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里预言：中国三峡大坝将被迫炸掉

半个多世纪以来， 黄万里以学识渊博、观点独到而蜚声中外，更以敢讲真话、仗义执言而在学界独树一帜。从这个意义上说， 黄万里的离世意味着，在国内重大水利工程讨论上，另一种声音的消失

2001年8月27日下午3时5分，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90岁的 黄万里先生溘然而逝。

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着名水利工程专家。自1937年留学归国起，倾毕生心力于国内大江大河治理。

9月4日的追悼会上，他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在国内水利学界，多年来， 黄万里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

中国政府终于向世界承认：三峡工程确实出了问题

他当年的助教回忆说，黄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敢说敢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他都是照说不误，有时可以说是口无遮拦。在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中，这种性格得到了体现。

1957年6月，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前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一位名叫温善章的人提出改修低坝外，只有 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苏联专家的规划，其余的人异口同声，赞成三门峡大坝上马，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研讨会开了10 天， 黄万里参加了7天，也辩论了7天，到最后，会议就成了以他为对象的批判会。

孤身反对三门峡工程，被划为“右派”

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万里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二是所谓“ 圣人出黄河清 ”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在课堂上，他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使人觉得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早在1956年5月，黄万里就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这篇文章刊于《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并收入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1958年4月水利电力部印)。意见书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而不是只在个别问题上持不同意见。 在反右期间，向一个党支部书记提意见就是“反党” 。指名道姓地说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不正确”。光这一句话就够右派了。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这一切不几乎都在黄万里的预见中吗?其实，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说出了关于黄河及泥沙与三门峡大坝问题的科学的真话，可是他被非民主决策击败了，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于是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两洞四管”方案确立。改建的四条钢管于1966年7月投入运用，增建的两个隧洞分别于1967年8月、1968年8月建成，水库淤积开始减缓，排沙能力依然不足，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

事实虽证明真理在黄万里一边，但令人伤心的是，有些人反而迁怒于提出正确意见的黄万里。1961年，黄万里“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文革”中更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
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黄万里的预言来了。我们从这一重大失败中总结教训，可以使我们获得大量思想资源。但传统文化的惯性却导致一些人要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混淆是非，为自己、为大人物、为尊者，文过饰非。

六次上书中央谈三峡问题

1980年2月26日，在度过了22年半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决定只有短短几行，称：“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经历了20多年的冤屈镇压，黄万里仍没学会看政治风向表达学术观点。从上三峡大坝的消息传出后，黄万里就先后给众多国家领导人上书，不遗余力地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

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泸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 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 。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益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

此外，从国防的角度看，大坝建起来后无法确保不被敌袭，也很不安全。黄万里预言：“ 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 ”同时，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分专题公开讨论，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黄万里数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没有答复。

黄万里晚年病重昏迷中仍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2001年8月27日，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黄万里报憾辞世

“圣人出，黄河清”是封建时代的人文思维，带有谶纬迷信色彩，在严肃的科学论证面前，本来上不得台面。但当时的某些参与决策者，竟然将这种腐朽观念奉若神明。苏联专家不会懂得这个掌故，肯定是中国人才会搬出这种错误的人文思维作为武器，为错误的技术思维开路。该工程当时没有问责制，如今要想问责，主要决策者已经不在了，剩下几个技术官僚和科学“泰斗”，在责任上“顾左右而言他”，肉烂嘴不烂。

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通过，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国家机器需要“标准件”，“独立思想者”如黄万里教授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落马，或被弃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选拔上的“精英淘汰制”，这就为好用听话的“标准件”入选创造了条件。经过“文革”对文化、道德的摧残，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现世现报，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在难以逆转的生态灾害形成之后，如何恢复生态，能否拆除这个废物，就成了谁也负责不了的“老大难”。谁又能够想象，将来三峡工程正式退休以后，后代子孙该如何为它老人家送终?

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如今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据三峡工程防汛办提供的气象资料显示， “今年(编者按：指2005年，下同)4月份三峡坝区天气复杂和剧烈变化程度为近50年同期所少见”，请看《中国三峡工程报》的报道：“今年4月三峡坝区气候反常。气温并没随夏季的到来逐渐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4月末平均气温不足12摄氏度，4月中旬周边山区还出了较大范围的降雪，月内有3次降温过程，温差升降剧烈、颠倒错位的现象严重。另外，4月份全月降水量为236.5毫米，破坝区近10年降水量最高纪录，破宜昌地区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纪录。”

三峡库区地质环境复杂，暴雨、洪水频发，自古以来就多滑坡。三峡大坝坝址附近区域为坚硬的花岗岩，向上游则多以碎屑岩、碳酸岩为主,包括侏罗纪遗址的粉砂岩。地质容量、环境容量的天然不足，仅国土资源部查明的滑坡就有2490处。近两年我国南北气候反常，今年重庆地区大雨滂沱，多处发生山体滑坡。这些现象是否与生态上的变异有关，虽有待专家们继续观察论证，恐怕也无须久待。

附录：黄万里的简介

黄万里是着名教育家、革命家黄炎培之子。1937年从美国学成归来，先后在四川、甘肃、东北从事水利建设。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他从黄河实际情况出发，批评苏联专家的规划和设计，反对在三门峡修建大坝。1957年，因发表短篇小说《花丛小语》针砭时弊，被打成右派。黄万里历经磨难，22年后才得以平反昭雪，重返讲台。本书收集资料历时2年完成，力争还原历史、再现黄万里这位中国水利界马寅初陈寅恪式悲剧人物的风貌。

