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楚河:从钟道昌事件看华人的善心义举

援助钟道昌的社区活动以上周日的“慈善义演晚会”告一段落，也将以本周五由省议员黄志华及其夫人黄陈依莉筹办的慈善音乐会而告结束。

纵观整个过程，我们既感动，也欣慰：感动的是从当初连钟道昌的名字都没有弄准确的时候，一个又一个知名不知名的华人同胞就开始为他的事情奔忙；欣慰的是一波又一波的献爱心活动不仅达到目的，而且比预期的还要好许多。

就此我们既可以告慰钟先生的在天之灵，尽管魂断多伦多但终于可以在家乡的土地上安息；我们也可以说力所能及地给了他的遗属以真情和鼓励，不管他们在哪儿，都会想到多伦多华人的有情有义，都会自信而坚强地活下去。

贯串在这个事件中的是一个“情”字还有一个“义”字，所谓“情义无价”，是在人们困窘的时候，遭灾的时候，落难的时候最能体现出来的。这一回我们多伦多华人把事情做既很得当，也不失体面。尽管也有不尽人意之处，但至少结结实实地表现出本地华人的团结、善意与力量。透过钟道昌事件，笔者难免生出些感慨，大致有这么几点：

善心不是由财富决定的

是否有善心，能否行义举，好像并不是完全由财富的多寡来决定的。威尼斯商人、欧也尼•葛朗台还有中国特色的周扒皮，都是越富越守财的经典形象。退一步说，如果全世界的富人都有善心，都把财富给穷人匀一点，我相信这个世界不至于如此贫富不均。

但中西比较而言，慈善在西方有传统，还有习惯，甚至有法律的推动（比如遗产税）。这就难怪哈佛可以长期居于全球高等学府的尖端：仅2005年就得到私人捐赠达200多亿美元，同样是世界第一。加拿大的名牌大学如UofT、McGill、Queen、Waterloo以及McMaster接受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捐款的消息常有主流媒体报道，其捐献者中一掷千万者不乏其人。

因此慈善在西方不仅是事业，而且完全成了产业，养活了好几百万人。如美国就有多如牛毛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基金会，其中很多以私人名义设立，然后雇佣一大批专门人材进行管理。老一点的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新一点的如索罗斯的OSI(Open Society Institute)、比尔•盖茨夫妇基金会等等。

反观华人圈子，我们耳熟能详的知名慈善家则主要是香港的巨富如李嘉诚、霍英东、邵逸夫等等。他们的善心义举，特别是他们能够把义举做到引人注目的程度诚然与家底有关，但更多的是他们有这么一个反馈社会、扶助贫弱的理念，也多多少少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但在大陆内部，反而是地方一些小富者在那儿修桥筑路，翻盖学校，真正的大腕或暴富者则深藏不露，以致很多人生怕进了每年的福布斯名单因而惹来麻烦。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一贫如洗的人也可以成就惊天动地的慈善事业。最令人感动的莫过于身故不久的天津三轮车夫白芳礼老人的传奇故事。无儿无女的单身老汉白芳礼生前以瘦弱多病之躯蹬车送人，从74岁到90岁将省吃俭用的35万元血汗钱几乎全部捐给家境贫困的失学孩子。接受过他资助并完成学业的穷家子女多达300名。就是这位令人尊敬的老汉在去年“谁是最感动中国的人”评选中落选，而真正的当选者－为下乡知青英雄金训华守墓30余载－的事迹据说是假造的。

财富可以是善心的物质基础，但两者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个人的品格与理念，尤其是对财富以及对后代的的看法。中西方在这方面的差异来源于价值观的不同，西方人更倾向于独立自主，行为方式更带个人主义色彩，中国人更多以家庭和集体为重，对子女后代有深厚的“关怀”情结；西方人担心留给后代过多财富会使他们贪图享受而无所作为，中国人则怕传给孩子太少自己天年之后他们会在世间受苦造孽；另一个特别重要的差异是宗教方面的，西方的慈善活动不论在意识形态层面还是在具体操作层面，都已经制度化，规范化并且相当细化。

善心的表达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善心与财富不是直接相关，同时善心也不能纯粹用金钱和用捐出多少来衡量。上面提到的两位老者白芳礼和李嘉诚，前者耗尽体力倾其毕生所有也不过资助了几百个贫困少年，后者有百亿身家，签字笔一挥就矗立起一座崭新的大学，造福于千千万万莘莘学子。但我们不能说李嘉诚的善心就比白芳礼要大。这个既无法比较，也没有必要去比较。他们的善举获得了人们同等的尊敬。

回到钟道昌的事情上，我们看到很多前台人物的活跃身影，但别忘了很多没有露面的幕后英雄；我们也不必计较谁捐得多，谁捐得少，谁甚至没有表示，很多人事实上在以其它方式默默奉献：比如为他们母女提供车辆、翻译、带路，比如以成本价格为他们提供服务，比如买张晚会门票，比如为他们的事情发个帖子让更多人知晓，即使你只是有意去看看有关他们的消息，又何尝不是在关心他们。

当然，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一些有充裕财力、足够能力、众多关系网络、甚至获得了社区荣誉的人们并没有表现出与他们身份相称的关心和帮助。这在华人当中人们自会心知肚明，“人心一杆秤”。

加拿大没有雷锋，也没有焦裕禄，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大家不违法、不干坏事、不做有害同胞的事、不赚同胞的昧心钱；在别人有难的时候，伸一下手，发一回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能关心的话去关心，不想关心的时候也别说风凉话。窃以为：坚守道德底线，一颗平常心，不伤人害人就是加拿大的雷锋和焦裕禄。

即使有个人目的但“义”>“利”

在很多情况下，善心义举中难免掺杂个人意念。因为客观上善心义举，尤其是那种声势比较大、分量比较重的举动，不可避免使得当事人处于众目睽睽之下，也不得已而频频曝光（当然也有人希望如此），故慈善家很容易成为公众人物，有时甚至引来对他们个人动机的追问。

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只要当事人不是纯粹从个人目的出发，在客观上也没有带来因“义”而生“利”的后果，或者说，这种后果的情节也不是特别严重，我们还是要以平常之心淡然处之，还是应该说当事人的善心义举仍然是“义”>“利”。

如果过于追问这个动机或者探究当事人的善心义举中含有有多少个人意念，会很大程度上伤害本来就根基不牢的慈善事业本身。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华人移民在生计不稳、举目无亲的境况下，非常需要更多人对受害者或有难者的关注与支持。

从低处说，华人同胞应该各人自尊自重，爱惜自己，不仅是生命还有身体，大家不说过得有多快活，但至少不出事，尽量不出大事；往高处要求，就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持，如上所述，大家可以各种不同方式来支持；再设想得好一点，则是将“移民援助基金会”之类的东西制度化、规范化。一旦有事，大家也不至于不知道该找谁，不知道该从那儿着手，从而可以避免群龙无首及不知所措的混乱状况。 “天有不测风云”，谁也不能保证人生路上就不出个沟，就没个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