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灭门地税局长夫妻不和 疑在外有情人

贺街的机遇是围绕着交通项目展开的。先是2005年，广贺(广州到贺州)高速公路开工建设，成为途经贺街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建成后，从贺州到广州的距离也从以前的400公里缩短为230公里。紧接着，2008年，贵广(贵州到广州)高速铁路开工，成为途经贺街的又一条交通大动脉，规划中，设计时速300公里的高铁，甚至还在贺街设了一个站。另外，2009年建成的洛湛(洛阳到湛江)铁路，也在贺街修建了一个会让站；正在建设中的永贺(永州到贺州)高速公路也会经过贺街。镇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领导向我们介绍说，贺街镇这几年的工作重心就是大项目的征地拆迁工作，为此没少出过乱子，但作为垂直管理的税务系统来说，贺街地税分局与镇政府并不怎么打交道。周子雄在贺街并不是知名人物，他行事低调，甚至连政府部门的很多人都不认识他。

大工程带来的不仅是GDP，与地方税收的关系更加紧密。周子雄的一位同事向我们介绍，贺街地税分局去年的税收完成3700多万元，其中80%即来自这些国家工程，“占地会有土地使用税，搞工程要平整土地，会产生企业营业税，运砂石会有资源税”。其实，与一般想象不同，两个乡镇四五百家商铺，一年的缴税额只有100多万元，而年纳税超过30万元的重点户也不过只有两个，因此，税务局长的精力自然不在这些小老板身上，镇上开店的人不认识周子雄不足为奇。

依靠工程项目，也就是在周子雄担任分局局长的这两年，贺街分局的纳税额才有了突飞猛进，以前每年的纳税额不过几百万元。按照这位同事的分析，作为分局局长的周子雄，主要有两项工作，一是对内做好队伍管理，可整个分局算上领导总共才有8名员工，并无多少挑战。另一项是对外征税，由于上级每年都要下达一定的税收目标，如何顺利并超额完成任务才是周子雄的权力所在。“征税有时候也难，只能调动方方面面的政府关系去协调，或者通过上级部门施加压力才行。”这位同事分析说。但他也很疑惑，因为“就纳税得罪人，也不至于结这么大的仇，对重大项目征税，都是各级联动，压力并不全在最基层的周子雄头上”。

在调任贺街分局局长之前，周子雄一直在贺州市地税局稽查局工作，做了十几年的普通科员，调走的时候才做到股长。从稽查局调往贺街，有当地税务系统人士向我们分析周子雄的权力变迁：“稽查局听起来很吃香，但他只是个执行的角色，而贺街分局虽小，但毕竟是一把手了，加之他是稽查出身，业务能力又强，很得领导赏识，将来调回区分局或市局做个部门领导也正常。”但有接近周子雄的人士向我们透露，在贺街分局已经干满两年的他似乎并无意离开，“他这两年干得风生水起，毕竟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天地”。

现在还没有明显迹象能将局长的身份与凶杀联系起来，或许周子雄对权力的运用，还有我们所不得知的隐秘部分。

隐秘的财富

周家的财富，显而易见的部分就是那栋六层高的居民楼，据说投资了上百万元，还有至今仍停在楼下的两部轿车，一部20多万元的帕萨特是去年才买的，平时一般由妻子开，另一部更新的长城越野车是周子雄开，甚至连牌照都没有来得及上。

但是，这些财富只是冰山一角。据熟悉情况的老邻居介绍，周子雄的父亲早年干建筑出身，后来还曾当过贺州某城建公司的总经理，前几年已经过世。靠着这层关系，从税务专科学校毕业进入地税局工作后，周子雄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办理过一段时间的停薪留职，下海做起了建筑钢材生意。也是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在南宁某物资局上班的凌小云。当时的凌小云已经嫁为人妻，但因为丈夫嗜好赌博，感情不和，后来很快办了离婚，于1995年左右嫁给了周子雄。

凌小云出生于1964年，比周子雄大3岁。凌家父亲在贺州市平桂矿务局下辖的一个锡矿上班，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亲属告诉我们，凌家姐弟5人，排行老二的凌小云性格要强，1981年就通过修路招工去到南宁闯荡。结束第一段婚姻回到贺州后，凌小云并没有再找单位上班，而是做起了水泥生意。2000年左右，周子雄重新回到地税局上班，趁着撤县建市的机会，贺州正掀起一波建筑高潮。有熟悉这一过程的人士向我们介绍，靠着周子雄在地税局稽查队的关系，凌小云很快就打通了当地最大的几家水泥厂的关系，通过从水泥厂拿水泥再分销给下面的销售商或建筑队，从中赚取差价。

按照上述亲属的分析，凌小云的水泥生意，构成了周家财富的起点。一直到2009年，凌小云的水泥生意做了10年，虽然她没有自己开店，但靠着周子雄广泛的社会关系，无论是上游的厂家还是下游的客户，做起来都算顺利。我们去当地最大的西湾水泥厂打听凌小云的名字，销售科的人员对这个老客户都很熟悉。“少的时候一个月十几吨，多的时候五六十吨，从量上来说属于中等客户，但她一直很稳定。”销售科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领导向我们回忆，“尤其是水泥紧张的时候，别人不好拿货，但她的货基本有保证。”