二○○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是黄万里教授去世五周年、八月二十日是九十五岁冥诞的纪念日。黄万里教授反对建设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和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并不是因为他是头长反骨的人，而是源自其水利的基本理念和对中国水资源的正确评价。

没有院士头衔的学科泰斗

在中国，大家都以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现在又有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都是最有学问的人，要是两院院士，那更是了不得了。事实是，在中国，最有学问的科学家，他们都不是院士。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教授，原清华大学水利系黄万里教授，他们都是中国最有学问的科学家，但都没有院士的头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给中国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巨大问题，现在大家都有认识——错批马寅初，“多生几亿人”。当时和马寅初教授有同样意见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但是在政治高压下，能坚持自己观点、敢于说实话的，只有马寅初教授一人。

黄万里教授生前曾说过：“我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书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三十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七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后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一九五七年，黄万里教授舌战群儒七天，反对建设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难道别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就不知道泥沙会在水库淤积这个最简单的道理?黄万里教授被打成右派，失去了教书的权利。一九九二年后，黄万里教授六次给中央领导写信，陈述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永不可建的道理。难道别的科学家就不知道泥沙砾石首先是在水库尾部淤积，会淤塞重庆港，会加大水库的水力坡度，会淹没重庆部分市区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历史已经证明了黄万里教授在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且正在证明着他对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的观点也是正确的。可惜他的正确理论没有因为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彻底失败和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的错误而树立起来，中国政府还在继续错误的水利政策。

在中国，要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有学问还不够，还要讲真话，不怕政治和学术上的打压，坚持反对错误的决策，甚至要冒着生命的危险。马寅初教授和黄万里教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是没有院士头衔的学科泰斗，是斗士，是英雄。

中国水生态环境到如今这个地步的原因

对于黄万里教授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和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的意见，读者了解比较多。对于他的水利理念和水资源的评价，大家了解得比较少。要了解黄万里教授的水利理念，要从中国水生态环境谈起。

中国现在的水生态环境如何?有人曾这样总结过：患水多(洪涝灾害)，患水少(旱灾)，患水脏(污染严重)。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女士重复了这句话，便成为官方的版本。其实水生态环境的现状是：河流正在和已经丧失自我调节能力，湖泊在消失或是丧失自我调节能力，海洋污染严重，地下水过量开采和受严重污染……一句话，水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面临死亡的威胁。

那么中国五十多年前的水生态环境又是如何呢?江曾经说过，他在上海上大学时(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九年)，苏州河的水还是干净的。胡也曾经说过，他小的时候经常在泰州城河里游泳。可见那时的小生态环境比现在好许多。

为什么经历了五十多年后，中国水生态环境会有这样悲惨的结果?原因之一“不听黄万里的话，毁了中国的母亲河”。如今中国水生态环境的现状将危害子孙后代。水利理念的错误，对中国水资源的错误评价，导致了错误的水利措施;错误的水利措施，破坏了水生态系统。中国的水利是江河湖泊开发过度而保护不足。有人把百分之十五作为自然河流开发的上限，英国的水资源学家罗宾.克拉克则认为，自然河流开发程度百分之五——十，不会发生问题。欧洲河流开发程度一般都保持在这个标准之下。中国的河流，开发程度有超过百分之一百的，如黄河、海河、辽河等，开发程度越高，患水多水少水脏的问题就越严重。近年来，在长江的开发速度加快，二○○六年长江被列为世界上受破坏最严重的河流。这种对水资源的掠夺性的开发，来自于“中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个国家之一”的恐慌和对自然的过分要求。

中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个国家之一吗?

在中国，一谈到水资源，就会冒出这样的论点：中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个国家之一。这个论点构成了中国许多水利工程的理论基础，比如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大西线调水工程等等。

什么是水资源?如何计算和评价一个地区的水资源?张光斗先生在《我国水资源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和陈志恺合作)一文中，将水资源定义为该地区降水所形成的地表径流和地下水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中国的水资源为二八一○○亿立方米，总量占世界六分之一。但是按人口、耕地平均，人均占有量是世界的四分之一，亩均占有量是世界的四分之三。根据张光斗先生的这个定义，对中国各河流流域、各省市的水资源进行了计算。这个水资源量的计算也就成为国家众多重要决策的基础。

为了解释这个水资源的定义和计算是错误的，在这里先提两个最简单的问题，请读者思考。第一个问题是，北京和上海比，哪个城市的水资源多?第二个问题是，江苏和新疆比，哪个地区的水资源多?

根据上述定义，北京的水资源总量是四十点八亿立方米，而上海的水资源总量只有二六点九亿立方米，北京的水资源总量比上海多一三点九亿立方米，约是上海的一倍半。北京的人均水资源量为三七五点七立方米，而上海的人均水资源量只有二○一点二立方米，北京的人均水资源比上海多一七四点五立方米，是上海的一点八七倍。新疆的水资源总量是八八二点八亿立方米，而江苏的水资源总量只有三二五点四亿立方米，新疆的水资源总量比江苏多五五七点四亿立方米，约是江苏的二点七二倍。新疆的人均水资源量为五七七三点七立方米，而江苏的人均水资源量只有四八○点九立方米，新疆的人均水资源比江苏多五二九二点八立方米，是江苏的十二倍!(刘昌明、何希吾等：《中国二十一世纪水问题方略》，以上资料为一九九六年数据)