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拯救欧洲：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人们

发布：2011年03月16日 14:40 来源：新华网

发布：2011年03月16日 14:40

来源：新华网

事发当天，一架米-6直升机就载着核能源部总工程师和切尔诺贝利采用的RBMK-1000反应堆的总设计师飞到核电站上空。机身在强烈的热气流中剧烈颤抖，工程师仍要求再靠近些。他们发现:4号反应堆的屋顶、起重机和大部分墙体都不见了，循环泵和发电车间的屋顶被多次砸穿，烈焰冲天。接着，两个工程师看到了最可怕的东西，重达500吨的反应堆罩变得通红，已经敞开三分之二，亮得炫目的堆芯正在巨大的隆隆声中瞪着他们，里面的一切正在熔化，浓烟像火山一样喷出来。

很多机组人员经过几次任务，受到的辐射就超过了人一生允许承受的剂量，飞机也很快变得放射性严重，无法安全使用。驻俄罗斯托祖克的一个前线航空兵团被全部调往切尔诺贝利以东，从米-8到米-26各型直升机立即投入到空运任务中。碳化硼耗尽后又开始投放普通沙子。随着投放的进展，飞行也变得容易得多。直升机投下了近2000吨碳化硼和沙子后，工程师终于宣布反应堆内的链式反应停止了，最终直升机的总运量达5000吨。

资料图：爆炸后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在“石棺”的建造过程中，卡莫夫设计局的卡-25直升机被派来，将传感器准确地穿过小管子，吊放到反应堆内部，测量温度和辐射数据，就像在30米外穿针一样。“石棺”建造的最后，需要把一个重达35吨的盖子吊放到顶部，这将是直升机有史以来吊起过的最大重量。承担这项任务的是米里设计局首席试飞员戈尔根·卡拉佩特扬和格罗莫夫飞行研究中心试飞员安纳托利·格里先科。他们对世界最大的直升机米-26(可吊起20吨重量)进行了彻底改装，拆除了所有不必要的设备和附件。即使这样，整个飞机的每一部分都远远超出了设计使用极限，一次耗尽了全部寿命，任务完成后只能被废弃。

虽然有防护服，飞机安装了一些铅板，所有直升机飞行员仍然都受到过量的辐射。也许是因为核反应堆距他出生的村庄不远，格里先科两次参加救灾，最多的时候3天内飞了5架次，现场辐射达到200拉德，美国专业标准规定一人每年受到的辐射剂量不能超过5拉德。1988年9月格里先科出现白血病症状。

1989年9月，在英国的技术会议上，米里设计局总设计师阿列克赛·伊万诺夫向美国麦道公司试飞员坎普·帕利尔求援。1990年4月27日，53岁的格里先科在美国西雅图的弗雷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接受了骨髓移植。骨髓来自一位42岁的法国妇女，是从9个国家登记的捐献者中找到的，苏联政府提供了15万美元的手术费。不幸的是，骨髓移植后约6周，格里先科还是因肺部感染，于7月2日去世。

在乌克兰基辅的切尔诺贝利博物馆内悬挂着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奋勇扑灭大火的消防员的肖像

尤里·科涅夫

出事当晚值班的4号反应堆涡轮机操纵员，1976年技校毕业分配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午夜接班时，科涅夫就知道要在他负责的8号涡轮机进行一次惯性试验，模拟外接电源被切断的紧急情况时，试验这台涡轮机剩余的惯性能量是否能继续驱动水循环泵，直到柴油发电机组接替。

一小时后，试验开始，总工程师、车间主任和许多工程师都留了下来。科涅夫在控制台上开始关机操作。就在涡轮机停机时，管道走廊突然发生爆炸，钢筋混凝土墙开始崩塌，7号涡轮机上方的混凝土屋顶砸了下来。数秒钟内柴油机接替供电，应急灯打开，但车间屋顶仍在一层层破碎。

一切都发生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科涅夫非常幸运，屋顶水泥板并没有落到8号涡轮机上，几分钟后又有一个数吨重的石墨塞落在他身边1米远的位置。不一会儿，当班主任和副总工程师跑进车间，命令科涅夫照顾好8号涡轮机。在一片黑暗中，高工们和车间主任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涡轮机车间的应急设备在辐射水平上升时就会启动，但这次辐射太强，这些设备一下就失灵了。

在科涅夫忙着折腾涡轮机时，电工巴拉诺夫(后来死在莫斯科的医院里)跑进来，开始泵出冷却涡轮发电机的氢，他的举动防止了另一次爆炸。随后车间陷入了可怕的寂静。科涅夫和巴拉诺夫走到小阳台上抽支烟，才看到楼下地面上散布着被爆炸抛出的反应堆碎片和大块石墨。后来他们才明白当时阳台上有多危险，他们抽的不是烟而是自己的命。

