回北京，重回国家计委主持工作。

关于胡锦涛怎麽被省委挑中的，其说不一。有人说是宋平看在清华校友的份上，对“小学弟”伸以援手。这种说法未必符合事实：宋平在中共党内素有清廉正派、“出以公心”的名声，难以相信他会仅仅因某人与自己是“校友”便下令提拔；也有一种说法称胡锦涛崭露头角，应该感谢宋平的夫人陈舜瑶吹了“枕头风”，这种说法也是想当然的成分居多。六十年代初胡锦涛在清华就读期间，不排除陈舜瑶当时就与学生中“又红又专”的这个新党员骨干有过接触，对之留下一点印象；即使全无印象，她一旦知道谁是清华大学学生干部出身，有一种亲近感，也是人之常情，或许会向宋平提起。但是如果宋平只凭夫人的好恶来决定提拔与否，那也就不是宋平了！

比较可信的说法，是1979年他与胡锦涛有过直接接触，对这个37岁的“青年干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批评了华国锋“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建十来个大庆”、搞新的“大跃进”的错误，对经济建设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调整投资、清理项目、缩短战线。宋平亲自参加甘肃建委召开的会议，亲自听取各处负责人汇报，其中也包括听取设计管理处副处长胡锦涛的汇报。宋平有多年经济计划工作经验，不是个能被人随意糊弄的外行。而胡锦涛脑子非常清楚，有过人的记忆力，在这个处工作了四五年，经常实地考察，情况早已滚瓜烂熟，汇报中不仅对大串数据、事例，如数家珍，而且看法、对策头头是道，简明扼要，宋平一听不由得不对他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