到了2009年，凌小云让弟弟接手了水泥生意。熟悉这一变故的亲属告诉我们，当时，一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凌小云的水泥生意也遭遇了资金周转困难，她甚至动员自己的弟弟和妹妹都出资相助。当然，更重要的是，她发现了新的生意场。先是在2008年接手了钟山县一个学校工程，紧接着又在2009年拿下了钟山县的廉租房工程。

贺州市下辖的钟山县距市区40多公里，2009年开工的廉租房项目共有两个小区，凌小云拿下了其中一个，约1万平方米的建筑规模。熟悉这一工程的钟山县人士告诉我们，凌小云并没有自己成立房地产公司，而是挂靠当地另一个地产公司名下，虽然廉租房项目利润率不高，但在房地产开发刚刚起步的县城，有政府资金保障的廉租房工程也算抢手。“能够拿下这个工程，周子雄的政府关系肯定帮了大忙。”上述人士透露，“凌小云只负责具体事务，遇到决策或关系打理时，都是周子雄出面。”

从水泥生意到地产工程，不仅是领域转换。凌小云的廉租房项目资金规模超过1000万元，据说先期还利用了一部分银行贷款，后来慢慢滚动发展，其间甚至因为资金紧张还停工了一段时间。现在，钟山县的项目工地上已经没人了，五栋六层高的居民楼已经完工，只等验收。据上述知情人介绍，保守估计这个项目能够带来200万元的收益，而现在与承包商之间还没有结算的工程款只有十几万元，“放在这样一个上千万元的项目上也算不上什么债务”。

钟山县对这位贺州来的老板娘所知甚少，只是偶尔有认识的地产界人士在税务局的纳税大厅里碰到她打个招呼。凌小云嫌聘请的财务人员不得力，大多事务都亲力亲为，“颇有女强人的味道”。除了这些显要的生意外，凌小云还在200多公里外的蒙山县城投资开了一家手机店，平日交给周子雄的大哥和大嫂打理。

当然，相信这些也并非全部。据一位与周家夫妇交往颇多的朋友透露，周子雄为人低调，但“搞钱有些狠”。有关周家财富的变化，他给出的例证是：周家以前买下的一栋楼房，早在2003年周子雄就想卖掉，当时开价28万元，没人要，后来楼市上涨，价格提高到38万元，还是没人要，周子雄不降反升，干脆叫到了50多万元。结果，到2007年盖新房的时候，这栋楼也没有出手，上百万元的新房盖起来，据说周家用光了家底，可没多久凌小云就买了辆QQ车，开了一年又换成了帕萨特，甚至据说还在桂林添置了一套价值过百万元的房子。虽然周家夫妇常常哭穷，说买车的钱是借的，但在如此短时间内，这样的财富积累，在月工资只有2000多元的小城，还是不免显赫。

除了喜欢打麻将，周子雄没有什么爱好，不过，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妻子凌小云也曾无意中跟朋友抱怨过，说周子雄的麻将越打越大，都是50、100块地玩，一晚牌局下来输赢上万块，已经失去单纯的消遣乐趣了。

权力、财富，我们对周家夫妇的探知，或许仅限于此。而对这个小城中产家庭中更为隐秘的感情部分，更是大家困惑的焦点。凌小云几年前曾经向亲属抱怨过周子雄可能在外面有情人，但却一直没有掌握证据，最后事情不了了之。只是最亲密的朋友都了解，“凌小云的夫妻感情和婆媳关系都不太好，温暖只是表面做给人看的”。

小城乱象

有拒绝透露姓名的刑警向我们分析贺州的地理特殊性，“往北进湖南，往东进广东，周围都是山区，自古以来都属交通咽喉，直到现在也是湖南永州人口流向广东时的中转站”。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发展，贺州在广西14个地市中都排名倒数第一，但这里却拥有数量惊人的摩托车。城区大街小巷飞奔的摩托仔，大多是刚刚辍学的毛头小子。

人口构成复杂，多民族聚居，贺州还是全国罕见的多语言多方言地区。全国汉语方言按七大分区，贺州方言中就有其中5种。在这位刑警看来，丰富的矿产资源、流动人口、无业人员与彪悍的民风，构成了贺州社会治安的主要压力，以每年发生的命案数量来说，与其广西最少人口地市的排名并不相称。贺州公安局一份公开材料显示，2009年全市共立刑事案件8351起，破获现行案件2485起，比上年提高了47.92%；共打掉犯罪团伙79个；立命案55起。虽然公安部门公布的命案破案率高达90%多，但这与民众的切身感受并不相符，接受采访的市民，数落起记忆中影响恶劣的命案就有一长串。

这个小城给人的突出印象是乱。由于城区的楼房绝大多数都由个人兴建，每户人家每栋楼房都是一个独立封闭的空间，几乎没有社区管理可言。周子雄家所在的爱民路，邻里之间极少走动，而且它还是城区发生“两抢一盗”最为集中的街道之一。傍晚天还没黑的时候，周围接受采访的居民就再三提醒我们注意背包，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的被抢和被砍事件，已经见怪不怪。最明目张胆的要数5月2日那天晚上，爱民路上集合了十几辆警车，夜晚值班的民警有的没车坐，只好骑摩托车过来。结果，夜里竟有小偷跑来偷起了警察的摩托车，幸亏被坐在警车里的人及时发现追了回来，但盗贼却跑没了影。

5月8日，虽然已经到了“头七”，但亲属们仍然没有机会见到遇害者的遗体。也是在这一天，警方把征集线索的悬赏金从5万元提高到了20万元，人们仍在等待最后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