爆炸后两小时，科涅夫开始非常难受，眼睛出现剧烈灼痛，不停地流泪。他和当班的检查员尤拉·韦尔希宁(后来也死在莫斯科的医院)都被送到急救室。次日，一辆座位和内壁都铺满塑料布的公共汽车把他们送到机场，用专机运到莫斯科。科涅夫受到710伦琴的辐射，属于3度辐射病(最高为4 度)，7月14日出院。医生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幸存下来的，除了眼睛里有两个人造晶体，时常患支气管炎，科涅夫无其他不适。只是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有心脏和胃的问题。当晚的钳工安德烈伊·塔马津是唯一活着被诊断出4度辐射病的，剂量达860伦琴，有的消防员超过2000伦琴。当然这些数字当时不会告诉他们，科涅夫直到1992或1993年才知道。

尼古拉·戈巴琴科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当晚当班的辐射监督员，1976年进厂。他们的职责是最早进车间，在工人上班前测量辐射水平，最后离开。午夜接班后，戈巴琴科开始测量3号和4号反应堆车间的辐射数据。因为4号反应堆正准备停止运行，戈巴琴科就回值班室喝茶，这救了他一命。爆炸声传来时，戈巴琴科和同事都认为是涡轮机操纵员又弄得水压不稳。第二声爆炸后，灯光灭了，4号反应堆控制台上的灯也灭了，锁着的双层门被冲开，红黑色的尘埃从通风口涌出。几秒钟内应急灯亮了，戈巴琴科和同事们戴上防毒面具，他的辐射测量仪显示每小时3.6伦琴，但很快就超出了测量范围，想打电话，但线路已经断了。

戈巴琴科被派往4号反应堆测量辐射，他打着手电进入漆黑的涡轮车间，到处都是水泥块，仪器根本测不出数据。戈巴琴科返回值班室报告后，有两个人走进来说:“嘿，伙计，帮我们找找一个同事吧，弗拉基米尔·肖申科，他走了30分钟，可能在涡轮机车间上层平台上。”

他们在黑暗中穿过一堆堆碎石、喷涌的蒸汽和齐脚踝的水，到了平台上才发现水泥外墙都被炸飞了，空气中满是尘埃，手电光都射不出多远。终于，他们发现肖申科侧躺着，嘴里吐着血沫。被送到医院后，肖申科凌晨6点就死去了。戈巴琴科回到值班室，换了衣服和鞋，他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也明白等待他的命运，他的背上肖申科右手搭着的地方都被辐射灼伤了，后来两个一起寻找的人也死在莫斯科的医院。随后戈巴琴科又奉命参加寻找瓦列里·科迪姆丘克，后来才知道这个操纵员在爆炸中就死了。

凌晨5点，戈巴琴科开始感到极度虚弱和恶心，被送到医院。在急救室工作的一个朋友把他拉到一边，让他把500克纯酒精和水一起喝了下去，这些酒对抵御辐射起了很大作用。4月26日白天，厂医院里已经有莫斯科来的医生，七八个最危险的伤员当天就送到莫斯科，但一个也没救活。戈巴琴科是次日被送到莫斯科的，一住就是半年，每天都不知道第二天会不会醒来，许多同事在眼看好转的时候撒手人寰。

后来，戈巴琴科被评为最低一级残疾，在基辅和莫斯科都分了一套公寓。在他眼里，4月26日是悲喜交加的，他说:“1975年这一天我结婚，1982 年这一天我母亲安葬，1986年这一天出了事，1993年这一天我孙子出生，所以这一天我们会喝酒，为生者也为死者。”

昂尼德·沙弗雷捷

电站消防队班长，来自白俄罗斯，他的两个弟弟也在消防队。沙弗雷捷是4月25日晨8点和11个同事开始24小时值班的，队长弗拉基米尔·普拉维克是最早死于辐射的人之一。晚上23点，队员们在值班室刚刚和衣躺下，一声巨响震得窗户嗒嗒地响。沙弗雷捷一跃而起，紧急信号几乎同时亮了。在他们奔向消防车时，调度员吼叫着：“核电站起火了。”消防员们一抬头，就能看见烟云，4号反应堆巨大的烟囱好像有一半不见了。

4分钟后，消防队赶到现场，接好水枪，但没有辐射测量仪，实际上他们从未学过怎样在放射性环境灭火，尽管这个消防站是隶属核电站的。普拉维克和沙弗雷捷首先钻进4号反应堆涡轮机车间查看火情，四周一片狼藉，墙壁仍在颤抖，对讲机根本没法工作。沙弗雷捷找到一个电话，想问问电站调度员怎么回事，完全是徒劳。找了15分钟，沙弗雷捷只看到涡轮机车间的沥青屋顶好像要燃烧，就跑出去和4名战士一起顺着外面的楼梯向屋顶爬去。屋顶的沥青发烫，几乎要粘住战士们的靴子。

当沙弗雷捷下来拿另一个水枪时，看到已经完全喝醉了的消防处长列昂尼德·特尼亚尼科夫少校。少校命令他们在屋顶警戒，结果他们在屋顶等了好几个小时，四周落满了反应堆炸出来的石墨，后来才知道它们的后果。事后处长因爆炸后头一个小时的“高超指挥”获得苏联英雄金星勋章，后来又提升为少将。

清晨6点，沙弗雷捷从屋顶下来，第一次感到极度虚弱，点着的烟都像糖一样甜。到29日第一次查血后，他才住进当地医院，后来在基辅的肿瘤研究所接受了骨髓移植。沙弗雷捷得知自己受到的辐射剂量为600伦琴，已经是1990年和一批消防员及孩子到以色列检查的时候了，他被确诊为三度辐射病。

安纳托利·库什宁

基辅军区空军驻基辅防化部队指挥官，1968年参军，上校，事发后在切尔诺贝利工作到5月22日，后来曾任乌克兰防生化部队指挥官。

4月26日早上值班时，库什宁就得知了事故，军区防化部队司令部告诉他:辐射相当严重，但还没有准确数据。上午11:30，库什宁就和军区空军司令尼古拉·安托什金少将驱车前往现场，次日凌晨2:30就看到了核电站上方的一团红光。

当时一共向切尔诺贝利派出了80架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库什宁负责空军人员的辐射安全。他要求直升机飞行员在舱内地板上铺上石墨垫。并在中途的一个废弃军用机场为直升机和飞行员建立了洗消站。从反应堆上空返回的直升机都用特制的溶液清洗，飞行员也要洗澡，换上新制服和靴子。直升机的发动机无法化学洗消，事后就和一些直升机一起被永久留在30公里禁区内。

直升机上的辐射测量仪记录下了高达每小时500伦琴的辐射，事故头一天机上的测量仪甚至超出了测量范围，因而飞行员必须不断地轮换，后来他们都被送进莫斯科的军医院。与辐射剂量有关的一切都是绝密，格里先科受到的辐射剂量一开始都没敢告诉他。

毕业于防化兵学院的库什宁知道:防化服和面具只能防止吸入过量放射性尘埃，防不了放射性同位素，他的办法是不停地抽烟，烟粒子能吸附一些进入肺里的碘同位素，再一起被呼出来。结果他只受到130伦琴的辐射，第一次查血的结果医生都不敢相信，当然后来他还是称不上健康，经常头痛。

辐射安全高级工程师，6月6日抵达切尔诺贝利，他的洗消工作小组被称为“屋顶的猫”，从事过最危险的工作，曾任乌克兰放射性废料管理部部长和政府核能利用委员会副主任。

一开始，斯塔罗杜莫夫的任务是翻译两台德国造的机器人的说明书，它们用于清洗4号反应堆的屋顶，然后他参加了有32名核专家组成的“屋顶的猫”小组。这个小组成员主要来自军方，首要任务是检查核电站建筑的牢固性，评估辐射剂量，甚至研究过从反应堆中拆除核燃料的可行性。

最重要的屋顶当然在4号反应堆。8月30日，斯塔罗杜莫夫和同事们爬上屋顶，用手将被爆炸抛出的核燃料组件残片重新扔回反应堆里。一天之内，他们每个人都受到了30到35伦琴的辐射，但入口处的整体辐射水平得以从每小时1600伦琴降到800伦琴。陆军防化部队紧接着从屋顶进入了反应堆废墟，他们很多人受到高剂量的辐射。

斯塔罗杜莫夫受了300伦琴辐射，食道和肠内发现有三处辐射物，不过住院4个月后居然没有太大问题。（三联生活周刊）

“拯救了欧洲”的切尔诺贝利英雄

凌晨1点40分，维克托·比库恩被门铃声惊醒。

当他打开门看到消防站的同事时，他明白，一定出了大事。他家位于乌克兰的普里皮亚季，开车出来以后，他才意识到这场人为灾难的严重程度。

14分钟以前，也就是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6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释放出的辐射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的100倍。

“眼前一片火光，到处是黑的烟雾、红的火苗，还有熔化物，”比库恩说，“反应堆的顶盖已经被炸开，沥青、混凝土和石墨四处飞溅。石墨所到之处，一切都已熔化。”

核电站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有的仓皇逃走，有的向莫斯科呼救，消防队员们则义无反顾地冲进火海。比库恩只穿着一身棉布制服，驱车轧过已然落在地上的反应堆金属顶盖，一直奔到距4号反应堆15米的地方。

他徒手把消防设备的虹吸管浸入最近的冷却池，吸足了水供给正在与大火作战的同事。短短几秒钟以后，伽马射线开始侵袭他的五脏六腑，他大约每隔半分钟就要呕吐一次，逐渐感到头晕目眩。两个小时后，他终于支撑不住倒下了。

医生后来开具的证明显示，他受到260生物伦琴的辐射，相当于1000年的本底辐射。但有专家称，他吸入的辐射量其实比这更多，足以导致急性辐射病。

“真想不到他居然活下来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辐射专家迈克尔·列帕霍利说， “这是一种大无畏的举动，我想，凡是明知那里存在大量辐射的人都不会进去。”

20年过去了，比库恩携妻子娜杰日达及两个女儿柳德米拉和瓦莲京娜住在莫斯科，他深知，自己能活下来的确很幸运。

在被诊断患有急性辐射病的134人当中，有28人在1986年就死了，包括至少六名消防队员。比库恩今年56岁，他感到欣慰的是，队友们的牺牲减少了向欧洲甚至日本散布辐射颗粒的烟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